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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龙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保障思想的论述及启示(10月15日)

http://www.newdu.com 2020/10/20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马克思主义的各经典作品中,并未形成一套设计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但通过其对“资本”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问题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思和描述,应可以探索出一道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对解决当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启示。
    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在经济发展、体制建设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一些社会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比如,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仍然存在着覆盖面需要提升,管理体制混乱等相关问题。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紧密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命题,更是一项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制度安排。若未能建立完善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核心,深入地探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保障思想的论述和内涵,有助于指导和引领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马克思主义促进了社会保障的诞生
    在资本主义早期,正是因为看到了广大工人阶级受到剥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成熟和发展。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开展的无产阶级斗争,较为深刻地冲击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即,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虽然马克思主义并未直接孕育出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促进了社会保障的诞生。
    在资本主义摇摇欲坠之际,德国的俾斯麦只好做出一定的让步,施政“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工人阶级的待遇。俾斯麦认为,当以现存国家的统治政权为施政主体,施以一些社会主义中所提出的合理诉求,同时这些诉求是与国家社会制度相一致,就可以使得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所形成的混乱局面得以平息。并且,他认为,若可以使得工人拥有劳动权,并且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那么社会主义人士的诉求就成为了空鸣[1]
    此外,在德国社会保障制度诞生后,英国首相张伯伦效仿德国的措施,被其反对派斥责为“社会主义的”措施。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法》,与俾斯麦的施政纲领基本吻合,通过国家干预、救济贫困等措施,达到其就职演说中所强调的,“不是为绰绰有余者锦上添花,而是为缺衣少穿者雪中送炭”的政治诉求。同样,也是受到政治对手和记者质疑为“社会主义者”。
    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纲领的斗争下所取得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对社会斗争所做出的让步和统治策略的调整,将社会保障作为“消除革命的投资”[2]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保障论述的核心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虽然未在其作品中明确构建过社会保障的概念,但是其关于社会保障的论述和思想,直接穿插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批判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残酷的剥削本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其目的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3]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是调节社会矛盾的客观要求,最终是为了持续榨取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掌握了生产资料和资本,而劳动者因未掌握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身劳动,依附于资本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在此生产关系下,劳动者牺牲自身的大部分利益,甚至健康与生命来完成资本的增值,却未得到应有的回报。资本家为了对冲这一剥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只能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完成一定的补偿,从而维持资本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外部条件-劳动力的供给。
    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社会保障是带有伪装性的,其根本不改变资本的剥削本质,其只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服务的一根拐棍[4]
    (二)马克思关于社会保障思想的论述和构想
    1.马克思指出了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
    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都需要有一定的资金予以支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用“社会总产品”扣除的理论来解释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集体的劳动所得可认为是社会总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应扣除:一是,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二是,用来扩大生产的部分;三是,用来应付各种灾祸或支付不幸事故的保险基金。此外,剩下的总产品是用作消费资料的,这些部分进行分配前,还需扣除如管理费用、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和为丧失劳动力的人群所设立的保障基金[5]
    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在社会总产品中,用来应付各种灾害或支付不幸事故的保险基金、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以及为丧失劳动力的人群所设立的保障基金,都可归属于社会保障基金。
    2.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主体应为国家和政府
    马克思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指出,在未来的社会应该“由管理工人全部生活资料的国家工厂,负责照顾管理丧失劳动力的工人。同时,实行普适的免费的国民教育。”马克思认为,国家应该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体。这是因为在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后,社会的管理理所应当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国家的肩上。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道:“以国家化的形式来推进和实施工人的保险事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所必然的要求”。国家应该是能够保证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真正贯彻下去的最终主体,只有国家通过立法或行政权力所实施的社会保障,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6]
    3.社会保障制度应确保社会公平与正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应该为公平正义。并且,所谓的公平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施以同样的标准。而是,对每一个人的不同需求都要施以同等的关注。[7]此外,公平应该放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去考察,其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最后,应理解到,社会公平是以劳动为依据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每个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劳动也是生产者来体现其应有权力的衡量物,也是社会确立平等的统一衡量工具。社会保障是为确保社会公平而在再分配领域实现公平的举措,是在分配环节对公平的最后保障。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不鼓励劳动者积极地去参与劳动,保障各劳动者所拥有的最基本的劳动权利,在生产这个环节确立社会公平,为满足“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奠定基础,也要运用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的需要,从而确保社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保障社会高质量的、有机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经历了萌芽、调整和改革阶段,到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应该说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十八大以后,更着重凸显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更为明确地指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地位和意义。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程的又一里程碑。但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各类问题及变化,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可以通过继承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保障思想的论述,结合目前社会经济宏观环境,不断寻求解决之道。
    目前,社会保障机制运行状况整体平稳良好。但是,也应警惕在未来老龄化社会的迅速演变中,人口红利的消退、新增长动力可能匮乏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可能面对巨大缺口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为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只有物质财富达到极大的丰富,才为公平的分配方式创造可能。换句话说,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水平由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因此,要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紧密的结合起来,为马克思所言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物质基础提供保障。
    在这个过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国家为主体,扭转资本剥削的本质,通过制约、驾驭资本,使其资本增值的逻辑更好地服务于民生发展[8],更好地补充和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初次分配不完善的地方,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一些再分配手段,纠正资本增值逻辑所引导下的社会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保障民生。  
    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马克思主义强调和坚持实事求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不能局限于所谓的经验与历史规律,更不可生搬硬套西方的社会保障模式。目前,世界上有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有社会保险模式、国家保险模式、强制储蓄模式等。一般而言,社会保障模式由政府主导建立,而又由于政府角色的作用机制不同而产生差异。但是,目前并没有一种模式是完美和普适的。对于中国而言,要根据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特有的社会特点和文化环境,再考虑人口、经济、生产力水平等宏观因素,建设和完善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和制度。(作者:郭金龙、孙弗为;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怡,宋军.对西方和马克思社会保障理论的现代诠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2] 查尔斯·多内尔·哈森:《1815 年以来的欧洲》,德国纳布出版社,2011年.
    [3] 王庆丰:《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3 年第1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3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6;678.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0;21.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8.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77.
    [10]徐瑞仙,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时代意义探究[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11]许飞琼,论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时代意义[J],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3期.
    [12]徐瑞仙,童星.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3卷第4期.
    [13] 尧婕,王红光.论马克思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2月.
    


    [1] 查尔斯·多内尔·哈森:《1815 年以来的欧洲》,德国纳布出版社,2011 年,第 292 页。
    [2] 王庆丰:《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3 年第 1 期。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03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 160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61-362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06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
    [8] 王庆丰:《超越“资本的文明”:“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道路》,《社会科学辑刊》201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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