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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大学生助学贷款一度出现了很高的违约率，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解释助学贷款为何出现高违约率。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个人决策受到社会资本的显著影响。本文通过模型分析了群体环境对借款者个人行为的影响，证明了高违约率的发生是由于大学生中间社会资本的缺乏。本文还论证了学生家庭所在的社区所拥有的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它能够对借款人形成较强的约束，从而更多地利用生源地贷款的方式能有效降低助学贷款违约率。
关键词：助学贷款违约 社会资本
一、引言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就开始实行针对贫困大学生的贷款助学制度，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使大量的贫困大学生通过助学贷款完成了学业，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但是这一措施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每年总有一定比例的受助学生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据新华网2014年报道，西南某省助学贷款违约率达24%，违约率在40%以上的高校有24所。个别高校违约率高达70%-80%，有些高校面临“停贷”的风险[1]。对此，高校采取了各种措施对违约学生进行处罚，例如处以高昂的罚金，扣押毕业证书，通过网络发布违约者的“黑名单”，但是这些手段的效果却都十分有效。许多分析将助学贷款违约率过高的原因归结为大学生的信用状况太差[2][3]。根据这种认识，建立征信体制是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但是这属于中长期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完善，短期内很难收效。
社会资本可以用于缓解这种信用不足的情况。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信息的流动，共同的规范可以克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4]。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我国农村有很大比例的信用贷款并不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似乎这种贷款风险很高，但它却能有效地控制风险，保持较低的违约率，保持健康发展。其中的关键是它较好地利用了农村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到的信息[5][6]。我国的助学贷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高校发放，一种是生源地贷款。理论上，生源地贷款能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本，发挥其监督作用，约束借款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违约。
本文试图通过社会资本和个体行为选择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大学生助学贷款的高违约率。在个人的行为选择中，社会资本代表了个人决策所面临的环境，它既是所有个体决策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着个体的决策，这种可以解释大学生助学贷款的高违约率。
助学贷款高违约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生群体中缺乏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就是关于个人偏好、信用和风险特征的信息。如果一个借款人群体中这种信息相对充分，并且贷款人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信息，针对该群体的贷款的违约率就较低的贷款，相反，针对缺乏这种信息的群体的贷款就较难避免高违约率的出现。由于家庭所在的社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它能够对家庭构成较强的约束，生源地贷款可以充分地利用这种条件，有效降低助学贷款的违约率。
本文接下来的一节介绍由加里·贝克提出的一个在效用最大化框架下考察社会资本的模型，其中社会资本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性[7]。在此互补性思想的基础上，本文第三节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助学贷款高违约率的发生做出解释，第四节探讨了如何利用社会资本来降低违约率。
二、效用分析中的社会资本
(一) 社会资本和个人行为之间的互补性
人的行为选择通常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因而作为对资源约束下人的选择行为的研究的经济学，就不能对个人选择中环境的影响习焉不察。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以及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在社会学、心理学中被重视的社会群体的行动特征、群体心理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也被纳入了经济分析之中，社会资本正是通过这些因素影响个人的行为。引入社会资本能更好地解释特定情形下人的行为及其变化。
互补性是社会资本影响人的行为的一种方式，和在生产函数中所运用的互补性关系类似，社会资本的存量会对消费的边际效用产生或正或负影响。例如，当一个劳动者与他人合作生产某种商品时，如果他的合作者具有较高的技能，则他的技能提高就能在边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劳动者的整体技能水平比较低，则个人的技能提高带来的社会回报和个人回报均比较低。由于个人技能和所有劳动者整体机能之间存在互补性，劳动者的整体技能水平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会对个人技能的回报以及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训练的激励产生非常强的影响 [8]。
当这种互补性极强的时候，个人的选择就被社会资本的状况所主导，例如，一个人在行路时是选择靠左走还是靠右走是相对于“顺利达到目的地” 这个“产出”而言的一种“投入”决策，个人的理性选择就是按照与他人一致的方式行走。
（二）效用最大化框架下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
在对人的消费行为的分析中，通常并没有对效用函数的稳定性做出确切的说明，如果个人做出选择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在物品价格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量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一个年轻人是否吸烟的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他周围的年轻人是否也吸烟，这意味着环境，即和他交往的人群的行为的变化会改变他的效用函数，或者说他的效用函数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效用函数是不稳定的，而“环境”往往容易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利用原有的效用函数分析新的环境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无异于刻舟求剑，就不再是刻画理性人选择性行为的合理途径。
加里·贝克认为，将代表社会环境的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得到一个稳定的效用函数，就可以克服上述困难。以下对贝克的模型加以介绍，假设稳定的个人效用函数为：
x为个人消费选择集合中的一种商品，S为社会资本存量，即这个人所处群体中所有个人对商品x消费量的总和，y为参数。其中S即“环境”的外生变化会改变效用函数的自变量而非效用函数本身，换言之，U是一个稳定的效用函数。
预算约束为：
（其中商品y的价格为1） 在此约束条件下求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 令y不变，对上式求全微分:
这意味着：如果S的外生增加使得x的边际效用相对于经过价格调整的y的边际效用增加，则它会导致对x的需求增加。
具体到前述例子，当群体中吸烟者比例增加或者人均的吸烟量增加时，个体的吸烟量也会随之增加，这是由于他个人的吸烟量和群体吸烟量之间存在互补性，他是否吸烟也就是最大化这个稳定的效用函数的解，这与没有将群体吸烟者比例纳入效用函数得到的最大化解不同。可见，通过假设存在这样的稳定效用函数，社会资本（群体中吸烟者的比例）对个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就可以被纳入效用分析。
个人在决定其消费量时，是将群体消费量作为外生变量的。当每个人按照群体的消费量决定了自己的消费量时，这些个体的消费量的总和亦即群体的消费量也被决定下来。个人的自觉选择“无意识”地决定了群体的消费量，亦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量在初始条件的下的低水平会导致均衡社会资本存量的低水平，同时人均消费量也处于低水平，反之亦然。当个人消费量和群体消费量之间的互补性足够强时，会导致产品市场的不稳定和多重均衡的出现。
三、对违约扩散机制的模型解释
在针对大学生的助学贷款中，违约本身存在着一种“传染扩散”机制。由于追还欠款的成本过高，那些暂时还不起款的毕业生往往能起到一种很强的负面的示范效应，本来有能力还款的人看到他人违约后并未收到惩罚，他们也会选择拖欠贷款。一旦违约的人数足够多，而银行和高校无法有效的追究法律其责任，违约的成本就大为降低，违约者群体就像是采取了一种“集体行动”。
以下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这种导致贷款高违约率的扩散机制。假设某人已经获得了一笔数量为A的贷款，他所处的群体中借款者人数为N，他在做出还款还是违约的决定时该群体中已经有数量为的人违约，违约者被银行追回后会被处以相对于贷款额比例为c的罚金；借款人违约后被银行追回的概率为p，若是违约未被追回，个人可获得全部贷款额A的收益，假设借款人在决策中会做如下考虑：
对特定的借款人而言，全部借款人中违约人数越大，银行追索并进行处罚就越为困难，从而该借款人违约被银行成功追究并受处罚的概率p就越小，为了便于分析，直接假定符合以上关系的p为：
这意味着如果当前没有人违约，新出现的违约者被追究的概率为1，而当所有其他人的都违约时，个人违约被追究的概率为0。不失一般性，我们只分析k=1时的情况，记
为当前违约率，显然它是作为个人决策条件的外生变量出现的。 借款人在已知的当前违约率为
的条件下，采取违约行为的预期收益为: 
这里假定违约者被追究受到唯一的惩罚是处以罚金，没有考虑这会降低他的信誉度，今后无法获得其他信用的可能，这是模型与现实相悖之处。模型还忽略了其他因素，银行对违约者的处罚可能不仅仅是处以一定比例的罚金，不过事实是在助学贷款的实施中，银行所能采用的处罚手段确实有限，此外银行的追索能力随违约率变动的函数形式可能并不是像模型中所规定的那样简单。但对于助学贷款而言，追索并施以处罚的难度的确是随着违约率的上升而增大，
学生还款的动机受到这种关系的支配是十分明显的。个人的决策受到他人的强烈影响，“别人拖欠贷款，则我也拖欠，拖欠的人数越多，则我拖欠被处罚的危险性越小”。这种搭便车的心理在学生决策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正是模型所要突出的一个特征。
四、利用社区纽带降低违约风险
社会资本的积累来源于人们长期的互动交往，在一个流动性较强的社会，人们的交往对象越多，越是容易变动，就越难把对他人的信用状况的判断加以重复利用。那些信用较差的人可以在某一个地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然后又到另一个地方进行采取同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很难引起戒备。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减弱了对不守信用者的惩罚能力。相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交往的对象相对固定，这促使每一个人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声誉。[8]若今天，两个主体A和B发生了一次委托代理关系并且是A其中的代理人，如果A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了对方利益，他很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又必须与B合作并且是另一次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人，那么B也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使A的利益受到损害。即使A不再与B发生委托代理关系，A的机会主义行为会被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获知，如果这个群体是相对稳定的，A的恶劣声誉将使他今后很难找到合作者。这种情形本身会对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形成约束，维护声誉的动机使他们不敢轻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在上述约束机制中，关于每一成员的行为方式的信息能够被群体成员能广泛获知，同时成员活动交往的对象相对固定是重要的。在传统的社会中，这些条件都是具备的，所以上述约束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虽然今天的农村社会早已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流动性、开放性大为增强，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它保留了上述传统社会的特征，由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社会资本对个人的约束依然存在，并且可资利用。相比之下，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群体，则缺乏上述特点，因而无法为约束机会主义者的违约行为提供条件。
利用社会资本解决信任问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农村信用社对借款人行为的约束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第一，农村居民的居住相对稳定，长期生活在一个村庄，村民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较多，村庄内居民之间在经济交往中可以获得关于对方的信息。一般来说农村信用社每一个村庄都设有乡村信贷员，这些信贷员对本村居民的生产活动、信用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例如某个借款人是否喜欢冒险，从事商业或生产经营活动的才能如何，这些关系到贷款能否顺利收回的重要因素在村庄内是相对公开的信息，也是信贷员可以获得的，是信用社贷款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对借款人行为进行监督的主要途径。
第二，村民之间的联系天然的形成了对违约者的有效惩罚机制。如果一个农村家庭在村庄内失去信誉，此后他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无法再次获得贷款，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居民不愿与之合作所带来的不便和损失，因此家庭违约的机会成本较高，具有较强的按期履约还款的动机。
五、结论
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人际的互动之间，增加对彼此信息的了解，这些信息有助于形成声誉机制来约束人的行为，减少机会主义。在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复发生的，声誉对一个人未来与他人的合作非常重要。因而熟人社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存量。
本文对个人行为的和群体环境的关系作了阐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这是社会资本影响个人行为的一种机制。本文利用个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模型，分析了在助学贷款中借款人是否会违约的条件。结果证明了，当群体中违约者人数比例超过某个临界水平时，个人会选择违约。这也意味着违约行为存在一种传染机制，进一步来说，大学生助学贷款之所以会发生很高的违约率，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群体中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相反地，在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存量较高，能有效降低贷款的违约率。
本文的分析表明，从贷款给学生，转变为生源地贷款，能减低贷款违约率，主要的原因在于生源地贷款能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本，对借款人形成严格约束。特别是在农村，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村庄内居民之间形成了大量重要的社会资本，如果贷款人能够利用好家庭生活的社区中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就有能大大降低贷款的违约风险。大学生作为借款人即使毕业之后离开其大学所在地，仍然有很强的动机还款。
生源地贷款在某些地区的实践中已经收到了较好的成效[9]。大约在2001到2004年间，生源地贷款在很多地区都有较快地增加，但此后的发展似乎比较缓慢。截至2009年10月底,我国助学贷款共放贷468亿元,当年全国共审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62.2万人,合同金额46.1亿元,分别占当年国家助学贷款的60.8%和53%[10]。可见，生源地贷款已经有了较大的规模，但依然有增加的空间。目前关于生源地贷款的可行性也还有一些争议。中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上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些研究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不够完善[11] [12]。如能在具体操作上加以完善，生源地贷款比重增加将能有效地降低助学贷款违约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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