郭金龙：加快创新转型，增强保险业有效供给能力(7月18日)

    《金融时报》消息，2015年,我国实现保费收入2.4万亿元，行业总资产达到12.4万亿元，实现利润2824亿元，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水平。今年以来，保险业发展继续呈现出加速的态势，1至4月，全国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1.4万亿元，同比增长40％。日前,记者就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问题，采访了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保险研究室主任郭金龙博士，他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保险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供给导向特征。供给侧对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影响重大。
    记者：自1979年开展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保险市场。您如何看待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
    郭金龙：我国保险业发展迅速，但目前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仍然相对落后，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亚洲地区平均水平，与发达保险市场差距较大。这表明中国保险市场发展仍然极不充分，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保险业发展中积累的问题逐渐凸显。
    一是中国保费规模持续扩大，居民的有效保障相对不足。从寿险业来看，养老、健康、医疗等保障类险种保费占比较低，理财型寿险保费占比一度高达80％以上，只是近一两年才有所好转。这类产品保障功能低，主要反映了市场的投资理财需求。2014年4月保监会重新定义高现价产品以后，各公司大规模发展高现价业务，传统寿险保费占比大幅提升至33.3％。高现价产品仍然是投资型险种，保险期间较短，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的主要动机是实现财富增值，产品的保障功能较弱。2015年健康险保费同比增长51.87％，在寿险总保费中的占比仅为14.8％。从财险业来看，车险占总保费的比重在70％以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家财险、责任险等险种保费规模仍然较低，这也导致保险在调和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低下，大灾害发生时保险的经济补偿作用较为有限。我国经济社会中暴露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我国保障需求不足有关，由保险承载的社会管理职能作用不足，政府成了包办一切问题的机构，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并不能有效化解所有社会矛盾，也导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化解难度较大，政府自身的社会治理职能未能充分发挥。
    二是保险产品供给量较大，能够满足居民需要的产品不多。保监会报批报备的保险产品数量很多，但在市场上有销路、能形成业务规模的保险产品不多，大量产品不能转化为现实需求，众多产品资源闲置和浪费。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自身优势不明显，消费者真正可选择的保险产品并不多。2013年寿险费率改革之前，由于受费率政策的约束，特别是寿险预定利率与银行利率倒挂，导致保险产品缺乏竞争力。2013年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后，部分公司推出了预定利率更高的产品，降低了保险产品价格，这些产品与香港市场保险产品相比价格仍然偏高，部分消费者将消费需求转向香港等外地市场。2015年内地消费者在香港投保保费达316亿港币，同比增长29.5％，多年保持40％以上的增速，也反映出国内保险产品供给不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国内保险需求外流。我国国内市场保障需求仍然很大，但是由于我国保险供给并没有有效地匹配市场需求，导致保险业发展呈现出表面上相对过剩的局面。在现有的供给体系下，拉动需求的刺激政策难以推动供需平衡，甚至消费者产生更为严重的排斥心理。
    三是保险公司数量众多，创新能力不足，竞争模式较为单一。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寿险公司75家，财险公司73家。我国保费收入主要来源于几家大型保险公司，中小型保险公司市场份额较低，对市场的分割能力较为有限，缺乏核心竞争优势。大型保险公司利用资本、品牌和费用等优势，对市场形成了较强的垄断，这类公司创新动力不足，垄断地位仍然是这类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在过去多年规模导向的监管制度体系下，中小保险公司难以通过创新争取发展优势，整个市场价格竞争较为激烈，难以突破这种循环发展模式，多数中小保险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商车费改试点推行以后，短期内对中小保险公司将造成较大的冲击，部分中小保险公司或将面临退出市场的风险。2015年中小保险公司商车承保亏损面进一步扩大，亏损总额达54亿元。
    四是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不匹配，资产端风险隐患较大。在传统经营模式下，保险公司更多地通过负债管理实现承保盈利。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依赖资产管理实现盈利，由此引发的危机越来越多。2014年保监会重新定义高现价产品以后，中国保险业快速发展，保险业总资产和可运用资产快速资产，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很多资产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市场上出现了“资产荒”和“投资荒”等现象，与保险业负债久期匹配的资产项目不多，投资总需求回落更是加剧了保险业资产负债不匹配的程度，保险市场潜藏着较大的风险，保险资金配置方式需要重新布局。
    记者：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最近强调，保险业要在服务经济社会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再上新台阶。要优化保险供给，提升社会大众的保险“获得感”。您认为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着力点是什么？
    郭金龙：保险业为金融服务业，是以资本为纽带进行经营管理的过程，主要提供保险保障服务支撑，保险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改善方面。保险行业供给侧改革就是提高保险有效供给的效率，通过增加有效供给的方式更好地匹配市场需求，进而推动供需平衡，提高市场效率。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最基础、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经济干预政策也是在遵循市场机制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国际发达保险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程度较大，对增加市场有效供给的作用较强。中国保险业恢复营业以来，保险业发展和保险监管等都是在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尚未建成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导致我国保险供给市场化程度不高，难以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变化。因而，我国保险业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保险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消除保险业供给侧的不合理制度约束，增强保险业市场活力，加快保险业创新转型步伐，提高保险业有效供给能力。
    保险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管理过程，现代保险业的发展赋予保险越来越多的金融属性，使得保险的金融属性功能越来越明显。但是，保险并不完全等同于金融服务，其服务的领域和范畴远超过金融边界，保险可以通过其在风险管理全链条上的作用为市场提供多种综合性服务。国际发达保险市场保险的功能作用范围极为广泛，保险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保险的综合服务能力较强。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仍然局限在传统保险领域，正在向现代保险服务业转化和过渡，保险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保险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和金融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特别是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风险管理功能较弱，主要从事低端收费服务，上级公司的利润考核等指标化约束迫使机构不敢涉足高风险领域，以经营传统低端保险业务为主，这类业务往往竞争过度，获利能力较差，制约了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在这种环境下，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于全面深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完善保险业市场化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升以风险管理和保障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保险业转型发展。
    记者：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郭金龙：第一，深入推进保险产品定价机制改革，建立市场化定价机制。定价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直接、最敏感、最具活力的因素，市场可以通过竞争机制逐渐调整价格，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真实价格。因而，定价机制改革是保险业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着力点。推进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构建以风险费率为基础、市场供求为导向的保险定价机制，可以增强保险公司定价主动权，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变化设计适合市场需求的保险产品，形成真实、有效、规范的产品定价管理机制，既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力，也可以促成有效供给，更好地匹配消费者保险需求。
    第二，完善保险供给主体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构筑优化市场结构的机制。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转变，保险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期，吸引了各路资本抢滩保险市场，争取保险经营牌照或者通过入股的方式控股保险公司，不断有新的保险公司进入保险市场。目前，到保监会排队申请经营牌照的公司多达数百家，社会资本对保险市场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保险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大多数中小保险公司经营情况并不乐观，保险公司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主要专注于价格竞争，差异化程度低，没有形成核心竞争优势，部分保险公司自进入市场以来持续亏损。
    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继续完善保险供给主体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依靠市场机制合理优化和配置资源，形成良性发展环境。一是严格把控市场准入质量关，坚持区域化、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准入原则，鼓励有竞争潜力和资质的资本进入到保险行业，引导市场竞争向差异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二是鼓励部分有条件的风险主体建立自保公司和相互保险公司，积极发展互联网保险公司，建立行业保险、再保险等专业性保险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境内外及新三板市场上市。三是根据《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和《相互保险组织管理暂行办法》，开展专业性保险公司试点和互联网保险公司试点。四是建立多层次的市场退出机制，研究制定保险机构整顿、治理和接管等相关的制度，加快建立区域性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建设，构建优胜劣汰的机制，优化市场竞争环境。
    第三，深入推进保险资金运用政策市场化改革，适应大资管时代发展趋势。利差益是当前我国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盈利的主要来源，利差益主要受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的影响。在当前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基本全部放开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保险资金资产端产品供给改革，继续深化保险资金运用政策市场化改革，增强保险资金获利能力。一是在坚持风险底线的基础上，赋予保险机构更多的投资自主权、选择权和风险判断权，鼓励保险机构创新金融工具，发展股权管理计划、债权管理计划等支持国家重点战略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等。二是不断创新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保险资金运用方式，通过保险私募基金、债股结合和资产集合计划项目等，支持国家“一带一路”项目、科技型小微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等项目，把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凸显出来，特别是信用保险和信贷保证保险的功能。
    第四，构筑风险底线，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减速，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的时代背景下，未来经济发展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保险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在行业内迅速累积，并加强了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我国仍需在保险业风险监管方面深化改革，加强“后端”风险监管，构筑风险底线，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一是强化“偿二代”在风险防控中的核心作用，强化偿付能力的刚性约束，加强保险公司资本充足性监督，通过监管措施倒逼保险企业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完善公司风险治理结构，加强自身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和自查督导机制建设。二是加强保险集团偿付能力监管，强化并表监管。三是尽快完善并推出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制度，科学评选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建立区域性、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资本充足性监管。四是将偿付能力监管与产品监管、机构准入、重大项目保险资金运用信息披露等重要的监管措施进行联动监管，完善监管制度，推进关键环节监管制度建设，探索负面清单监管模式。五是根据“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改革要求，深化监管制度改革，加强过程监管，加强信息披露和监管资源的整合，提高风险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载《金融时报》201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