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多用银行稳增长(3月11日)

    最近西方有人大胆放言，2016年可能会出现金融危机，危机的源头可能是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有关中国出现金融危机或经济崩溃的预言曾出现过多次，但没有一次灵验，这一次我们希望是同样结果。
    依照一般推论，中国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点主要在高杠杆，但同全世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主权债务比率并不高，地方政府负债与地方政府总资产相比，比例也不高。企业负债与自有资本相比有畸高之嫌但与企业总资产相比也不能说是很高。在CPI已回到1时代，PPI已连续46个月下行的准通货紧缩时代，可以说，中国最不担心的就是债务危机，因为万不得已时，完全可以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一次将债务抹平，这就像美国某城市一家专做丰乳肥臀整容手术小店门前的那块广告牌上所言——“在这里，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不担心费雪式债务紧缩式危机这种最坏情况发生，如果考虑到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主导型特点，如果还要努力把年度GDP做到6.6％以上，那么，我们决策层的宏观调控思维也要相应做一些改变。按照传统的逻辑思路，去杠杆就是依靠（1）增加本金（2）减少债务依赖，于是我们提出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目的就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让企业能够更加方便地通过市场增加自有资本，降低对债务融资的依赖程度。显然，这种设想是极其合理的，但这一设想的实现前提是：资本市场发育健康、交易活跃、信息公开透明、在价值发现和市场约束方面能够证明自己作为融资和交易平台的可信性和稳定性。从2015年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实际状况看，理想市场的这些前提根本不存在。我们先是鼓吹改革牛、国家牛，人为制造过度交易繁荣，随后在出现大幅震荡行情后又动用行政力量仓惶救市；在没有搞清中国国情的情况下东施效颦引入所谓熔断机制意在保持市场稳定，没成想却使这种机制成为低成本做空的最大投机机会，结果在短短几天内就宣告停止使用。如果在几个层级的股票市场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先天性发育不良或畸形运作的影子，这样的市场还能成为我们决策层降杠杆战略意图落实的希望所在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较早提出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主张的国家之一。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其政策含义就是不支持虚拟经济也不支持泡沫经济，这是在总结美国次贷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治理心得。这次危机之后，人们更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让资金——无论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还是间接融资渠道——更顺畅地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对产业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一国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有效性反过来也可以用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个国家实体经济的运行结果来检验。从数据对比看，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典型。美国在2008年以后，在政府倡导的再工业化口号下，出现了大量的制造业回流，失业率明显下降，和欧日等经济体比较算是成功复苏的发达经济体。中国在2008年金融海啸袭来时，面对1200万农民工下岗返乡的严峻形势果断推出四万亿强力刺激计划，宏观经济局面虽扭转迅速，但却出现了大量重复建设埋下了产能严重过剩的经济隐患，使得我们这一届的领导集体在执政三年后不得不总结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样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15字宏观调控方略。这个方略在2015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如何施行落实，结果如何还要看2016年以后的工作实践。
    从实际操作角度考虑，中国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还是应以银行为主，这不仅仅是因为间接融资比重远高于直接融资比重，还因为我们的银行作为间接融资主体它们更成熟、更有效。反观直接融资板块，这个领域的机构则狼性十足，做固定收益产品动辄以贿赂审批官员获罪，做股票投资则以短期投机或开老鼠仓为能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几个主要金融板块支持实体经济表现的差异背后，也确实存在现有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的差异。总之，我认为2016年决策层应当更多考虑如何在稳增长和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战略中如何用好银行这一类金融机构的问题，不能再听信一些蹩脚专家的瞎忽悠。
    要用好银行得先为银行松绑。存贷比控制取消后现在还有一个人民银行的合意贷款规模，这是制约限制商业银行满足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的一道紧箍咒。我已多次提建议人民银行取消这个早已不合时宜的合意贷款规模管理办法，但人微言轻。我们的大领导有时也表现出礼贤下士风范请一些所谓专家参加座谈，但这些座谈会常常有向声背实特征。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领域应重新强调调查研究，经济学家应当深入基层，看看实体经济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企业的政策支持诉求有哪些、怎样才能提出一些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改革和发展建议等等。我们应纠正那种空喊口号、崇尚空谈、吹捧领导、报喜不报忧等不良习气。2016年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如果不采取恰当对策，经济形势肯定还相当严峻，所以一定要用好银行，让银行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商业银行体系中也存在大量资金在同业空转的问题，如果仅仅用金融资本逐利特性去解释这种现象就显得过于草率，为什么许多机构在当前形势下缺少放款意愿？在各种体量的商业银行放贷实践中，到底是有意愿欠能力还是有能力缺意愿者居多？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大量统计调研。按一般规律，中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靠存贷利差养活自己，因此，没有哪家正常银行有赚钱机会而偏偏不愿放款。因此，可以推论，许多商业银行有钱不放款而将钱拿到同业，这种行为背后一定有什么体制或制度性原因。我认为，我们监管部门的研究人员应当深入实际对这些问题进行扎实的专题调研，并提出有实效的对策建议。(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银行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