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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有传递信号的义务(杨涛；7月27日)
http://www.newdu.com 2018/3/17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不久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上海出席全球扶贫大会时称，中国将由实行积极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行中性财政政策。这是否意味着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争论的结束，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媒体和理论界争相传播和评论的焦点。
众多评论认为，中性财政政策的提出，是基于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理性判断，并且把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作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通常来说，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往往会基于不同的角度而得出差异性观点。在此，我们一方面认同财政政策思路转化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另一方面则要指出在此问题背后所隐含的理论和实践误区。
一、财政姿态的缺失影响预期不稳
财政姿态通常被理解为表明政府预算政策对经济活动所具有的扩张性或紧缩性的含义，在财政实践中，它不仅表示政府特定的预算标准，而且被赋予了财政政策模式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某种财政姿态，来表明其在政策方面的基本思路、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
实际上，财政姿态往往是政府有意识地希望个人相信财政政策意图而采取的政策暗示。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提出的“充分就业预算”，并非表达了预算平衡主义的财政思想，而是隐含了对政府既存财政赤字的某种解释。换句话说，充分就业预算的职能是为了说明当经济低于充分就业时，可以接受的财政赤字规模是多少。
在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误区是缺乏稳定、明确的财政姿态。从本质上说，财政姿态的确立，首先需要一套稳定的政策制定和信息传导机制，而这正是中国政府所缺乏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实践来看，无论是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调控目的，政府财政姿态都必须具有明确的内容，通过预算的形式来向社会传递信息，这也是执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之一。而我国由于缺乏这样的机制，因此行政首长的言论往往成为信息的来源，这恰恰反映了政府财政姿态的缺失。此外，目前的“中性”财政政策并没有明确内容，也没有具体措施，这就使我们产生担忧，即在财政因素对经济社会影响日趋增大的情况下，财政姿态的缺失，会导致私人部门财政预期的不稳定或扭曲，进而使政府的实际政策意图存在失效可能，有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
二、概念模糊影响政策准确性
我们所讨论的概念范畴，是对财政政策的“积极”和“中性”的再认识，这直接涉及到财政政策执行的准确性，与传统财政学研究中对“财政本质”等范畴的争论完全不同。
首先，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曾经被中国政府官员认为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前任财政部长当被问及为何采用“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时，回答说：“我觉得在中国，完全讲扩张老百姓一下子接受不了。用一个中性的、中国人特别熟悉的词，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由此我们看到，这一概念的提出，更多考虑了非经济原因。事实上，“积极财政政策”一说，并非国人首创，早在萨缪尔森多年前的文献中，就提到过这个词。事实上，政府的任何政策都是“积极”的，区别在于“积极的作为”与“积极的不作为”，这大概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回头来看，恢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本来面目，将更有利于近几年内财政政策执行的准确性与效果。
其次，既然积极财政的实质是扩张性财政政策，那么从“扩张性财政政策”到所谓“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化，也必须符合现代财政政策理论的一般范畴。按照一般理解，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总需求影响保持中性，不会产生紧缩或扩张效应。它一般要求财政收支平衡，但使财政收支平衡的政策却并非中性财政政策，而是均衡财政政策。因为在均衡财政政策下，政府可以控制预算规模，通过乘数效应来影响总需求。政府提出中性财政政策的意图显然是一方面控制财政赤字，另一方面调整预算结构，这却是均衡财政政策的概念所无法涵盖的。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财政政策意图不可能是“中性”的，那也就无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变，因为政府始终应该有一种“积极作为”的意图。总之，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要求政府应当明确表达政策意图，而不应混淆理论概念与实践认识，避免无谓的额外政策成本。事实上，考虑到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作用，以及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性供求失衡的局面，财政政策定位于“均衡基础上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应该是相对合理的选择，因为这才明确传递了一方面降低财政风险、另一方面利用财政手段来有效地影响经济总量与结构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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