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切莫变成“一言堂”(盘和林；5月23日)

    公司法律制度中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思想的实现，在中国还需要一定的过程。
    日前，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沦为“大股东大会”，大股东把持股东大会，搞“一言堂”的情况引起了投资人和媒体界的广泛关注。
    据5月21日媒体报道，2016年度股东大会包括以网络方式参加会议和投票的股东在内，上市公司参会股东数量平均仅为30位。其中，800余家上市公司出席年度股东大会股东人数低于10名。浙江某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甚至出现除大股东外，仅有一位股东现场出席，一位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奇葩现象。
    打破集权主义思想还需要一定过程
    现行《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就分别确立了股东会执掌立法决策权、管理层执掌日常经营权、监事会执掌监督权的三权制衡原则。
    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自古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公民法》和《万民法》几经演化，最终形成了三权制衡的公司法律制度设计，并为我国所借鉴。
    然而，我国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思想根深蒂固。公司法律制度中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思想的实现，在中国还需要一定的过程。此外，1956年到1978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企业收归国有。后来改革开放，出现了一大批民营家族制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存在家长制、一家独大的情况。直到2004年“国九条”的颁布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开启，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们确实也看到，权力的集中可以减少制度运行成本和提高决策效率。商场如战场，商机瞬息万变。存在一个高执行力的领导团队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许多成功的上市公司，它们的权力仍然由精明强干的创始人把持，如万科、阿里、娃哈哈等公司。
    有观点认为，企业创始人通常对其所创立企业拥有强烈的心理所有权，他们像养育孩子一样地哺育这个企业，并造就了企业的性格和文化，他们往往比那些后来的职业经理人更加投入和付出。比如，马云就曾在采访中说，“我坚信不疑的事情是：资本只能是赚取利益，资本家永远是舅舅，你是这个企业的父母，你要掌握这个企业的未来。”而一些动摇企业控制权的事件往往会动摇这个企业发展的稳定性，比如2016年“大娘水饺风波”，“门口的野蛮人”宝能之争等。
    实际上，不仅仅在中国，在重商主义的美国也能看到这样的例子。比如，在2014年Facebook收购Whats App一案中，就通过同股不同权的股权设置保障了扎克伯格团队的控制权。
    现实存在公司中小股东投票参与度不高
    当然，笔者绝非意在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滥用股东权益、侵占上市公司，损害中小股东权益背书。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中小股东也存在着“冷漠的理性”。
    一方面，根据现行投票制度，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对于中小股东而言成本效益是不对等的。他们大可通过“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公司经营的成果，一旦公司面临大股东的非法侵占也可以通过“用脚投票”和法律救济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比如，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就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同时《公司法》还规定了中小股东请求公司回购自己股份的权益。
    另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也越来越重视。比如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出现，深交所、上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颁布和实现。例如股东可以通过交易所的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极为便利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行使自己的权益。
    当然，现实的确也存在一些公司中小股东投票参与度不高等情况。对于公司治理和中小股东保护的问题仍然值得学术界、业界、媒体界进一步关注和讨论。（载《新京报》201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