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支付科技创新有大片前瞻性领域亟待开拓(1月25日)

    我国近年来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创新风风火火，但与支付清算领域的表面繁荣相比，理论研究进展严重滞后于行业和市场发展，这也导致了在政策与实践中难以达成共识，经常陷入各种争议和矛盾。因此，从货币经济学、支付经济学、风险与监管、金融伦理与普惠金融、应用型拓展等多个层面加强支付清算理论研究已变得越来越迫切。
    笔者注意到，近两年大家都在热议数字货币，在理论追溯时，常会谈论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主义，但只是比较古典的初步分析。更有意思的理论线索，则还需回到货币经济学研究主线。按新货币经济学的观点，货币的产生并非自然演进，而是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的必然结果，随着新技术发展，电子货币或许会产生更复杂的影响。
    就海外的研究来看，支付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支付过程中的各种交换机制，既包括代理人完成支付使用的支付工具，也包括银行等金融中介在支付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样的研究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思考现实中的支付安排与变化，究竟背后有没有理论逻辑，是不是靠拍脑袋。
    概而言之，支付经济学主要由三个分支构成：大额支付系统、零售支付系统、结算系统。具体看，一是分析大额交易的模式与参与者行为，包括流动性分析；交易的模式、时间与参与者行为；银行间货币市场；拓扑与网络分析；虚拟场景模拟。二是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规制等因素对零售支付产业的影响，即区分消费者行为类型，分析技术进步和产业规制等因素的影响，提供零售支付领域创新思路。三是通过建模、模拟等方式研究中央结算对手方的行为。
    再进一步分析，在新技术环境下，支付经济学还涌现出众多新的研究视角。
    一是基于制度经济学来考量支付清算的制度安排。这里离不开委托代理机制、交易成本。评价不同制度安全之间的优劣，不能通过碎片化的现象来描述，而需要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支撑。二是支付清算市场当中的产业组织变革。如对于卡组织的平台经济研究，过去有三方模式、四方模式，慢慢我们发现，这些概念似乎已不足以覆盖支付产业链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否符合技术和制度内在变革趋势，是否最终有利于平台经济的多方共赢，同样需要结合中国丰富的实践土壤展开深入研究。三是国家快速支付体系。一方面，可以看到快速支付有助于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润滑度，减少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有时候也要避免夸大。比如，当强调有快速支付、无感支付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和福利时，不能忽视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才是根本因素，况且，还需考虑“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的风险。四是基于博弈论跟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里也有大量有意思的成果，可以应用到商业模式中去。五是基于规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制度规则的适用和完善，以及反垄断，这些也都是研究和实践热点。六是基于技术跟业务自身的研究视角。比如，新技术对金融账户、支付账户体系的冲击，因为账户是支付清算体系的微观基础。再如，技术与业务的标准化。所谓标准化最终为了解决业务互联互通问题。但笔者认为，标准化不是为了消灭非标，非标在整个体系当中需价值重新定位。
    新技术引领支付要素快速变化，究竟是在宏观上增加还是减少了系统性风险，这在未来是需要给监管者提供答案。在微观层面，我们要在支付工具中广泛地应用生物识别技术，究竟有什么风险，这是需要量化的。归纳来看，在新技术环境下，我们衍生出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包括：支付清算体系、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特殊性；新技术放大了风险传递与脆弱性？还是相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国际金融发展和维护金融秩序，避免金融发展中的扭曲和“连带伤害”，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金融伦理问题。世界银行于2018年4月19日曾发布全球普惠金融指数（Global Findex），认为手机和互联网加快了全球金融普惠性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中，移动支付也确实在改善边远地区和农村金融服务过程。从支付工具、组织、市场等不同层面，当前亟待融入普惠金融的研究范式。
    金融科技不仅是为了服务于金融，本质上是为了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产生更多的外溢性。支付是所有交易行为最底层的支持，所以其价值大量体现在支付之外。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金融科技应用场景不仅仅是金融，还可扩展到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例如，在智慧交通发展中，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和新型支付工具，对交通管理、交通运输、公众出行等等交通领域全方面优化，改善交通出行管理与保障能力。在智慧生活建设中，可推动以移动支付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场景拓展，全面融入居民生活与日常需求，提高生活便利性。此外，智慧医疗、智慧社保等场景，也都离不开支付创新的服务和保障，这些都是研究支付科技创新的前瞻性领域。（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上海证券报》2019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