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经济学分析（郑联盛；2月）

    估计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对幸福的追寻便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如果能够吃饱穿暖，那么幸福的愉悦感将油然而生。当我们的祖先学会钻木取火的本领后，天天晚上坐在火堆旁边看着火苗由小到大、由大到小，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烤山羊、喝鸡汤，那是多么的幸福啊。
    在经济学发展起来之后，幸福的论证就没有那么淳朴和纯粹了。我们往往就有了成本、收益以及边际效用等概念，并依此作为理性行为的基础，而这种理性则建立在理性人假说或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其后，马歇尔、庇古、希克斯等经济学家甚至还发展出了福利经济学，用货币单位来衡量效用和福利，并作为人类社会幸福多寡的衡量标准。
    在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福利要增加，一个最为重要的自变量就是收入。从经济学的逻辑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如果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那么幸福就是妄谈。马斯洛需求层次告诉我们，吃饱穿暖等生理需求是人类最重要、最基础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都无法满足，那么最高需求的理想、追求和抱负则无从谈起。从宏观层面，经济增长或者财富增长是一个社会及个人能否幸福的重要基础。
    但是，如果以为财富最多就最幸福，那么就可能过于片面了。不管是全球，还是在中国，最幸福的人群基本都不是生活在收入最高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在2000 多年前就告诉我们，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具有别的理由。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财富只是通往幸福的一个台阶而已，而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当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并不在经济学的逻辑框架之内，更多是一种哲学性的表述。
    在经济学体系不断完善之后，严谨的经济分析亦表明唯物质论是肤浅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基于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来论证经济增长与人类幸福的关系中就发现，经济增长及收入增长并不一定使得快乐增加：一是平均收入的高低与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高收入国家不一定比低收入国家幸福；二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人均收入与平均快乐水平亦没有显著相关性；三是在收入达到一个特定水平之前，幸福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但是过了特定水平之后，这种正相关性在弱化。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是通往幸福之旅的台阶，宏观层面的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只能解释幸福感高低的一部分，“伊斯特林悖论”背后实际上是与幸福的微观层面紧密相关。
    我们个体往往也会以理性思维来追寻幸福。首先，我们会衡量一个事情做与不做的意义，而如果这种意义是正向的，它经常就使得我们幸福感增加，我们亦欣然前行。其次，我们会衡量一件事情的成本和收益，幸福的动力在于成本收益的高低。还有，很多幸福的事情对我们的幸福感影响是递减的。最后，我们的幸福感很多时候是建立在比较或公平的基础上。这种比较往往使人陷入一种极度的郁闷甚至危险之中，电影《东邪西毒》里面有两个经典的句子：“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嫉妒”；“我不会介意其他人怎么看我，我只不过不想别人比我更开心”。
    当然，个体的幸福更多与经济学的框架无关，很多幸福是“不需要理由的”，这是经济学来解释幸福难以成功的根源。人们对不同来源的快乐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收入和财富带来的快乐比较短暂，而非财富和个性化带来的快乐则较为持久。比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我们的心灵。即便是千辛万苦，即便是千里迢迢，西藏朝圣路上依然匍匐着千千万万虔诚的信徒。
    如果说幸福经济学有什么启示的话，对于宏观层面而言，比如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完善公共政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伟大梦想；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宏观因素往往是个体幸福感所无法选择的，微观要素则与健康、信仰、教育、经历、期望以及梦想等相互关联，“接受你不能改变的，改变你能改变的”就成为幸福的微观逻辑和“心灵鸡汤”。用亚当·斯密的两本书来形容走向幸福的逻辑，亦有点贴切：一本是《国富论》，一本是《道德情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