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径源头上优化金融生态发展方向(杜静；5月12日)

    以“路径”丰富优化我国金融生态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为了适应未来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大方向。可以肯定，伴随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的深度开放，金融监管的持续完善，类似资管业务的金融产品、手段和领域一定会大量涌现。为此，市场各类主体要准确把握其精髓，从规范行为选择中促进金融生态健康发展，减少乃至避免因为“路径”属性变异而对金融生态发展方向产生的破坏力，努力实现金融生态与发展方向的一致性。
    这次资管新规落地，市场反应强烈。这既表明资管业务在我国金融生态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说明资管业务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亟待完善之处。这些天来，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市场研究部门，依据资管新规新精神、新原则和新内容，纷纷对标自身情况，从现实与未来、主动与被动、紧迫与充裕等方面作全方位解读。笔者认为，从表象和近期效应看，资管新规解决的是资管业务过程的规范问题，而从实质和长远作用看，资管新规是要优化整体金融生态，以“路径干净”的突破，为金融生态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模式的转换，走过了从缓慢增长到高速度增长两个时期，当下正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在此过程中，金融生态除规模总量快速增加外，结构和质量并不完全适应和充分匹配经济发展的需要，集中表现在金融具体形态（金融产品、手段）与金融生态发展方向的局部矛盾性上。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发展目标，常常因为金融产品、手段运作的不规范甚至属性变异而难以实现。
    大约10年前兴起的资产管理业务，是我国金融生态多样性和丰富化的产物。以金融新产品、新手段和新业务为“路径”，刺破固有的间接融资业务壁垒，增多直接融资业务的空间和链条，改善金融生态结构主要是提高直接融资业务比重，是开办这一业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本来属于直接融资业务性质的资管业务，最终做成了间接融资业务。一方面，资管业务被金融机构中的商业银行主导并衍生变异为另一种形式的间接融资业务。商业银行开展资管业务，从起点上就与这一业务的属性和初衷相矛盾，商业银行或基于扩大传统“存款、贷款、结算”业务的需要，或基于同业竞争的拼杀，或基于规避金融监管的选择，或基于内部绩效考评的压力开展这一业务，并用传统业务（间接融资性质）的原则、精神和手段组织这一业务。另一方面，市场最具活力、最有潜力的主体对象，被错位和过程化所扭曲。对金融机构而言，发展资管业务的关键是主动管理资产能力，谁主动管理资产能力强，谁就能有更多发展机会和生存空间，这是由直接融资业务的共性特征决定的。相比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托、租赁公司，商业银行主动管理资产能力肯定不是最强的，能主导资管业务市场，关键是利用了间接融资业务的众多传统力量，并从改变这一业务的属性中扩展了领地。本来应成为这一市场“主角”的基金、信托公司，随之变成了“跑龙套”。资管业务属性的变异，使决定并影响市场活力的市场对象出现了错位。
    全面分析、系统评判和深入理解这次资管新规的内核，无论对投资人的约束，还是对金融机构的约束，无论对投资用途的要求，还是对操作规程的要求，无论对打破刚性兑付的规定，还是对消除多层嵌套的规定，核心点都在促使资管业务回归直接融资属性本源，让一条被损伤或污染的“路径”干净起来。
    以“路径”丰富优化我国金融生态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为了适应未来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大方向。可以肯定，伴随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的深度开放，金融监管的持续完善，类似资管业务的金融产品、手段和领域一定会大量涌现。为此，市场各类主体要准确把握其精髓，从规范行为选择中促进金融生态健康发展，减少乃至避免因为“路径”属性变异而对金融生态发展方向产生的破坏力。
    无疑，这一过程必须体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并存在的，金融机构行为的任何选择，都必须与配置实体企业的资源相联系，并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因此，要系统和全面地进行金融机构“了解你的客户”和“了解你的业务”的再补课，提高主动管理资产的能力。尤其面对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变化环境，加快客户发展方式、风险管理手段和盈利模式深化的改革转型，增强抵御金融资金“自娱自乐”式交易的自律和自控能力，增多金融机构之间资金重复性交易的成本约束，真正从内在动力、机制保障上扩展金融资金流入实体企业的空间，增多渠道，增强黏性。这是保证金融生态优化过程中“路径干净”的主体内容。
    从本质上说，金融生态的状态和类别，是由以风险偏好不同为主要划分标准形成的分层分类投资人结构所决定的。应该承认，在金融生态优化过程中，我国投资人的分类建设非常薄弱，金融生态变化很快，但投资人本体仍然处在以“无风险收益”为主流的层次和水平上。尤其一些直接融资业务，因投资人风险主体的缺失或模糊，渐渐失去了市场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当下亟须加快投资人教育、引导和培育的步伐，尽早形成投资人分类分层的市场格局。从风险与收益选择的平衡中，形成不同力量的投资人族群，既要在打破“刚性兑付”中，用风险事件和投资损失，直观地教育投资人，又要在改善操作规程、增强信息透明度、公允享有投资收益中，引导和培育不同类别的投资人。这是保证金融生态优化过程中“路径干净”的基础力量。
    我国金融生态中直接融资业务间接融资化的倾向，原因十分复杂，但与金融监管相对粗放紧密相关，个别领域和业务内容上还出现了金融监管的“空白”。同一类业务或产品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监管标准不一致、同一金融机构在不同市场之间监管约束不统一，是当前金融监管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理所当然应成为金融监管精细化的主攻方向。金融监管在由对象监管为主向功能监管并重的转变过程中，尤须坚持监管标准的相对“统一性”，监管内容手段的充分“过程化”，而不是“结果化”。不能让市场形成监管套利的惯性领域和反常“气候”，以致进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因此，力求在鼓励和保护市场创新中，使市场各类主体的要素品质不断优秀并形成合力，是保证金融生态优化过程中“路径干净”的重要支撑。
    一言以蔽之，努力实现金融生态与发展方向的一致性，是“资管新规”给予市场最重要的启示。（载《上海证券报》2018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