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谨防CPI恐高症(彭兴韵；6月19日)

    宏观调控政策主张被简单地公式化的背后，其实蕴藏着极其复杂的集团利益之争。以这样的立场和心态来积极建言宏观调控的方向和目标，对经济是无益的。真正客观、负责的政策主张不应当只被CPI一叶障目，忽视了其背后相对价格有意义的积极调整。
    我们患上了CPI恐高症？
    在投资的高增长率之外，人们呼吁要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大幅升息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以CPI为代表的物价指数的上升。从2003年初，中国的CPI由负转正之后，到去年底达到了3.2%；今年第一季度的CPI仍达到2.8%，5月份更是跃升到4.4%。按照教材中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的过程——的标准定义，我们无疑正在经历轻微的通货膨胀。CPI的上涨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不仅媒体与一些著名的投资机构口诛笔伐，成天叫嚷负利率吞噬了人们的钱财，需要加息200-300点才能平抑物价和使中国经济软着陆，就连有关部门也似乎患上了CPI恐高症，一再表示中国应当启用价格型的货币调控机制，利率应当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货币紧缩与升息的预期在一步步加剧。
    笔者认为，当前，货币政策这一本来牵涉到经济体系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似乎被简单地公式化、程式化了——物价总水平上升，就应当加息；物价总水平下跌，就应当减息。这一公式化的政策主张模式如此简单，以至于似乎只要懂得了利率和CPI，就可以很从容地为宏观经济把脉开方了。
    笔者想强调的是，被简单地公式化了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张背后，其实蕴藏着极其复杂的集团利益之争。以这样的立场和心态来积极建言宏观调控的方向和目标，对经济、对黎民百姓都是无益的。
    真正客观、负责的政策主张不应当只被CPI一叶障目，忽视了其背后相对价格有意义的积极调整。此轮CPI的上涨主要是由以粮食为代表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较快所至，这是人们的一个共识。以今年第一季度2.8%的CPI为例，据估计，7.1%食品价格上涨率拉动一般物价水平上涨2.4个百分点。自1997年起，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以至于到2003年8月夏收前，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不足1997年价格下落前的2/3。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绝大多数农业产品增产不增收，这种状况竟然持续了7年左右的时间。按有关方面计算，以2003年8月夏收前的价格为基准，粮价在提高了50%以后，才恢复或接近1997年的水平。正是农民收入的增长率长期低于GDP的增长率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我国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启动才更为艰难。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剪刀差”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困绕提高农民收入的老大难。这次粮食价格的上涨正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一个契机，也可以说是我国在近几年持续通货紧缩阴影下的一个意外收获。
    CPI上涨背后相对价格的调整，本来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提供了消费方面的动力。然而，人类喜新厌旧的毛病在对宏观经济问题的思考中也表露无遗，拥有的时候认识不到它的价值，总是失去之后才觉得弥足珍贵。将这一心理情结推衍到观察物价上面，结果就只看到了CPI这个指数的变化，忽略了其背后相对价格的有益调整。在这样的逻辑思路与心理情结作祟下，自然应当升息与紧缩货币，对通货膨胀进行彻底地“治理”。但如果升息与货币紧缩能够很快地达到当局所期望的结果，以农产品价格较快上涨所带动的CPI的适度上升很快被抑制，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一次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良好机遇。城乡居民的不平衡增长，难以保证中国不久不会再度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中国必将为这样的调控措施再次付出代价。
    价格管制并非良药
    人们对负利率、通货膨胀的论争还在耳热之际，控制物价上涨的行政措施也粉墨登场了。
    在四月份消费价格指数达到3.8%后，从今年第二季度起，当一个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月环比超过1%，或者同比累计连续三个月超过4%时，该省应暂停出台提价项目3个月，这样的行政措施出台了。这里的提价项目是指目前仍然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不包括已经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时，对全国各地也不是“一刀切”，只有那些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较多的地区才被要求暂停调价；价格上涨幅度缩小后，仍然允许这些地区调价。对于价格涨幅没有超过“两条调控线”的地区，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仍可以正常调整。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深入到了今天，政府采用了价格管制措施政策至少有几点值得推敲。
    首先，它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似乎不太协调，因为市场化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供求机制在价格决定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行政管制的价格却是完全排斥市场机制在这方面的功效的。
    第二，价格管制会扭曲相对价格体制，抑制了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自然也会损害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无法相信在被管制的价格机制下，能够物尽其用。我们曾深受计算经济的短缺之苦，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摈弃了价格机制的作用。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主体利益激励下，中国人很轻松地就实现了在价格管制之下所不敢想象的从“老三件”到“新三件”的消费结构升级，现在，拥有靓车与豪宅以及其它物质之外的精神上的需求正在逐渐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然而，在人们需求结构升级的时候，价格管制会进一步导致短缺这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又被置之脑后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第三，它对物价稳定的实际效果也值得怀疑。据统计，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算，2002年我国实行政府定价的比重为2.6%，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为1.3%，其余96.1%实行市场调节价，对于实行市场调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企业可以随时根据供求关系调整其生产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既然政府调节的商品价格范围极少，又以价格管制来控制物价的上涨，完全画饼充饥。
    第四，从根本上说，价格管制不是在解决现有的问题，而只是通过行政控制的方式来掩盖已有的问题。价格管制只是使本应该表现为物价上涨的显性通货膨胀，成为商品短缺、人们有钱也买不到自己想要的物品的隐性通货膨胀。而一旦放松价格管制，隐性的通货膨胀就会表现为物价全面上涨的显性通货膨胀。以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通膨率越来越高，于是，尼克松总统实行了三个月的价格管制，起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71年到1972年年中，美国的物价只上涨了3.2%。但由于对价格的管制，例如对鸡肉价格的管制，美国人消费鸡肉的供给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后来，尼克松政府取消价格管制后，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就迅速上升到了11%。
    虽然在美国这样的市场机制高度发达的国家，历史上也曾采取过价格管制方面的措施来稳定物价，但它们的价格管制只是在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且呈加速之势时才被采用的。中国在轻微的通货膨胀、且更多只是相对价格的良性调整时，就仓促出台价格管制措施，但它无疑也向我们宣示，从小的方面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机制仍然很不健全，从大处着眼，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还任重道远。
    财政政策不能袖手旁观
    要控制以CPI来衡量的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了CPI的迅速上升，给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通俗地说，由于CPI的上升，原来可以购买一斤肉的钱，现在只能购买半斤了。这会使那些本来就节衣缩食的低收入者的生活捉襟见肘，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应当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
    宏观调控应当多一点“人文关怀”，不能对贫困者的生活状况置若罔闻。就此而论，无可厚非。但经济发展不能以公平来牺牲效率，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是在追求效率的前提下，通过其它方面的措施来维护公平。在任何时期，单一化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难以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的。
    货币总量控制和价格管制来取代本应由财政转移支付所承担的职能，达不到“人文关怀”的目的。这样的措施，无疑是鸠占鹊巢。
    自此本轮的经济扩张和物价开始上涨的一年多来，一直沉默的财政政策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财政部5月份宣布，财政部正采取措施将预算中已经确定的建设性支出往后推；今后中国将采取中性的财政政策，有保有控，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这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正在切实成为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步骤。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中国经济异常下的宏观调控手段已从单一的货币政策调控逐步转向“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行政手段和中性的财政政策”的组合模式转变。财政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央行货币调控的压力，至少总量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淡出从需求角度抑制了银行信贷资金配套需求，随着贷款投放速度的放缓，货币乘数值也会相应地下降，这有助于央行对货币供应量调控。
    财政政策从台下的观众走上经济异常下宏观调控的大舞台，是宏观经济软着陆和平稳增长、解决结构性问题所期盼已久的。自然地，它一走上舞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尽管它是姗姗来迟。
    当然，实行数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淡出，不应当简单地认为只是财政预算支出总量的减少，而应当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即，政府逐步退出市政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同时，转而配合以粮食为主导的、相对价格的有利调整所带来的CPI的轻微上升，增加对转移支付的力度。既然目前以粮食价格为主导的CPI的轻微上涨，不应当受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抑制，那么，我们就应当在维持目前相对价格调整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职能和作用，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尽量减少粮食价格的上升对这些群体的生活的冲击。这本身也是财政政策的一项基本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