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从首付贷看居民部门杠杆风险(3月18日)

    据报道，监管部门近期开始重点关注包括首付贷在内的房地产融资风险。所谓首付贷，是指在购房人首付资金不足时，地产中介或金融机构能够为其提供补助资金拆借，用于购房人放大购房杠杆。 
    众所周知，房贷衍生品创新失控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其中的风险值得我们关注。在去杠杆的我国金融体系优化思路下，金融机构、企业部门是重点，政府部门有加有减，而通常认为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良好，还可以适度加杠杆。如与欧美发达国家比，其消费杠杆率水平依然较低，消费金融仍大有前途。但居民部门状况良好的前提，则是房地产这一与大众息息相关的资产不会出现严重问题，因此房地产融资杠杆如失控，则会使得整个金融结构进一步滑向失衡。 
    就金融危机而言，从居民部门进行研究的文献，远少于基于金融机构的视角。例如，近期出版的美国学者阿蒂夫·迈恩和阿米尔·苏非完成的《房债》（House of Debt）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次贷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大衰退，并为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提出了有力的政策建议与方案。 
    就其观点来看，一是从纠缠不清的危机爆发动因中，找到了从家庭债务入手的分析思路，提出了在家庭抵押贷款类债务的不同杠杆支撑下，资产价格泡沫是如何被催生起来的；而在快速衰退过程中，“止赎”的外部性使得泡沫破灭加剧，危机则进一步蔓延。二是探讨了债务对于收入趋势分化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指出“一个金融体系过度依赖债务，那么他将放大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并且，在政府、企业、金融和家庭这几大部门中，与多数学者更关注危机中的其他部门有所不同，《房债》则触及到了家庭债务失控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再分配效应，尤其是发现对房贷负债高的家庭影响更大。三是作者认为债务其实增加了非理性乐观者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而助推价格泡沫的产生，同时他们并不同意多数人所认为的只能通过救助银行、恢复流动性、畅通信贷渠道等方法来应对危机，并指出“信用中介需要论在每一位思考这个问题的思想者中几乎成为广为接受的原则”，以及“银行受损的真实原因就是家庭支出骤减导致的经济衰退。如果我们想要拯救银行，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处理家庭杠杆问题。”四是围绕政府对于衰退的干预，提出了要着眼于怎样有效提高产出和减少失业。作者认为可以探索家庭债务的重组和减免机制，而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并不能替代这些尝试，同时整个金融体系需要更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尤其是以更多的股权融资来替代债务。 
    当首付贷与房地产热潮又汹涌而来，金融创新、普惠金融被等同于“人人负债和搞金融”时，我国也需要反思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安全性问题。 
    一则，当前我国同样面临迫切的去杠杆压力，但是去杠杆与新常态的矛盾混杂在一起，加上不同经济部门的杠杆错配问题，使得现实中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在金融业自身与企业部门强调去杠杆的同时，伴随着股市配资、互联网金融“灰色地带”、场外要素市场与民间理财等种种现象的泛滥，更多的“负面杠杆”开始向家庭部门转移。如此，再加上“全民金融热情”的爆发，会否带来新的风险转移与危机转嫁，甚至在周期波动中引发埃文·费雪在1933年所言的“债务通货紧缩”，最终严重损害经济稳定与公众利益。 
    二则，对于我国监管者来说，金融中介机构的稳健性更加具有系统重要意义，家庭部门往往被缩略成为“存款提供者”或“金融产品服务对象”，在对宏观金融稳定、风险积累、增长与就业等问题进行考量时，家庭金融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着力强调了“共享”发展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能否有效控制家庭部门面临的金融风险、优化金融服务、实现消费者金融主权，使其更好地分享金融改革的成果，就成为现代金融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否则一旦危机爆发，将会给公众带来比欧美更加严重的福利损害。 
    三则，需理性看待金融结构的完善。如《房债》显然寄希望于融资模式的改变，能够缓解危机与动荡，作者认为，“我们相信更多的股权类融资有助于避免痛苦的衰退再次发生，同时有助于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以看到，我国同样面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权衡问题，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也成为当前的重要政策方向。但是仍然有许多困惑值得思考，如：《房债》作者认为“过于便宜”和“存在补贴”的债务造成了杠杆高企，而股权资产的高溢价对此有所缓解，但在我国却面临债务融资的“难”和“贵”问题，加上股权市场的制度不够坚强，则股权替代的逻辑似乎有所不同。再如，直接融资与股权融资的关联，场外股权市场与场内股票市场的权衡，企业、金融机构与居民在股权融资中的利益协调，等等，都使得这一“药方”难以简单拿来使用。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即便在直接融资比重全球领先的美国，学者认为股权融资仍需大力发展，而在资本市场仍在规范和踯躅中前行的我国来说，更需要探索适合国情的股权市场深化之路。 
    总之，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最终还要体现在居民部门的福利改善上，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原来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过于偏重，优先努力解决家庭财税、金融的扭曲与困境，促使其真正成为经济肌体的健康细胞。(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