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韵：物价适当下跌有助于实现稳增长(3月2日)

    《金融时报》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CPI去年上涨2％，PPI同比下降1.9％。对于CPI和PPI的双双下降，市场态度出现分歧，有人认为中国距离通缩仅一步之遥；也有人认为价格水平的起伏波动本身就是市场实现自我调整的手段，并不一定是坏事。如何判断当前我国的经济态势？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做客本刊，他表示，在相当程度上，价格水平的适度下跌，不仅是对较前过快上涨的反向自我纠正，也是提高有效需求、让供过于求的行业有效地实现去库存、实现正常现金流的重要机制。因此，物价下跌本身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的内在调节机制，相对于通过政府加码投资来达到的“外生”稳增长，要健康得多，更有助于中国经济适度地去房地产化、去投资化、去杠杆化，更有助于实现创新驱动型的结构调整。
    我国目前的物价下跌不属于“费雪紧缩”
    记者：目前我国是否具有“通缩的特征”？
    彭兴韵：尽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中不包含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但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的事实是，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自2012年3月以来连续34月呈负增长，2014年1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4.0％；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2％。PPI已非常接近于1997-2001年通缩的水平。CPI在2011年7月份6.45％达到阶段性的高点后，尽管2014年全年CPI上涨仍为2％，但在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下降到了2％以内，之后2014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5％，低于全球主要国家2％的通胀目标率，远低于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3.5％的调控目标。随着2014年下半年原油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PPI与CPI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可以说，近两年来，中国物价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已经表现出了通缩的一些重要特征。
    根据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通货紧缩往往是新市场、新产业、新发明之后，信贷扩张转向信贷紧缩的产物，这时不仅物价水平下跌，而且实际利率高企，企业倒闭频仍，庞大的人群被迫加入失业大军。我们不妨将同时具有以上特征的物价下跌称作“费雪紧缩”。不言而喻，这是一种非常糟糕而痛苦的通货紧缩。与通胀一样，它是不受政府和老百姓欢迎的。
    但中国现在物价下跌不属于“费雪紧缩”。通胀率持续下降伴随着经济增长率进入新常态，在中国经济已占到全球份额的16％以上的情况下，7.4％左右的增长率仍足以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全球份额、保障老百姓收入水平正常增长。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总量在物价水平的下跌中迭创新高，例如，2014年达到了1322万人的历史最高水平。可接受的经济增长、低通胀率与满意的就业增长，正是政府宏观调控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政府在过去两年里面对增长率下降而保持“定力”没有冒然采取扩张政策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宏观经济局面。
    物价适当下跌能够实现经济自我平衡
    记者：物价下跌对中国稳增长有积极影响吗？
    彭兴韵：正如前面讲到的，物价指数下跌伴随的宏观经济现象要分不同的情况，只要在物价下跌中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这样的物价下跌能够较好地实现经济自我平衡。就中国目前而言，前几年的价格上涨抑制了人们的有效需求，也刺激了一些企业对价格上涨较快行业的过度投资，导致如今的供大于求的局面。例如，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超过了居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也刺激了房地产业投资的过快上涨；钢铁、水泥价格的大幅上涨同样导致一些地方大赶快上地加大钢铁、水泥的投资，结果造成了如今的产能过剩。在相当程度上，价格水平的适度下跌，不仅是对之前过快上涨的反向自我纠正，也是提高有效需求、让供过于求的行业有效地实现去库存、实现正常现金流的重要机制。因此，物价下跌本身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的内在调节机制，相对于通过政府加码投资来达到的“外生”稳增长，要健康得多，更有助于中国经济适度地去房地产化、去投资化、去杠杆化，更有助于实现创新驱动型的结构调整。
    记者：哪些因素促使了中国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
    彭兴韵：中国物价上涨率持续下降固然是多种复杂因素使然。
    第一，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冲击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需求下滑，导致以铜、铝等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这是中国PPI持续34个月负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全球主要国家物价水平变动的共同因素。
    第二，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紧张、国际能源供需结构变化导致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大跌50％以上，进一步带动了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随着美联储逐渐结束量化宽松操作而转入加息周期预期的增强，美元进入了新一轮升值周期，导致全球资本重新回流美国，加剧了以美元计值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作为可贸易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必然传导到国内原材料价格方面。这是近期中国PPI下跌幅度扩大的基本国际因素。
    第三，国内总需求增长率下降，尤其是投资需求下降，减少了对投资品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9年6月份的33.6％下降到了2014年12月份的15.7％；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从2010年5月份的38.2％下降至了2014年12月份的10.5％。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直接减少了对投资品及其相关原材料产品的需求。
    第四，国内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企业非意愿存货上升，去库存化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顺应需求形势的变化而采取降价策略。2013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存货变动与过去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有很大的不同，就反映了企业非意愿存货上升。最近两个月存货增长率出现了下降趋势，表明企业通过降价和减产压缩库存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第五，在货币因素方面，货币供应量中的M1增长率持续下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导致货币流动性结构的趋势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根据央行统计，2014年12月份，虽然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仍然保持在12.2％的可接受水平，但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已下降到了3.2％。M2和M1增长率出现明显分化，使货币流动性结构M1/M2之比从过去35％左右的均值直线式下降到了目前的27％强。根据过去十余年的经验分析，中国货币流动性结构的变化与国内物价指数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当前物价上涨率的下降，是中国货币结构变化在实体经济中的反映。货币结构的变化，既是金融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近两年央行顶住经济增长率下行压力，没有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结果。
    防止物价下跌导致企业现金流出现问题
    记者：您认为是否应该对物价下跌采取更加激进、宽松的政策措施？
    彭兴韵：中国物价指数的持续下跌是发达经济体需求不振、国内供给相对过剩和需求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虽然中国目前的物价指数下跌与日欧有很大区别，综合起来看，当下的宏观经济仍然是不错的表现，但也要防止物价下跌导致企业现金流遇到大麻烦，拖累宏观经济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是资源的净进口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总体是有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的价格的，因而有利于企业的成本控制。况且，国际大宗商品大格下跌，并不是国内政策因素能够完全左右得了的。中国应当着眼于国内的因素来稳定价格水平。这其中，无论稳定价格还是稳定增长，投资仍然具有“定海神针”的作用。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在完善国内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一带一路”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重点装备制造业的“走出去”，为中国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产能过剩的压力。不过，在中国投资率已然很高的情况下，进一步刺激投资的负面效果是不必多言的。
    在中国宏观杠杆率较高的情况下，进一步大规模货币刺激虽在短期内可能对稳增长和防止物价水平的进一步大幅下跌有积极作用，但这会加剧长期金融风险。因此，即便中国稳增长有适度放松货币的要求，但仍然要在短期增长与长期稳定之间取得平衡，这其中，切实实施“松紧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尤其重要。我认为，过去两年里，央行顶住了经济与物价下行的压力，没有“大水漫灌”，为中国经济的调整创造了较好的货币金融条件。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金融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扭曲确实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短期利率过高不仅不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扭曲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
    近来年，资金的“脱实就虚”被广为诟病，表现为中国巨大的货币存量、信贷余额等宏观上的资金面宽松与微观上“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越来越注重“定向调控”，缩短货币传导的链条、疏通货币传导机制。但应当注意到，现在人们一提起这一矛盾现象时，大多习惯性地将问题归结为金融体系，较少从实体经济自身去找原因，这是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在我看来，从金融面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固然重要，但让借款的企业能够专注于自己有创新性、有市场需求的主业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