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中国私有财产保护的三个视窗(4月28日)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次修正案获高票通过，在此次修正案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明确写入了宪法。当时有专家认为，较为普遍的强行拆迁、拖欠农民工工资、非法征占耕地等违法行为，将随着此次宪法修改，而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上遭到禁止。
    然而，两年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在相关方面的明显改观。今天，回过头看中国私有财产的保护历程，我认为有三个“拐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拐点是对有形财产的保护，征地、拆迁都属于这个范畴。这是最原始的财产保护阶段。然而，这个阶段的任务我们至今没有完成，根本表现为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第二个拐点是通过企业任命形式剥夺私人财产所有权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大量的民间创业必须通过“挂靠”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的方式来进行，俗称“戴红帽子”。一旦企业做大做强，惹人眼红，一些国家机关和地方官员仅凭一纸企业负责人的任命书，就将私人财产权利剥夺殆尽。这样的“红帽子后遗症”至今犹存。而在一些行政性垄断的领域，比如教育行业、一些大城市的出租车行业，类似的隐患依然存在。
    第三个拐点是股权阶段。这里有两个大案不能不提。一是被称为“海南第一奇案”的新大洋石油公司案：黄汉民通过诬告陷害，利用海口市公安局副局长丰凯的权力，将海南新大洋石油公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开办人唐开兴、蔡宝银夫妇15年辛苦经营所得价值1.8亿元的企业一夜间换到了自己名下，并通过洗钱将企业资产据为己有。2002年末，丰凯因收受贿赂被逮捕，海口市公安局依法撤销了原来由丰凯主办的错案，以诬告陷害罪对黄汉民进行立案侦查。随后，黄汉民被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2005年8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二审）判决：维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汉民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然而，2005年9月，海南省高院以公函的形式，发函给海口市工商局，要求暂缓办理海南新大洋石油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手续。2005年10月，海南省高院作出对此案的再审决定。此后，受害人蔡宝银、唐开兴夫妇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认为海南省高院再审决定不符和相关法律的再审条件。由此，该案被调至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审查。目前，该案正等待最高院审查结果，但并不影响已生效的二审判决的效力。但据《北京青年报》日前消息说，该案二审阶段审判长李传山，因受海南省高院领导压力，近日已被迫辞职。
    第二个大案是“北京嘉利来股权纠纷案”。1995年1月，香港嘉利来公司与北京二商集团、北京恒业公司合作组建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地产项目。香港嘉利来公司投入1200万美元注册资本，并负责筹措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部分。到2001年，合作公司的地产项目已是“五证齐全”，并完成了开槽、桩基工程、筏基工程和部分前期工程。孰料北京房地产市场骤然升温，香港嘉利来在合作公司60％的股份，市值已达6个亿。香港嘉利来的巨额股权引来多方觊觎，以致风云突变。2001年9月25日，北京二商集团以香港嘉利来出资币种不合约定为由，向有关部门申请更换外方投资者，后者也神速作出627号批复同意更换；然后以仅仅3天的神速，完成了为新公司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发出批准证书和核发营业执照的全部手续。至此，香港嘉利来在合作公司60％的股权，悉数落入他人囊中。
    此案经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过问，国务院、商务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介入，但均遭遇皮球似的反弹，历时整整四载。直到去年9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终裁：确认香港嘉利来是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60％的股东权益。
    有人说，如果抢劫的是需要车载斗装的6亿元财富，那肯定早就惊世骇俗，司法部门也会天网密布，令始作俑者插翅难逃。但因为股权不那么具象，因此，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就特别宽阔、特别隐蔽。
    随着市场经济的势不可挡，中国的私有财产保护要求越来越高，且从具象的实物和金钱走向股权、契约等抽象形式，对社会法治化、信息透明化、权力约束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诚如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在《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一文中所说：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超过印度，那是非常难的事。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制度建设，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