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研讨会”综述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在向纵深推进，中国区域经济也正在经历大布局、大棋局、大格局。如何关注和积极投入这次历史变迁中，并及时给予理论解读和诠释，是理论工作和学术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基于此，2014年10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在河北工业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0多名学者、师生汇聚河北工业大学，围绕区域理论与发展、新型城镇化、京津冀及其他区域发展等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专家以我国改革纵深推进为背景，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探讨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专家们既着眼于“区域理论与发展”等理论层面问题，又关注“新型城镇化”、“京津冀及其他区域发展”等现实问题，既注重短期经济稳定发展，又谋划经济长期可持续繁荣，对破解实施我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内生增长动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等命题给出了有力诠释。
      一、 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新动态与实践新常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区域化、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迁过程中，贸易开放、资本流动、金融创新、新技术等特征较为明显，相应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呈现出新的进展，成为本次研讨会重点关注与讨论的问题之一。与会专家针对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及相应的空间经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等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成果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针对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的新形势，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常态及新格局”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陈耀教授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常态，认为当前区域发展对新常态在增长速度、增长动力、资源环境、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不适应，指出区域新常态特点为：增速在换挡，但不同区域增速有别；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但比较优势有别；经济增长动力在改变，但能力等级有别。我们要认识到区域发展的这种新常态，并且在发展中要积极地去适应、接受新常态，可以从以下方面思考：准确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坚持科学发展的硬道理，在全国一盘棋中区域定位谋略，在改革创新中获得新动力，积极争取先行先试的改革探索。周立群教授透过区域发展大棋局视角，指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正发生着变迁，中国区域进入新一轮布局和发展周期，五个全新问题值得关注与探索，着重强调了“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性；基于此背景，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做好定位、换位、错位、抢位发展。其中，天津属于后发城市，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三高”（高投资、高集聚、高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需要通过区域合作为天津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探索发展新路径。
    基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尤其对正处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来说，空间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安虎森教授在总结美国经验基础上，通过定量模型，探讨了服务业如何从劳动力、空间集群的两轮挤出制造业，实现服务业在大城市集聚及制造业周边转移扩散，最终形成新的产业布局的空间格局；该成果给当前处于经济结构转化时期的中国提供了解释经济增长和结构演进的基本机制，为进一步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提供了参考。沈体雁、齐子翔等通过对企业选址与开发区招商设计双边匹配的机制，将厂商决策的单边搜寻行为变为市场与政府的双边匹配过程，有助于创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职能有机统一的格局，助力产业有序转移，为化解我国产能过剩以及重复建设等经济顽疾提供了有效路径。陈涵波、杨开忠借助异质性企业理论研究了不同企业在城市内部空间的生产区位选择机制，细化了对空间结构的研究。姚鹏、孙久文利用空间杜宾增长模型（SDM）测算了贸易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解析了贸易开放程度通过空间相关关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金融业应当如何跟进，如何发挥金融的先导作用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又一焦点。李媛媛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依托，探析了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直接与间接影响路径，并针对各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该研究符合中国当期经济运行实际情况，为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中实现产融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胡华将金融部门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金融部门、资源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全面阐释了资源诅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与会专家还重点关注了农村金融问题。赵洪丹、朱显平在保证长周期的同时，分阶段将中国经济改革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变量引入分析，比较不同制度环境下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绩效，该研究综合考虑了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并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手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与财政的关系，分析视角较为全面。何永清通过对农村金融普惠水平进行测度发现了能够较好体现其水平的指标为金融机构网点数、从业人员数、人均贷款额和有效账户数，有助于推动普惠金融的建设。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内生增长也是我国经济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王小华、温涛教授从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尤其是破解农村居民消费困境入手，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及其演化规律进行了跨时期分析，探析了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差异的根源，指出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是撬动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杠杆，这为我国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推高增长和保增长提供了新的思路及发展策略。刘晓光重新审视二元经济转型中的劳动力转移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引入带有基础设施的二元经济模型框架，分析基础设施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基础设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为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渠道，这意味着对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在发展中经济体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也有了新的期待。
    此外，与会专家中韩国学者通过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分析，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治国经验与启示。金勇俊教授认为中韩经济发展因素及发展问题相似，影响中国经济持久增长与稳定的问题为：收入差距、内需萎缩、高耗能产业结构、过分依赖外资、金融问题及腐败问题，甚至还存在体制问题等，指出中国经济要想长期稳定发展，需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即政府主导转换成民营经济推进，投资推进型转型为消费推进型，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过渡，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谐成长的经济。张锡柱教授在说明创业过程中知识重要性的同时，指出下一代发展较快的产业有：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教育与培训、生物技术、健康保健、旅游与休闲、软件行业等。他为扩大中国就业岗位的创业振兴方案提供了相应建议：提高基础设施；提倡革新创业、青年创业、地方创业；构建一体化服务等。
    二、 新型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源泉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本次会议关注与讨论的热点与重点问题之一。与会专家不仅关注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运行模式为主题进行分析与讨论，还关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制度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培训、乡村文化等问题。
    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城镇化理论的基本约束条件、研究范围和评价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为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铺开找到理论和政策依据，体现城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会专家从不同层面上展开了讨论。在宏观层面上，吴垠副教授认为传统城镇化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遭遇刘易斯拐点期的现实，将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理论和城镇化理论结合在一起思考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理论、模式、政策，为当前城镇化建设和“中国梦”城市篇章的实现提供了新的视角或思路。在微观层面上，李峰、张贵教授以天津市城镇化模式为例，系统概览了天津市农村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探索历程，探析了城镇化路径与内在逻辑，将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宅基地换房”是城镇化的制度红利和战略起始点；“三区联动”是城镇化的深化阶段与特色路径；“三改一化”是城乡统筹的深化与转型阶段；“城镇金融”和“智慧华明”则是避免“弱质”城镇化，提升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路径，可以为其他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进程中，应当选择怎样的城镇化路径保证城镇化的平稳快速发展，成为又一讨论焦点。王雅洁、马树强教授认为制定战略方向前应当认清当前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他们阐述了两者间的关系。孙久文教授基于城市体系和聚集经济视角分析了“整县改市”重启与城市化路径选择，认为中国城市化路径应当是：在制度环境变动较小的短时期内，尽快开启“整县改市”闸门，递补一批小城市以改善城市规模分布状况；长期中随着市场化和政府“简政放权”程度提高，灵活采用“整县改市”、“切块设市”等多种设市模式为城市化进程推进提供充足的空间支撑，这为中国城镇化路径提供了崭新视角。周明生教授认为不同地区发展特征不同，不仅内含着新型城镇化的区域特色，还决定了其路径选择也存在着差异性；以江苏苏南、苏北为例，探讨了发达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特色彰显和路径选择问题，指出地区均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作出体现区域特色的路径选择。
    产业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源泉，新型城镇化的完善与发展始终需要产业发展作为支撑。金浩、张玉苗探析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和基本模式，测度了2000—2012年河北省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认为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核心原因是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进步和高速发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温涛教授、王汉杰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下，除了产业外，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收入分配差异，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均对城镇化进程有着正向效应，尤其是农民务工、务农收入的差异显著推进了城镇化发展。杨宏伟教授、马腾等基于西部农牧业地区就近城镇化机理，解析旅游产业带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扩散受限凝聚（DLA）规律透视旅游与城镇化的空间经济关系，论证以旅游业为引擎、体现长尾效应、人口适度聚集的特色城镇群发展模式，有助于对我国西部农牧业地区县域城镇化与旅游产业带协同发展的产业动力机制与空间规律作出科学分析，增强区域城镇发展宏观决策的科学性。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是发挥城镇化引擎作用和释放城镇化红利的着力点。张贵、马林靖等以天津与河北为例，从人口流动、创业就业、统筹城乡和京津冀二元结构角度，分析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转型新市民就业的影响因素，认为快速城镇化产生了大量亟待就业转型的新市民，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协同三地的产业布局、人口布局和新型城市群建设。张慧芝、冯石岗教授认为人的社会角色转变是一个系统过程，乡村文化城镇化转型是重要的环境力量，从文化转型视角构建了“外在动力—自觉响应—转型状态”模型，对乡村文化城镇化转型的程度、态势量化评价。孙哲、付婷婷从区域高等教育职能出发，分析区域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社会资本培育和高校区位方面对城镇化的作用机制，认为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应参与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构建省内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不同城市实行差异化发展策略。
        三、 京津冀重大国家战略部署及其他区域新增长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京津冀一体化经历了30多年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提出以来，京津冀理论界从多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很多有益建议。近日，三地领导层面与实际部门更是积极作为，特别就交通、环保、产业等方面谋划和推出了一些协作举措，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走向实质阶段。但作为顶层设计的规划持续延期出台也表明，这是一个面对新形势新需要又极为复杂的新课题。基于京津冀发展的新形势与新需要，与会专家从经济、空间、社会、环境等维度，围绕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展开了交流与探讨。
    一直以来，京津冀区域都被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来对待，金浩、张贵教授从京津冀区域治理视角展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探讨。区域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目前京津冀区域治理仍处于初步构建阶段，为了顺利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这一战略部署，他们认为应着重思考三个问题：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指向，即实现打造新经济增长方式的引领区，构建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先行区，打造社会和谐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首善区，打造人、产、城和生态四者卓有成效地融合的示范区，建设京津冀区域产业发展长效体制机制的探索区五大战略目标。二是京津冀区域治理新思路，即实现三个三：核心构架三大命题：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构建三个区域体系：政府网络体系、市场网络体系、社会网络体系；构建三位一体机制：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三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抓手：基于“三位一体”新机制，构建京津冀区域治理的框架体系；基于京津冀三个区域市场发育程度，构建区域共同市场与竞争合作机制；产业创新：网络再造与空间集群。
    2014年9月4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提出“要加快实施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然而，近期三地产业协作方面的协商较慎重，存在不少相悖意见，成为与会专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李家祥教授强调产业对接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支撑与核心决定着协同发展的成败与否，并就怎样认识和破解产业对接协作中的难题，从产业协同的基本站位、实现目标、区域定位、推动路径及如何有机对接做了初步思考，而这又亟需明确三地的产业定位及体制机制创新。张贵教授从产业创新的视角就京津冀如何通过产业创新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破解政策性和资源性比较优势在逐渐减弱，内外资企业发展“两张皮”现象和困难进行了探讨，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他认为京津冀产业创新应进行合理制度安排，在产业和技术方面做出重大新选择，率先实行产业创新的综合试验，推行技术扩散创新战略和实施产业创新分工、一体化协作战略，构建区域产业网络系统。此外，考虑到区域内各省份产业布局、资源禀赋等异质性特征，姜鹏飞、翟瑞瑞等从区域异质性视角出发，认为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考虑“产业梯度”、资源禀赋差异及产业升级的“就业挤出”和“就业促进”效应，有序推进产业调整，这将有助于政府解决产业升级和就业促进两大难题。
    然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产业一体化，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王树强通过对京津冀土地、水、环境、能源、交通、市政设施和社会等综合承载力分析发现，环京津“生态悬崖”和“公共服务洼地”的轮廓日渐明晰，河北省综合承载力最脆弱；京津冀一体化的目标并非产业一体化，而是环保规制的同步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完善并统一京津冀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和社会保障政策。唐少青、刘敏等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位和产业特征比较以及放在全球都市圈的范围内比较，认为京津冀正处于“多核心都市圈域合作发展”阶段，应以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为中心，培育北京市和天津市为双增长极，实现三层次发展战略及四大功能分区战略。祝辉、张晋晋等基于城市群演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区域、产业、空间角度客观评价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状态，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处于组接阶段、城镇体系“哑铃型结构严重”、各城市所处产业阶段跨度大，产业衔接缝隙大。该研究有助于清楚认识京津冀各城市角色定位，引导产业和技术的转移、升级与换代。
    与会专家除了探讨京津冀之外，还关注了中西部、长三角、南海等区域新增长极的发展。胡伟以中西部地区为例，分析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路径演变、三次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产业转移对产业调整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深化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启示。张玉杰教授认为中西部地区是国家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极化亮点，应建立以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西部特区，坚持“硬启动”与“软启动”结合，为西部开放改革事业提供新动力，创建国家发展新亮点。姚晓勇分析了新形势下长三角一体化对零售业的影响，认为零售业应及时转型与创新，为零售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张尔升基于南海资源特征与类别，创新设计了南海资源开发组织模式：基于公共资源的政府组织模式和基于空间资源的兵团组织模式。
    作者：金浩、张贵、李媛媛，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