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旭：推进新常态下金融改革，切实保障金融安全(7月25日)

    近日，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和金融统计数据。总体来看，国民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主要经济指标逐步回暖，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
    然而，在宏观经济呈现基本平稳态势的背后，多方面的金融隐忧或金融风险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一是金融偏离实体经济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自去年11月22日重启降息以来，今年又三度降息并两次全面降准及一次定向降准，效果明显——货币市场资金宽裕，7天回购利率运行于2009年以来的低位。然而，货币市场宽裕的资金并未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6.5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5371亿元。而同期GDP增速只有7％，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依然未减。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松货币弱实体”格局。这虽然与我国的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产能过剩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且产能过剩行业对新增资金的过多占用和消耗有关，但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没有得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还没有落实到位。我们知道，金融归根到底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长期偏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即便是快速增长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势必会放大市场主体的杠杆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积累；同时，金融业的发展明显偏离实体经济，也必然导致金融业为实体经济融资的功能降低，从而形成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空转，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却高居不下的格局。其中的风险不可小视。
    二是资本市场剧烈动荡风险。今年6月份股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有关部门实施了全方位的行动。虽然通过多方努力基本达到了目的，但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和代价。尽管对于年轻的中国股票市场来说，市场动荡尚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这无疑再次敲响了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警钟。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对于股票市场（尤其是融资融券背景下的股票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及其风险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全面，在资本市场监管思路、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等方面都还存在缺陷，尤其是在防范和化解资本市场危机的制度建设方面还较为薄弱。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几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急剧膨胀，地方债务风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隐患。在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减速必然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至少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放缓），进而影响其偿债能力，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缩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逐渐上升。当前，如果执行严格的金融规则，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无法依靠“借新还旧”方式进行债务展期。虽然最近一个时期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债务置换和推广PPP项目等，但这些措施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特别是成功化解其中的风险，仍然还存在不确定性。
    四是结构调整中的企业财务风险。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产能过剩企业面临着买方市场的巨大压力，价格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再加上企业普遍存在经营困难，极有可能形成财务风险，而当财务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而形成金融风险。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整体上主要工业企业经营困难，亏损较为严重，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持续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财务风险，必然会影响金融安全和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
    这意味着，防范新常态下的金融风险，切实保障金融安全，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那么，应如何化解这些风险？最根本的办法是着力推进新常态背景下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第一，推进新常态背景下的金融改革，要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那就是建立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通过金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发展潜力、化解潜在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中有进和提质增效升级。这就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把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通过改革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当前，要重点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新老问题叠加等困难和问题，出台金融改革举措。
    第二，推进新常态背景下的金融改革，要兼顾两个方面，即加快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金融改革。其中的关键是，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既系统全面推进金融各个方面的改革，又根据改革举措的轻重缓急、难易程度、推进条件，统筹金融改革推进的步骤和次序，突出阶段性工作重点，把握金融改革的关键环节。
    第三，推进新常态背景下的金融改革，要坚持三种“思维”。一是“新常态”思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动力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金融业以新的姿态应对。以商业银行为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商业银行出现了贷款增速下降、存贷利差收窄、融资总量占比降低、不良贷款反弹加速、监管套利空间缩小等新情况，迫使商业银行必须高度注重资金的周转和效率，更加注重发展中间业务，不断提高竞争能力和综合实力，更加注重金融创新等。因此，就必须有一种“新常态”思维，不断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的大逻辑。二是“法治化”思维。只有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中，金融才能有序、健康地发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金融改革，实现深化改革与法治保障的有机统一，这是新常态对金融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完善并有效实施各项金融法律法规，就成为推进金融改革、实现金融改革目标、落实金融改革措施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重点是要通过法治凝聚金融改革共识、防范化解风险、巩固金融改革成果；坚决厘清市场主体风险控制与市场外部性控制的边界，减少不当、不必要的监管或干预。三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对于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普惠性和包容性水平，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之路，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思想解决了信用评价、无抵押、风险控制、个性化、批量化处理等问题，极大地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难题，让客户能够更便捷、更高效、更低成本地获取金融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是金融理念的变革、金融平台的延伸、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工具的扩展，其发展必将导致金融服务的改进、金融市场的深化、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增强。
    第四，推进新常态背景下的金融改革，要抓住四个“重点”。一是市场化。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是过去我国经济和金融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正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因此，金融改革也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健全金融运行的基本机制——市场机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等；要大力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特别是要下大力气发展债券市场。二是综合化。近些年，金融业综合化经营得到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趋势明显增强，这就要求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三是普惠化。普惠金融的核心是，突破现有的金融风险管理瓶颈，为对社会发展有价值、有贡献的资金需求提供一种公平的融资机会。因此，要通过金融改革，加快建立解决“三农”、中小企业、偏远落后贫困地区客户等弱势群体和领域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机制，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帮助弱势群体充分利用金融资源，提升自身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四是国际化。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实行了多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未来发展目标，对外开放程度将不断扩大。下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推进金融国际化的方向在于：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转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切实保障我国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