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与反脱钩（郑联盛；1月）

    金融危机之前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被惯称为“牙买加体系”，这个不对称的体系大致可以描述成“中心—外围”共生模式。中心国家是美国，外围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资源输出国等，中心—外围模式形成了商品与资本的双重循环及相关失衡。但是，这种失衡是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分工的表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种“失衡的平衡”。德意志银行杜利等三位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中心—外围相互依存的经济秩序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是“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金融危机之后，“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度出现过“重构”的迹象。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低增长的趋势之中，同时，增长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大幅降低，而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重要性都在提升，呈现出逐渐与中心国家“脱钩”的迹象。“脱钩”和低增长被认为是全球经济体系“新常态”的两大表现形式。
    但是，2011年以来，新兴经济体无法独善其身的状况日益显性化，而且在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下，新兴经济体与美国等的经济联系并没有“脱钩”，却开始进入新一轮风险累积爆发阶段。反而是美国的经济独立性日益增强，贸易逆差缩小，储蓄率上升，能源自给并实现出口，美国出现了与外围经济体“反脱钩”的趋势。
    美国的经济独立性预计将保持较长时间，“反脱钩”或是未来1～2年全球经济体系的一种常态。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具有由下而上的内生增长动能。一是家庭部门和公司部门去杠杆整体十分有效，为美国消费部门的长期增长提供了动能。二是实体经济回归成效显著，出口倍增安排、制造业振兴计划、新能源战略及税收调整，增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房地产部门复苏，2011年中期价格见底后，美国房地产部门价格已经上升20％，拉动了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具有由上而下的政策保障。一是“私人部门风险集中化、集中风险债务化、债务风险货币化”宏观政策框架夯实了增长的政策基础。二是美联储史无前例的低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使得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获得较为扎实的政策基础。三是货币政策及时转向，杜绝了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潜在风险，政策基调已经开始转向，预计2015年中期可能加息。最后是财政政策稳健支持。财政由上而下地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生产、研发、培训等领域的投资，带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对于全球经济和新兴经济体而言，美国经济独立性增强，“反脱钩”可能成为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表征之一。一方面，美国呈现出日益独立发展的态势，资本和产业逐步“回流”，内生增长机制较为完善，对外部需求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美国在TPP和TTIP的框架下，多边贸易投资框架已经被逆转，美国更多从双边出发构筑新型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其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更加独立，对新兴经济体的货物及资本的依赖性在降低，这是在弱化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基础。
    全球分工体系正在进行重构，“分工再造”可能成为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表征之二。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经济秩序发生结构性变迁，对新兴经济体影响巨大。一方面，在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振兴和出口倍增等计划下，制造业等实体部门持续从新兴经济体向美国回归。另一方面，外围经济体作为商品提供者和资源供给者、美国作为消费中心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自我循环系统受到相应的冲击，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依存度有所弱化。
    中心国家美国的政策外溢效应明显，“不对称冲击”是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表征之三。美国政策的外溢效应负面冲击不断呈现，特别是美联储政策退出的风险日益明显，日欧经济增长缺乏需求强劲的外部市场支持，新兴经济体复苏面临出口增速放缓、资本大幅流出、货币价格重估等重大风险。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等重要新兴经济体在过去2年中的经济表现每况日下，未来1～2年将面临重大的经济下滑和金融货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