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2016：汇率闯关的考验(2月22日)

    2016年中国经济要闯三关：去产能、去杠杆、汇率更弹性。去产能、去杠杆是政府主动提出要闯的，汇率的弹性和波动可能是被动的，各个方面的条件恶化了，人民币被逼到了这个不得不改革的点。但汇率是所有问题的风暴眼。
    汇率闯关，某种程度相当于把中国经济放在一个更开放的宏观框架下动手术。如果采取更具弹性的汇率，将打消投机者的单边押注，成为经济冲击的吸收器，中国将因此获益。但如何以更具弹性的汇率取代货币盯住？我们可能已经错失平稳过渡的时机。
    一国要想平稳取消盯住汇率波动，唯有在人们对其经济充满信心时着手，让人们相信根据弹性的汇率既可以贬值，也可以升值。我们曾经拥有这样的机会，但当下已不同往日。由此所带来的金融资产联动性的上升远非政策能够从容应对，甚至缺乏基本的心理准备，所以，我们在新框架下看到的是政策顾此失彼，失误明显增多，掌控力的有限性逐步暴露，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某种程度反映的是对政策公信力的重估。
    市场对医疗事故的担心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就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和国际竞争力状况来看，并不支持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在2015年的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不管是不是“合理”，反正市场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人民币还将贬值的预期。
    汇率机制调整有三种选项。1）缓慢爬行贬值，这是一种“且战且退”的渐进贬值，代价是消耗外汇储备；2）换套机制，使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货币（或者参考），什么也不干，放弃干预；3）一次性贬到位，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到达一个市场共识的、甚至是略微低估的水平。
    不管后面怎样进行。第一种方式现在恐怕是越来越难。能拖到美元转弱势或者中国经济动能重新进入上升趋势？这两种情况可能都是小概率事件，美元虽然可能已经完成2014年6月以来的大部分升势，但后期更可能是高位区间震荡（因为欧洲和日本确定性地会加大货币宽松）；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的减速过程恐怕还要经历3年-5年。渐进式贬值会进一步引发市场贬值预期和资本外流，资本市场变量多数情况下是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状态。事实上，现在自愿或不自愿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既想节省子弹，又稳定汇率？但是，之前模糊不清且相互矛盾的宏观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市场情绪崩溃，使得改善贬值预期变得艰难。
    一些市场研究在估算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的结构，比方说外汇储备中还有多少能用的流动性资产；这些年投向中亚、非洲、南美买油、买矿、金援贷款的资金规模；与其他央行签订的货币互换会否成为做空人民币的一种通道？（为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至2015年底估计对外货币互换协议可能接近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我们置换给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人民币被转手卖给了第三方，而第三方将质押来的人民币又转借给了做空人民币的各路对冲基金，则很难避免出现这种结局。）
    之后每个月度外储、结售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公布，都是情绪压力测试。按照每月外储下降1000亿美元的速度，2.8万亿-3万亿美元可能是个心理的大坎，这个坎既是对市场而言，更是对决策者而言。这个压力点极有可能在一季度左右出现。
    第二种制度设计，主要是一些学者的想法。实现清洁浮动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未来目标，但它本身解不了眼下的贬值预期的“急”。全球都风雨飘摇（risk off）的时候，大家肯定是找大腿抱，这个时候，你放弃一个强的，盯住一个弱的，谁相信你不是想释放贬值压力，换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有些学者建议，盯住一篮子货币后再设定一个比较大的浮动交易区间，建立透明干预规则。最终效果很难讲。也可能是相当于把政策容忍的贬值目标的底牌提前告诉了市场，而短期汇率更多由预期所主导（而非基本面），市场可能将扩大交易区间理解为一次性贬值，并将人民币汇率迅速推向新的区间边界。推到边界意味着多空筹码的交换迅速降低，市场流动性降低，有点像熔断，放大汇率的超调。
    第三种需要决策者的勇气和政策把控力，一次性到多少可能取决于拍板的时间。越早可能越主动，下探幅度越浅；但是，如果拖到外储明显无法支持稳定汇率的状态（比方说外储/M2的比例低于10％），就可能会发生预期失控的风险。
    对人民币贬值构成最大影响的是：私人部门（非官方）对外负债头寸1.7万亿美元（根据国际投资头寸表预测的数据）。贬值意味着这部分头寸财务恶化，去美元杠杆，出清资产。如果一次性到位，涉及外债的个体违约会转化成对金融系统信用的冲击。
    但外部债务头寸只占中国全部债务结构中7％-8％。想明白了，其实就是保90％（国内债务），还就是保10％（国外债务）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想不明白，反映到宏观政策上就是，在不可能三角上摆不开，要执行宽松货币政策（抑制实际利率上行，避免债务通缩螺旋上升），资本项又要维持一个自由化的姿态，还试图引导人民币适度有序地贬值（稳定）和弹性增加。这三个政策方向有悖于蒙代尔三元悖论。
    利率和汇率至少在预期层面构成越来越强的逻辑冲突，市场非常强地认为，不能有效释放压力的人民币汇率所导致的资本外流会显著制约央行货币宽松的空间，以至于无法支撑当下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水平。
    央行的态度很大程度强化了逻辑。双降三个月没有任何表示；shibor已经六个月横着不动，央行马骏博士文章强调利率走廊要保持短端利率的稳定，担心降准的信号性过于强烈，可能并不能够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汇率闯关面临极大的智慧考验。
    从局部来讲，也是有道理的。在缺失有效的信用分配机制的情况下，水放下去的确很大可能会加深货币堰塞湖（出现资产配置荒、局部形成一个又一个“泡”），大量资金又流向传统部门（政府项目和地产），而且还有叠加的金融加杠杆效应，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回过头来又会转化为中长期汇率贬值的压力。
    但真正能够解堰塞湖又只有靠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拓展：能够将储蓄通过资本市场创造的各种风险收益结构高效率地转化为实体经济的资产形成（中国经济最大的基本面还是高储蓄）。而繁荣的资本市场又需要宽松流动性预期支持。这是个悖论。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的根源就在于此。
    当然汇率贬值压力不能释放，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复杂国际关系的问题，比方说新兴市场货币竞相贬值（从全球供应链结构看，很多新兴经济体货币事实上是以人民币为锚）；美国人的态度（广义美元指数离其历史高点只有不到5％的高度，人民币若进一步释放兑美元的贬值压力，广义美元指数有可能创历史新高，对于当下比较弱的美国经济动能来讲，是有压力的）；以及中国今年10月要进SDR等等。很难拍板，决策层可能觉得左右都是悬崖。
    但是如果沿第一种路径下拖下去，央行在不可能三角关系中不得不以汇率为重心，某种程度牺牲掉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偏好出现崩坏，全局性信用收缩，占比90％的国内债务肯定保不住，经济最终也会滑入流动性陷阱。
    消解当下资金外流压力的技术选项无非：汇率到位和资本管制。但纯技术上折腾，无论哪种，现实操作中都存在出现比预期更差结果的可能。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要让市场相信，中国还有足够的能力保障债务重组和经济再平衡的平稳进行，把控由此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威胁经济安全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核心。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我为主”打法，只有摆正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心，以利率为重，坚定流动性宽松预期，在汇率和资本项找一个合适的组合，具体讲，适度收紧的资本管制或是必然的现实选择，为汇率在自由市场释放弹性创造时间和空间。
    中国如果能给出有效的降低其尾部风险的信息（僵尸债务重组＋银行资本重组），资本流出和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最终就能稳住。
    概括起来四句话，利率是重心，汇率是结果，三角摆平了，结果不会差。
    “去产能和去杠杆”如果是在一个“肉烂在锅里”的局中去解决，我以为还算清晰。分歧也不大。
    去产能的核心其实是金融坏账处理机制。生产角度去产能相对不难，高炉关掉生产线停了，人员下岗用财政供养，最难的是金融处理，如何将已经僵尸化的债务从信用融资市场剥离出来，停息挂账，进入债务重组清算的程序。债务链不能出危机（谁接盘）。不引起系统性收缩的仍然是资产管理公司分批赎买，资产公司发债需要央行的特殊机制支持，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财政货币化的过程。央行可以支持资产管理公司发行10万亿元特别债，闯去产能的关基本上够了。
    中国目前最有利的条件是：自2009年以后，中央银行的杠杆（央行资产占GDP比例）降下来了，从66％高位回落了近19个百分点，至2015年该比例已经降至47％。这为去杠杆准备了技术性条件。未来如果能进入真正的去杠杆路径，我们应该看到，其他存款性公司（商业金融系统）应该杠杆开始下降，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应该反向运动（扩张）。如此这样一些变化会发生： M2减速；同业资产扩张速度（金融加杠杆）会显著降下来；货币利率下降不再靠央行推动；长端利率进一步下行。
    今年的中央金融会议很大概率会涉及人事、大金融监管架构以及金融风险处置机制，这或是今年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的希望之所在。(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财经》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