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刚：基于中华文化的国际经济理念创新(8月19日)

    中华文化与西方国际经济学的理念差异 
    中华文化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厚重地承载了人类社会的各种认知、经验和感悟；与此相比，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算起仅有239年的历程，因此，二者对人类历史的认知程度、发展经验和复杂关系的感悟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说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还比较注重分工协作的效应从而强调比较利益等话，那么，在1859年11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就被一些西方学者简单地套用到了国际经济社会关系中，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认识，而且使得西方国际经济学理念愈加偏离和谐共存之道。中华文化与西方国际经济学在理念上的差别至少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活动的起点上，西方经济学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为基点，强调人的一切经济活动和行为选择都建立在私利基础之上，这既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内在动机，也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最终落脚点，即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由此，国际经济关系就成为一种争权夺利的关系。与此不同，在中华文化中虽然也重视利益机制，但它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基点，既强调以仁者之心待人，又强调人们在本源上有着向善求善的欲望和追求，有着为他助他的内在冲动和精神；尽管各个人之间的利益存在差别，但在本性上是相近的（即“性相近”）。人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关系，每个人的生存发展都以他人的生存发展为前提，为此，人们之间的互助合作是必然的，共同追求社会福祉为上的目标是一致的。由此，国际经济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互帮互助的关系，利益可各方均沾共享。 
    第二，在经济机制上，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强调充分竞争、有效竞争。将这种理念简单地贯彻到国际经济关系中，也就很容易把经济竞争的对手国视为对抗国或敌对国，采取各种自认为对己有利的国际资源和种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限制乃至完全忽视对手方的合理诉求和经济活动。与此不同，中华文化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应贯彻市场竞争规则，但同时也应重视对手方的合理权益及其诉求，“和为贵”，和能生财，因此，可视竞争对手为合作方、互利方。 
    第三，在运作方式上，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本的力量，把市场竞争转变为资本竞争，市场平等被界定为资本平等，形成了依资本力量决定市场竞争力的机制，为获得市场份额可以“赶尽杀绝”。将这些理念扩展到国际经济关系之中就不免视发展中国家为弱国，利用它们资本短缺的弱点，以资本为打入市场的先导力量，将资本优势转化为定价优势，获得霸权红利。与此相异，中华文化也重视资本的理论和尊重市场机制，但更加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平等首先应是人类之平等，各类主体共存共生，人类的共同发展；市场并非孤立地存在，它的发展受制于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因此，凡事要注意照顾左邻右舍、瞻前顾后、统筹安排，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强调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的“求同存异”。 
    第四，在运作规则上，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适者生存的结果是优者生存，由此，最终的生存者主要由优胜者构成。与此不同，中华文化虽然也强调市场机制，重视争优机制的激励效能，但它建立在多元世界多元主体基础上，将优胜者视为样板和先行者，主张运用优胜机制激励他人，通过相互学习和互帮互带机制，争得共同发展和世界大同。另一方面，并不将优胜作为唯一规则，强调多层次市场有着多层次规则；不同规则适合于不同市场，后发者并非没有成为优胜者的可能，优胜者也很难长期独霸天下，更难永久维持优势地位，因此，应有更多的包容理念和变化发展的理念。 
    第五，在运作结果上，随着优胜理念扩展，唯我正确、唯我是从，优者独尊、优者独享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都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只能是我即世界、世界即我；将这种理念推演到国际经济关系中，一资独霸、一权独霸和一国独霸，以强权经济、强权政治、强权军事作为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商务的基本机制都可能发生。与此相异，中华文化将多元化多极化理念扩展到国际经济领域，强调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通过“求同存异”争得和平发展，创造和谐世界，由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各种问题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利益协调和义利合一等方式来解决。 
    由上不难看出，基于西方经济学基础上的国际经济理念过于简单地贯彻着动物界的进化规则，忽视了人类社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共生要求。与此相比，将中华文化的理念贯彻到国际经济关系之中，更加适合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和平发展之梦，更加有利于处理好各种国际经济关系。 
    中华文化理念在国际经济历史发展中的贯彻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所承认和接受，并载入了包括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宣言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国际性文件，对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重大历史性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了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是中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体现和落实。它打破了西方国家一国独霸、一权独霸的国际理念，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欢迎，推进了国际经济新理念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和平发展为主线，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主要表现在： 
    第一，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2013年1月28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指出：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 2014年3月28日，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熔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 
    第二，走出合作共赢的新路子。2013年6月19日，在接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习近平明确指出：“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2014年4月1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他特别强调说：“中国愿意同欧盟一道，让和平的阳光驱走战争的阴霾，让繁荣的篝火温暖世界经济的春寒，促进全人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2015年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强调说：“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2013年3月25日，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习近平强调说：“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将继续同非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继续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坚定支持非洲国家的正义立场，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2014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说到：“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中阿人民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探索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相互帮助，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丝绸之路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和倡导对话和平。 
    第四，坚持义利合一的价值观。2014年7月4日，在首尔大学的演讲中，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中国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国际关系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不难看出，60多年来，中国在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各种关系中始终贯彻着中华文化理念，强调世界是各国和地区的世界，不是哪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世界；霸权主义可以盛行一时但难以长期持久，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和谐共存应是各国和地区追求的共同目标。 
    “一带一路”贯彻的国际经济关系新理念 
    “一带一路”既是国际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发挥负责任的大国国际义务的产物，还是中华文化贯彻到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产物。首先，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对霸权主义盛行早已心怀不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同时，在受到金融危机强烈冲击之后，美国继续贯彻霸权主义也已感到力不从心。由此，重新审视和调整国际经济社会关系及其规则已成为包括众多欧洲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内在诉求。其次，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不仅打破了唯有西方国家道路属人类经济发展最优模式的神话，而且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挥国际义务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扩展了国际影响力。最后，60多年来，在介入各种国际事务中，以中华文化理念为精神的各项主张已逐步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所认知、认同和接受，成为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原则。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既以中国历史为背景，有着深厚的底蕴，又以亚欧各国和地区的现实诉求为契机，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强调在尊重和维护各国和地区的权益的基础上，以平等、合作、互利和共赢为基本点，以解决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问题为先导内容，是一个共谋和平发展的战略，并将有效改善和提升沿带沿路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受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和支持，重塑国际经济新格局。 
    从中国角度看，“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构想实现了三大突破： 
    第一，它改变了中国外汇使用长期依赖于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债的路径，突破了间接投资的限制，强化了中国在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配置资源的能力。 
    统计数据表明，2000-2014的15年间，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从1655.74亿美元增加到了38430.18亿美元，年度净增额从108.99亿美元增加到5097.26亿美元（2013年）。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资产，在使用中主要用于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债及其他证券，用于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甚低。这种外汇资产的使用方式实际上弱化了中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简要的内在机理是，中国出口产品→获得贸易顺差→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证券→美国等发达国家获得资金→美国等发达国家增大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中国获得外商投资→由外商引致的中国出口能力增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资源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一个落脚地，对中国而言，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仅剩下一个名义上的对外债权数字。“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更多地以直接投资方式投入使用，由此，突破了长期延续的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证券的外汇使用路径依赖，强化了中国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资源配置能力，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跳出了受援国生产能力扩展和福利扩展的旧套路，通过“道路”连接和扩展，提高了受援国的经济社会效率，突破了“特里芬难题”。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跳出了这些国际经济学的矛盾陷阱，它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为先导性抓手。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既有利于提高生产活动、服务活动和消费活动等经济活动的效率，也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运作、文化交流、体育娱乐和城乡居民生活等社会活动的便捷程度，因此，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交通运输条件又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动产”特点，是难以通过外贸等产品流动来解决或增加的，只能在相关国家和地区主权范围内建设。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需要巨额投资且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投资回收期较长，所以，亚洲（乃至世界）的许多国家在这方面长期欠账甚多。“一带一路”通过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带动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缓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燃眉之急，又有利于提高它们的经济社会生活质量，还有利于中国在增强对外投资过程中跳出国际经济学中的上述矛盾陷阱，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睿智之举。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关系连为一体，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为基础，以合作共赢和和谐发展为主旨，突破了西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胜者通吃”、唯利是图和霸权主义的规则，对推进由中国倡导的“尊重对手”、“求同存异”、 “和为贵”、“取长补短”、“以义为先”和“和谐共生”等一系列新思维的落到实处，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理念，促进新型国际经济社会规则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虽由中国提出，但并非仅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更不是“马歇尔计划”的重现，它实际上是相关国家和地区（从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构成看，它甚至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共同的“一带一路”，它的推进和实现也有赖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协作共同努力。要有效地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社会关系新规则，就应重视五个方面举措的付之于行：第一，充分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的主权要求，以平等、合作、互利和共赢为基础，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以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祉为目标，切实有效地解决它们最为关心的利益问题；第二，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先导，充分调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各类投资资金，设立相关金融运作机制，在尊重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第三，以交通（高铁、高速公路和海路等）运输条件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工业、服务业的有效发展，提高就业水平和就业者的技能，促进它们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第四，以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契机，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第五，以关注民生为基础，推进教育、卫生、文化、养老、健康和体育等产业的发展，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