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的关联贷款不能因噎废食(刘煜辉；3月10日)

    关联贷款对于民营银行来说，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2001到2002年，国内城市商业银行正经历经营危机之时，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通过股权多元化方式引入体外资金充实资本金。德隆迂回渗入株洲、南昌、昆明等数家城市商业银行。被德隆事实上控制的这些城商行，也在事实上成为了德隆整个资金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成为了德隆内部的“资金调动中心”的一个从属。短短一两年，非法揽储450亿之巨。可以说，德隆事件成为监管当局对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态度的转折点，整个业内对民营银行的评价开始转向负面。
    2004年，中国银监会针对日益突出的关联贷款问题，出台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办法》就关联交易的认定、审核以及禁止关联交易类型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国银监会还特别规定今后凡是新参股城市商业银行的企业应当书面承诺不从银行谋求股东权益以外的任何利益，各银行应制定严格的关联交易控制制度和办法，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要限期处置，造成损失的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弥补。
    更有学者认为，民营股东关联交易运作手法之隐蔽往往超出了监管层可以监控的范围。民营股东常规的做法是通过直接控制、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取得话语权。其中，所谓间接控制就是民营企业通过其下属企业或关联企业入股城商行，最终实现对银行的控制权。共同控制是指几家企业结成联盟，形成一致行动人，共同参股城商行，并在银行的经营活动中以“一致行动”形成事实上对城商行的控制。重大影响则是指民营企业参股银行后并未取得对银行的人事、财务和经营决策权，但能通过在银行董事会或经营决策机构中派出人员等方式参与决策，并产生重大影响。一时间，民营银行被排除在金融改革的选项之外。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民营银行所产生的关联贷款问题呢？
    首先，无论是间接控制也好，共同控制也罢，关联交易并非民营股东身份所独有，更非银行这类公司所独有，所有的公司，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就有可能会出现关联之类内部人行为。若说关联，某种程度上说，国有银行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关联贷款的问题——国有银行贷给国有企业，风险无法约束，呆坏账不断累积，最后由全体纳税人埋单。据我们调查，民营化进行最彻底的浙江的城商行在这一点上反而做得很好，他们对关联企业的贷款基本上数量很少。我们为什么要治理，不就是要通过设计一种机制形成一种制衡，来消弥这一现象吗。
    其二，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银行治理，监管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包括内治理和外治理，所谓内治理是指股权结构、董事会、独立董事等一系列激励约束的内部组织架构安排；而外治理通常是讲严刑峻法、监管以及外部接管的约束等等。再完备的监管也可能有缺陷，也不可能覆盖到每个角落，我们往往还会看到由于监管过度而伤及公司的内生激励。从国际相关研究看，一个有效率的监管体系必然是，以建立和促进机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风险为主，以加强政府、行业监管为辅的内外制度配套。关联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通过严格的内控制度和外部的监管解决。一句话，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
    其三，入股城商行后，民营股东是否能真正能发挥改善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与地方治理环境相关联，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我们看到当年德隆进入的往往都是一些地方治理不佳、金融生态较差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城商行最初多被当成是地方政府的准财政，已经被侵害到资不抵债、频临破产境地，于是就成了某些民营资本进行灰色交易的猎取目标，通过收买地方政府某些代理人而与之达成合谋，作为大股东的地方政府也失去了制衡的能力。在软预算约束和政府信用担保的情况下，银行实际控制人民营股东掏空行为就在所难免了。
    而在更多的城商行中表现的是问题的另一面，政府股东更乐于把民营资本的进入视作一笔扶危解困的“善款”，而非前来接管的舵手。不愿轻易地将城商行拱手相让、放弃对地方金融资源支配权，即便是在股权结构已然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比如贵阳商行虽然在2001年完成了民营参股的工作，贵州神奇集团、西洋肥业等几家有民营资本背景的企业分别持有近10%的股份，但现有董事会6名成员中，没有一名民营股东的代表。从2002年到2004年4月，作为济南商行的第一大股东，力诺集团在董事会中依然没有其一兵一卒。尽管彼时当地财政所占的股份在第二次增资扩股中被稀释到2.5%，但依然沿用过去的董事会，多数成员都与当地政府有密切的关系。
    无论民营资本参股的意图究竟何在，其作为股东的权利应该得到承认。通过各种牵制力量将其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力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才是解决关联贷款等一系列内部人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