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2015年的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2月16日)

    一、宏观形势——新常态下新无奈
    2014年统计数据公布后，人们大都认为情况还算差强人意：GDP增长7.4％已超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年同比增长8.3％，广义货币增长12.2％，狭义货币增长3.2％，粮食总产量达60710万吨，比2013年增长0.9％，实现了十一连增。然而，作为经济发展“风向标”，全国社会用电量却只增长3.8％，电力消费增长创下新低，比2013年低3.7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0.2％；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第三产业同比增长6.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2.2％。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用电量增速较2013年下降了3.3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用电量下滑尤为明显，增速仅为3.6％，回落3.4个百分点；轻工业用电量增长4.2％，回落2.1个百分点。用电量变动的趋势与中国经济宏观走势和结构调整的大形势恰好吻合，受治理大气污染和产能过剩的影响，2014年前11个月，钢材、十种有色金属、水泥等高能耗产品的产量增速较2013年同期回落幅度均在10个百分点左右。除了用电量数据外，CPI仅为2％，远低于全年3.5％的目标，PPI更是出现了连续34个月下降，这使国外的一些观察家开始惊呼——“中国已出现通货紧缩苗头”。以上是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简单形势判断，如果像民间所传的那样，考虑到多数地方政府都有谎报军情的毛病，也就是说剔除GDP数据中20％左右的水分，那么，实际GDP增速也许6％还不到。
    有的人可能会说，即使GDP增速不到6％又怎么样了？中央政府指挥棒不是改变了（中央已明确不用GDP增长率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吗？上海市政府也是在全国地方政府中率先提出不在年初确定GDP增长指标吗？据说全国已有50多个县市在仿效上海市政府的做法，不在年初工作规划时确定GDP增速，现在全国上下都在用“新常态”来表达心态，这就是新形势下的新无奈。也就是说，如果宏观调控上不出现革命性变化，2015年的宏观经济仍然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从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说，正在经历由过去高度依赖GDP到现在严重忽略GDP的态度转变。我觉得，这也是目前需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新现象。GDP从此就不重要了吗？当然不是。在现今经济体量下，1个百分点损失就相当于失去6300亿元财富，因此，经济学界应当出现一种理性的声音，对GDP绝不能抱不以为然的态度。
    二、最新动态——发改委狂批项目
    为应对2015年的经济下行压力，发改委已低调狂批七大基建工程包，据媒体推算，投资总额已逾10万亿元，这个数额已达2008年年底为应对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而紧急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两倍半之多。想想也的确颇有意思：北大某教授两年多前首提“克强经济学”概念，并界定“克强经济学”有三大支柱，曰：不刺激、去杠杆、搞改革。近两年来，我们党内的大笔杆子们挖空心思总结出一个新说法——“三期迭加”，即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前期刺激政策”指的就是2008年底推出的4万亿刺激政策。上述种种权威声音言犹在耳，现在就又有令人颇生小巫见大巫之慨的10万亿刺激计划横空出世了。这个2014年年底的10万亿与2008年底的4万亿相比，到底有哪些差别？我粗略想了一下，大致有三点：（1）形势判断差异，2008年底推出4万亿明确以提振内需因应危机为目的，2014年底发改委的10万亿只是“润物细无声”式地应对经济下滑的基建项目储备；（2）领导认同差异，2008年年底的4万亿曾是时任总理温家宝果断决策的骄傲，因此逢会便说以鼓舞士气提振信心，2014年年底的10万亿计划克强总理在公开场合似乎还从未提及，在达沃斯论坛演讲时，克强总理还是说中国不搞大水漫灌，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3）2008年年底中国宏观调控最大的事件不是4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出，而是多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变成了“适度松动的货币政策”的这个货币政策风向标的彻底转变（据说这个历史性提法的发明人是易纲），正是从“稳健”转向“适度松动”才出现了银行系统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投资行为的强力信贷支持，并使得中国GDP增速在2010年一季度一下子就达到两位数。刺激政策由此立竿见影。2009年，在“适度松动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达9.59万亿元，M2增速为27.68％，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实实在在充当了引擎的作用。尽管这个2008年年底的4万亿对产能过剩起到了助推作用，但是，中国通过刺激计划的落实也形成了一大批优良的经济基础设施，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所有这些令国人自豪的东西其源有自，在相当程度上都与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下定决心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有关。
    那么，要想让新近的10万亿也达到2008年年底的4万亿的刺激效果，我们还差什么？
    三、政策调整——财政不小气，货币莫迟钝
    我们之所以信誓旦旦一再声言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因就在于形势判断上出了问题，即低估了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问题的严重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的决策层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外需这驾马车强劲拉动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在“十二五”规划中，我们曾把振兴内需的希望放在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上，但在政策实践中又出现了一些认识盲点，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大头儿总是购房或租房支出，而衣、食、行等支出占比则要小得多，如果我们认定中国在进入中高等收入阶段后也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住房支出成为家庭支出中的大宗支出，那么我们就要在房地产政策上有相应的调整，如果你一方面要提振国内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又对家庭消费支出的最大宗支出——住房支出采取种种抑制甚至是打压政策，那么，提振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大目标就无法实现。另外，即使不提近10年来的房地产打压政策，仅从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年度增速看，近年来基本都是在12％上下波动，即不管你提什么政策口号，消费需求的拓展空间实在不是很大。由此可见，如果外需在人民币贬值背景下也难做大的改观、国内消费需求又无力担当“三驾马车”中的主力，那么，对中国来说，剩下的就只有投资了，也就是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只能由投资这架马车担当。
    主要用投资来拉动经济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家庭及全社会高储蓄率的现实，高储蓄率就应当有高投资，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平衡增长。
    有人可能会说，再加大投资产能过剩现象不是更加严重吗？这个问题很好，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担心。其实投资增加不可怕，关键是投向的把握，如果我们把新增投资投向短板部门和过剩行业产业的压缩、陈旧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节能环保和装备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上，那么，这样投资不是越多越好吗？至于增量资金的配置方向，我们既可以靠“看得见的手”，也可以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其中，财政政策可以用预算投入、补贴资助、差别税率等多种手段来引导社会资本在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我曾在多个会议场合评价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小气，货币政策迟钝”（当然这样说也许有失偏颇），所谓财政政策小气，就是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实践中，财政出钱或用减免税率这种让利手段运用得太少。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企业等微观主体行为与一国的税收税率结构设计关系极大，所以，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当下，要想实现决策层政策设计的理想目标，财政政策别太小气，大大方方出台一些行之有效的新的财税办法至关重要。
    再说点儿“货币政策迟钝”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央行集中了最优秀的一批金融专家，因此，我这里说货币政策迟钝不针对任何人，而且，中国国情大家也知道，人民银行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当局，只有国务院才是起货币当局作用的机构，所以货币政策迟钝问题似乎是在分析一个没有独立作用的中央银行在决策中的窘境问题。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强调坚持所谓的“稳健货币政策”，但细细考查，我们发现在同一稳健口号下，有些年很松有些年又很紧，所谓松紧随意，“小大由之”。这就会给市场造成一些模糊的预期，即，你不知道它到底会出台什么措施，微观主体很难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透明度不够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一大缺陷；二是灵敏度问题，我们虽然口口声声说预调微调，但市场头寸和利率情势已经很严重了，货币政策还常常不见出动作，实体经济部门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还没有出现引导性政策调整，这些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货币政策迟钝”。
    怎样不再迟钝？我相信，央行的官员们比我们一定高明得多，关键是有没有人能够通过一定的形式有效地对有最终决策权的国务院领导施加影响，助其作出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决策。例如，眼下，通货紧缩趋势已越益明显，那就是赶紧说服国务院领导降准降息并放松贷款指标管理，让实体经济获得充分的信贷支持。从2014年数据看，M2增长12.2％，M1增长只有3.2％，在广义货币增长与狭义货币增长之间竟然有9个百分点的缺口，我早就说过只有M1才能形成现实的流动性，因此，这9个百分点的活跃货币缺口，已预示2015年肯定是一个流动性紧缺年。
    货币政策不要迟钝了，赶紧采取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