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14年8月23—24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办。论坛共计收到国内外352篇投稿论文，最终通过评审参会的论文为157篇。为吸引海外学者的参与，本次论坛还设置了英文论文研讨专场。论坛当天，来自国内外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0多名青年经济学者共聚一堂，就“新常态”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热点问题展开研讨，在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下给出各自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2014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论坛理事长裴长洪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党委书记章政教授等出席了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2014年度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来自全国21家理事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王诚研究员主持。秘书长郑红亮教授、副秘书长龚六堂教授代表秘书处向理事会汇报了一年来论坛的相关工作。其中，郑红亮教授重点汇报了上一届理事会决定的理事会工作事项及本届论坛的筹备情况。龚六堂教授就健全理事会章程、扩大论坛的影响力等事宜提出了建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第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并审议通过了《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入选论文推荐进入〈经济研究〉审稿流程方案》。最后，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下一届论坛的承办单位为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院。
    2014年8月24日的论坛主要由一个主题论坛和十二个分论坛组成，其中上午的主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章政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论坛理事长裴长洪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王博教授分别致辞。论坛秘书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做论坛工作报告，宣读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学术理事会成员单位名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章政教授宣读第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与会领导为获奖者颁奖。
    一、要素供需失衡，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8月24日上午的主题演讲中，演讲嘉宾主要围绕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新特点和新问题，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宏观管理政策、新体制改革方向、信贷约束与经济泡沫、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等方面发表了主题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员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分担比例着手，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背景、原因和治理办法。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地方债务规模为671万亿元，至2013年6月底达到109万亿元，政府直接承担偿债债务两年半增长6244%；“或有债务”在两年内增长299%。加总为179万亿元，两年半增长673%。最新数据显示到2014年3月，中国地方债务增长了3%左右，表明增长势头初步得到遏制。针对这一现状，李扬研究员指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从产生之初，就和中国政府的特殊功能及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方式有关，地方政府作为“准公司”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从而成为市场竞争的一员是造成地方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由于地方政府把持关键资源的产权从而承担过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义务。不可否认在过去的经济发展阶段中这种模式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支柱作用，但由于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固化和非市场化，导致其弊端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逐渐凸显。同时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基建任务和财政能力严重不匹配，导致部分债务风险暴露出来。具体到债务风险特征，李扬研究员指出资金期限错配尤其突出，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大部分以短期形式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资金的使用具有长期特征。其次，李扬研究员介绍了《中国资产负债表2013》编撰工作的进度和成果，并以此为分析框架，指出：（1）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净资产规模不断增长，总体上能够覆盖债务风险，且偿债方式多样，回旋余地较大；（2）我国总资产中存货占比增加过快，显示产能过剩情况较为严重；（3）由于近年来房价等资源类价格上涨过快，导致我国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接近美国的水平。最后，他提出了六条政策建议，一是，迅速编制资产负债表，摸清家底，使用科学的分析框架量化债务风险程度；二是，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建立基于权责发生制的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做到科学、透明、可问责；三是，建立合理、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避免由财政改革掀起的新一轮借债风潮；四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特别是减少投资职能，遵循“黄金规则”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五是，建立地方政府投资交易和风险定价的市场体系；六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体系和危机的处理机制，避免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从总供需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和宏观调控的新思路。首先，从总需求方面看，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投资收益不断下降，国际竞争力逐步下滑，导致我国经济“高不成低不就”，逐步退出了过去十年来“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数据显示2012年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2%，2013年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1%，预计2014年这种局面也难以改变。从资本投资和全要素效率的角度看，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中国潜在增长率进入了一个持续下降的阶段。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在下降，客观上这与需求紧缩有直接关系。从总供给来看，各大要素中劳动力成本抬升导致人口红利逐步丧失、土地价格受城镇化需求拉动急速上升、能源价格受国际市场掣肘、资本难以维系扭曲的低利率环境。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工业化熟练程度相当于当代工业化国家的70%。距离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间节点时日无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当代工业化国家的14%，工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46%。同时，由于创新实力不足，依靠过去简单吸收消化外国技术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不可持续。上述两点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既有通胀压力又有经济下行风险”的宏观经济失衡新特点。刘伟教授指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企业的成本、关注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需求管理政策影响的是消费，供给管理政策作用于生产者和劳动者，其目的是改变国民经济的生产质量。而供给管理作用于生产者的机制在于运用宏观、中观乃至微观的各种政策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这从根本上有别于需求管理。针对学界对供给管理是否意味着退回到计划经济的疑虑，刘伟教授指出当前的供给政策恰恰是以政府退出的形式来实现的，本质上是大规模的市场化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是以充分竞争下市场配置要素流动从而实现淘汰落后产业为目的的。最后，刘伟教授从国际金融危机案例的分析出发，认为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较而言更符合我国现实，因为产能过剩并没有完全消除，结构升级还未完成，扩张的货币政策极有可能打破这一升级进程，给我国未来发展造成巨大的不稳定性。
    《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从四个方面来解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第一是扩大服务业开放，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我国以往的开放主要是在实物贸易领域，碍于服务业行业性质和经济实力不强而没有放开服务业；第二是逐步建立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实际上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已经蕴含了有关思想，即建立独特的区域经贸合作机制，来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另起炉灶的做法；第三是从空间分布上建立经济战略纵深并优化产业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这一设想的具体措施；第四是逐步培育与海洋战略意义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中国的海洋战略是在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的。未来世界分工总体形势是全球产业内分工可能继续弱化，导致实物贸易占比持续下降。如此一来，世界贸易回缩必然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速，这便是我国加快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的有利时机，其次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无论是实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保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4个百分点有利于消化内部产能和巩固世界市场份额。随之而来的海外投资兴起和人民币国际化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美国波士顿大学苗建军教授以“信贷约束与公司泡沫”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信贷市场扩张可能诱发资产价格泡沫。他指出，泡沫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信贷扩张联系在一起，其本质是资本年收益率和投资者预期综合作用的结果，且泡沫可能产生于某个部门或某个行业。学界一般将泡沫分为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但理性泡沫成立的条件非常苛刻，其中就要求经济增速大于等于实际利率，这样一个条件放在西方国家是难以符合的。当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是经济增速相对西方国家仍然保持较高水平；二是泡沫背后是资本向生产性投资项目流动的过程，这就导致我国的泡沫产生机制和消化能力与西方大不相同；三是由于我国信贷约束的差别很大。苗建军教授通过信贷约束客观存在和股票市场机制不完备两个假设，严格证明了我国公司普遍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况，即好的公司总能获得贷款，相反差的公司面对市场风险加大的宏观环境肯定断粮。可以看到，这样的泡沫产生机制和李扬研究员、刘伟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是契合的，苗建军教授指出地方债务问题从资产价格的角度就是一种以地方政府信用担保为基础的泡沫。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宋敏教授从企业欺诈的后果和其经济影响出发，围绕银行信贷、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做具体分析。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企业欺诈一方面抬高了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一方面拉动了企业内部资金需求。此外，从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对融资成本的弹性会更大。从欺诈发生后的经济影响来看：首先，发生欺诈以后，银行信贷立刻紧缩，信贷条件很快提升，要求企业有更多的抵押、质押产品，并严格缩短信贷期限；其次，由此造成的欺诈的成本在治理结构比较差的公司确实是比较显著的；第三是由于欺诈的存在，企业外部融资条件趋紧，现金需求急速抬升。
    与会青年经济学者就五位嘉宾的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在分论坛上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独到见解，下面我们就各个领域学者们的观点分八个议题进行简要综述。
        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领域
    一部分学者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入手，研究了制度质量、技术进步（R&D）、不完整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等条件对经济的影响。杨有才等将制度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结果显示良好的制度可以使得经济中存在稳定的均衡点、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并缩短穷国追赶富国的时间，从而解释了后发优势。戴觅和茅锐研究了经济收敛在我国不同部门间的异质性，并研究了产业结构对我国省际间经济收敛的影响。结果说明优化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推进落后地区工业化进程有助于缩小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邹薇和李小刚建立了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品多样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实证表明在成熟经济中，经济扭曲的共同作用引起分散经济均衡远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溢出效应会引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失衡，将导致R&D投入过度而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不足。蔡翼飞和马佳丽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核算原理构建了一种较为全面、可靠的国内资本空间流动估算方法，结果显示1995年以来，西部地区是资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东部地区是主要的流出地，中部地区经历了一个由流入到流出再到流入的变化过程。钱爱民等研究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对政府补助资源的分配具有显著的影响，研究表明被该政策支持的行业和公司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但政府补助并未改善公司绩效。秦永在新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考虑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特殊性和两种劳动力的情形，证明中间产品种类增加的技术进步将促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另一部分学者探讨了房地产行业及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何青等通过构建一个带有名义价格刚性以及抵押约束的DSGE模型，对过去20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行政性的宏观调控手段恰恰加剧了抵押贷款比例冲击和房屋偏好冲击对于房价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雷文妮和龚六堂在Bilbiie et al.（2012）模型中引入房地产部门，建立一个两部门的DSGE模型，分析在内生化企业进入情况下，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外部冲击导致的房价上升，提高企业进入门槛，对商品多样性和经济总产出产生不利影响，降低了整个社会福利。冯科和赵留彦基于理性预期理论导出了房价泡沫的状态空间表达式，在此基础上使用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技术估计了2006年1月至2013年2月北京住宅市场的价格泡沫成分。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末房价中含有显著的泡沫成分，理性价格预期的路径并未收敛。
    （二）收入分配相关理论与政策
    杨耀武和杨澄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和调整后的CHIPS微观家户数据对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进行了点估计，然后又使用自助法（bootstrap）估计了相关的方差，并据此构造了基尼系数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目前判断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进入下行通道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黄新飞等基于Gorodnichenko et al.（2012）修正的动态收入模型，采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问卷（CHNS）的微观数据研究技术进步对不同年龄段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男女劳动者从技术进步中的获益程度均呈倒U型，且在41—45岁的年龄段达到最高值。李实、万海远和谢宇利用2002年和2010年中国住户（家庭）调查数据，对两个年份之间中国城乡居民的财产存量及其分布不均等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家庭人均净财产快速增加、居民拥有的财产更多地表现为房产形式、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刘学良利用CFPS2012年的数据，对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以公务员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就业者收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考虑福利和保险时，公共部门就业者收入受抑制程度反而变大，且我国公共部门的现行工资体制存在明显压低高端人员，提高基层人员工资的制度倾向。黄智淋等利用空间计量考察1979—2011年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各省市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域范围内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局域性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且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梯度下降的趋势。马红旗等研究了物质资本和劳动技能之间的关系，并借此进一步探讨了关于教育激励、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对劳动技能依赖性的增强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的教育激励程度要强于农村居民从而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均有利于物质资本对个体教育激励效应的发挥，而公共部门在再次分配过程中正逐步纠正一贯的城市偏向性的教育投资行为，但还不足以抵消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三）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理论与政策
    学者们主要围绕人力资本和资源与环境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蔡海静和马汴京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定量分析了扩招对不同群体大学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由于扩招获得大学教育机会的个体可以获得丰厚的高等教育收益，即使没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其收入优势并未因扩招而受到明显削弱，扩招政策对教育回报率的异质性效应在男女样本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孙文凯和郭茜采用了OLS方法和平均处理效应估计方法（ATT），得出了中共党员身份对起薪无直接效应的结论。但中共党员身份对户口和福利获得有推动作用，对继续深造有一定正向作用，对于进入国企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其他人力资本有促进作用而非挤出效应。余吉祥等在规模经济分析框架内研究了城乡人力资本的替代弹性问题。他们使用中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市辖区数据，发现城乡人力资本的替代弹性越大，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高。郭凯明和颜色研究了存在性别歧视的劳动力市场中要求同工同酬和保障就业平等的政策效应。分析表明，这两种政策不但影响了女性工人的工资率和就业，而且影响了女性工人的晋升和福利。数值模拟表明仅要求同工同酬只能改善374%的女性工人福利，而要求同工同酬和保障就业平等的政策组合的负面影响较小。李雪莲等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家庭公务员背景带来的资金灵活性、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均不能很好地解释有职位公务员家庭其较高的创业活力。他们采用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府力度空前的反腐举措带来的准自然实验，对比2011—2013年公务员家庭的创业概率，发现2013年有职位的公务员家庭创业活力较2011年显著下降75%。就资源和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方面，梁斌发现中国的地市级层面存在“资源祝福”而非“资源诅咒”，并建议资源型区域地方政府应当更加关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红利以及制度环境建设。杨振兵等分析了能源强度约束政策对中国工业行业实际能源效率的影响，并认为这一影响是积极的。邵帅等认为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和滞后效应，人力资本和储蓄对城市长期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而政府干预有反向作用。王兵和刘光天基于绿色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标的分解框架，采用BDDMDEA方法评估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绩效，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动力，规模效应是重要动力，技术效率恶化阻碍了绿色生产效率的提高，节能减排成为绿色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源。李旭超等构建了一个将经济体资源错置分解为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之和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源错置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错置，纠正各省内部的错置可大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李多和董直庆通过引入异质性工资结构、改变研发激励假定修正了AABH模型，认为无政府干预条件下技术研发均衡的稳定性取决于清洁和非清洁产品的替代关系，政策干预能有效提高科学家供给规模，政策效果的持续性取决于替代弹性和科学家研发的贡献率。董直庆等构建了二阶段模型演绎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机制，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非同向变化，其根源在于技术进步方向转变的“门槛”效应。他们认为，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临界状态时，政策管制才能转变技术进步方向，提升环境质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林立国和孙韦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十一五”环境规制改革对省际边界污染的影响。他们认为，与环境质量挂钩的政绩考核机制会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对省际边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力度。周亚雄和陈建军在一个污染外部性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下，系统研究了市场失灵状态下配套环境税政策选择、技术进步与污染治理、福利改善之间的逻辑机理。冯俊诚利用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企业所有制、资本流动性与环境管制的关系，发现地区竞争使得地方政府放松管制以吸引投资，导致环保部门在环境罚款中出现“竞次”的结果；为获得政绩，环保部门对迁移成本较高的企业采取较严厉的环境管制标准。刘庆等建立了一个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表明在中国的财税体制与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下，产业结构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强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可能。韩晶等研究了政府、公众行为和大气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及西部经验结论符合研究假说（东部除外），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易忽视大气污染治理，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具有“波特拐点”特征等。
    （四）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姚东旻和田娇沿着理性预期学派的思路，在一个考虑实际供给冲击和货币发行冲击的随机封闭环境里，讨论具备理性预期的参与人如何对这些冲击做出最优反应，从而得出货币发行与人均产出、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及其解析解，证明理性预期并非一定导致货币中性。毕玉江使用GVAR（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模型方法，通过对全球33个主要经济体建立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模拟了不同层次宏观经济冲击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分析表明，当外部经济发生不利变动时，中国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自我稳定效应。
    三、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
    （一）公司治理理论领域
    汪金祥等着重探讨了公司财务保守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内源性融资能力、大股东持股显著提高了公司财务保守的概率，而投资水平、公司规模、上市年龄、资产有形性显著降低了公司财务保守的概率。郑国坚和蔡贵龙以2003—2012年我国系族企业为主要样本，对系族集团成员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决策机制进行大样本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同一集团内，各子公司高管薪酬的制定遵循“相对业绩评价机制”，所有权比例以及外部市场环境显著地影响了集团内部相对业绩评价机制的有效性、系族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弱于非系族企业。梁琪等着重分析了公司风险投资机构（CVC）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CVC有助于改善企业的长期绩效，并且母公司控制程度越高的CVC对企业绩效的改善越强、公司风险投资机构比独立风险投资机构更积极地对新创企业进行培育和管理。刘海明和曹廷求借助社会网络软件，基于担保数据描绘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担保网络，以此为基础研究担保圈生成和演化的经济学机理。研究发现担保圈生成和衰亡具有典型的柠檬市场特征，表现为那些绩效较差的公司更愿意进入担保圈，而绩效好的公司更愿意主动退出担保圈。逯东等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媒体关注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内部控制建设的发展模式下，网络和政策导向媒体关注能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但市场导向媒体关注不能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网络和政策导向媒体关注不能提高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步丹路等基于2007—2011年的663个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随公司业绩变化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高管薪酬随业绩增长的幅度大于其随业绩下降的幅度（薪酬粘性），则企业R&D投资的强度会增加，而企业R&D投资效率反而会下降。
    （二）企业创新机制理论领域
    盖庆恩等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垄断势力同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并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估计经济配置的效率。结果发现，若能使企业间要素的边际产出相等，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7088%—8875%，年均提高7937%。而在所有的扭曲中，资本市场的扭曲起主导作用，垄断势力次之，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王璐航等利用2002—2012年的UNComtrade双边贸易数据库，使用三重差分方法控制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冲击，来识别“禁摩限摩”政策对中国出口摩托车质量（由单位价格衡量）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样本期内中国出口摩托车相对于技术类似产品的质量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所下降。冯萍和柯善咨就企业异质性和R&D投入决策理论设计以及R&D投入与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进行了双向检验，利用2005—200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倾向值匹配倍差法(PSMDID)估计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真实贡献。研究发现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研发的可能性大、非国企的研发意愿低于国企；中、低技术产业企业R&D投入的产出弹性显著，而高技术产业企业R&D投入却没有显著影响。
    （三）行为经济学领域
    李玉红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企业在城乡选址进行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土地供给对企业在农村选址起了关键性作用、土地用途改变并没有伴随相应的城镇化建设，最终导致工业污染在空间上的广泛扩散，城乡之间存在着微弱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农村地域工业整体布局分散，但少数村庄发生了人口和产业集聚。温军和冯根福在创新知识基础理论已有的“并购—吸收能力”分析框架内，引入了“吸收动力”因素，藉此研究了收购兼并、异质企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基于2004—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倾向性得分法和倍差估计量”技术就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并购可以扩展收购公司的知识基础，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知识吸收动力而非吸收能力是企业并购创新效应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因知识吸收动力和吸收能力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创新效应，国有企业并购的专利授权和创新效率显著低于民营企业。丁文君和庄子银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研究发现在不具有FDI的经济中，强化南方知识产权保护导致北方和南方的创新率下降、北方经济扩张、北方相对工资上升、损害南方的利益。在包含FDI的经济中，严格的南方知识产权保护总是激励南方创新，但是对于北方创新和FDI的作用则取决于南方模仿率和创新率的初始水平。牟韶红等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厦门大学内部控制指数，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的公司，成本费用粘性越低，并发现成本费用出现不同的表现，而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同时抑制两类表现。刘瑞明和佟欣利用中国31个地区1996—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斯密德“倒U型”法则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在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系统广义矩模型分析后发现，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衡量的斯密德“倒U型”法则并不成立，而以交通事故发生数、受伤人数和损失折款等衡量的斯密德“倒U型”法则在中国是成立的。彭军等基于进化博弈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跌倒老人与路人的合作策略与各自的综合效用密切相关，进而出现多种进化动态和稳定均衡。必须通过发挥舆论的抑恶扬善作用，司法的程序公正作用以及责任保险的风险分摊作用，为跌倒老人和路人的合作创造外部条件。韦倩和刘涛雄指出现代脑神经科学表明，人类决策涉及多个脑神经过程的互动，而不同的神经过程由于所调动的脑区和运行机制不同，从而其成本和收益也不一致。在此基础上，他们构建静态和动态模型探讨决策时脑神经过程替代性互动的规律，并提供了神经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证据。洪兴建探讨了偏向贫困增长的度量方法，并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匿名情况下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不是绝对偏向贫困的，且一定程度上还表现为绝对偏向富人，但非匿名条件下两个时期均为二阶绝对偏向贫困，也即我国农村经济增长整体上是偏向贫困阶层的。
    四、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
    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经济史领域，郝煜提出了一个利用有限历史数据研究较长时段社会流动性的方法。该方法以姓氏和籍贯来识别精英，用一个简单的跨期社会地位传递模型来模拟精英姓氏“回归均值”的历史过程，从而测算不同时期的社会流动性。结果表明中国社会长期流动性更接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不是“富不过三代”。古志辉研究了儒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儒家为公司的逐利行为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有助于提升公司财务绩效，儒家可以有效提升监督机制的效率，但削弱了激励机制对财务绩效的边际贡献，儒家与法律制度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李楠和林矗利用清代进士数据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对太平天国战争与近代人力资本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战争时期清政府为解决军费问题通过捐纳学额改变了学额的空间地理分布，学额的改变对战后人力资本空间变化产生较大影响。张亚光和杨仁琨以民国期刊数据库为文献来源，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引进与阐述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结果表明民国时期学者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已经较为充分，这些讨论为推进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科学应用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张鹏飞等基于福建省历史案例的研究发现，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塑造了解放后地方政权的精英构成以及政治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由此所形成的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对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五、金融理论与实践
    （一）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领域
    王义中等立足于解释信贷供给周期对于企业融资目的和实际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国泰君安数据库提供的公司贷款公告的披露信息来描述融资目的，研究发现扩张性的信贷供给会增加企业融资的非流动性需求；而紧缩性的信贷供给会增加企业融资的流动性需求。陈海强和张传海采用股指期货高频数据，区分了股市跳跃风险中的大跳和小跳，来考察股指期货推出的具体影响。他们的数据分析显示，股市的大跳和重大事件有关，而小跳则与高频交易等程序化交易策略有关，该文还用股指期货成交量和持仓量之比来反映市场的投机程度。结果显示股指期货会减少大跳冲击，但会增加小跳频率。范云菲和陈海强利用面板数据重新加以具体验证，考察融资融券标的和非融资融券标的在实际波动率表现上的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和控制组在融资融券推出后的波动率差异明显，而且流通市值越大波动率越小，因此，融资融券制度的推出会降低股价波动率，而流通市值越大的组以及市盈率和市净率越小的组合，融资融券制度推出后的波动率下降越大。许秀等通过区分灾难风险和长期风险，认为利用实证分析提供的灾难风险模型可以解释股权溢价之谜的数据基础，实证结果显示因为市场担心有长期风险，所以才会出现股权溢价的现象。王曙光和李冰冰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和金融非均衡之间的关系。系统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的根源，从供求两个方面引致农户的信贷约束，并提出了构建一个多层次、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的系统性政策框架。郭峰和龙硕利用中国地级市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识别出地区金融扩张同时存在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证明了在晋升激励机制影响下，地区间竞争导致金融扩张存在竞争效应，从而同属一个省区的不同地市金融扩张存在正相关关系。鞠晓生采用1994—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同：在市场化改革初期1994—2000年，金融部门的规模、效率和相对结构变化均对企业成长产生正向作用；2001年之后政府在金融发展策略上倾向于大银行，银行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成长，但金融体系的结构变动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不大。
    （二）银行金融理论领域
    李天宇等运用引入理性预期合约的BGGNKDSG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错误预期贷款行业资本回报率会导致其资本充足率降低、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稳定银行业经营、控制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稳定了信贷市场也熨平了经济周期波动。王博和孙大超通过构建基于关系银行框架下的金融深化、银行业竞争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不同银行业竞争程度下企业融资约束与商业信用融资情况，并以1999年到2009年持续经营的19000多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异质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业集中度增加显著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导致中小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比例增加，银行业集中度的增加导致企业融资约束越来越大,金融深化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大，“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在中国经验层面确实成立。赵颖岚等全面量化了2002年1月至2013年3月我国影子银行各类别的月度规模，建立了基于影子银行的房地产价格模型，运用门限回归、滚动回归和内生性检验等方法。实证结果表明影子银行整体上显著正向影响房价，部分影子银行类别显著影响房价，影子银行和银行信贷对房价影响机制存在替代效应；影子银行对房价的影响相对于银行信贷也比较大。苟琴等基于世界银行和北京大学等机构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两套调查数据和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分布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银行以及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之间的关系。发现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的概率呈现U型关系，我国银行集中程度目前总体上略高于最优水平，股份制商业银行比重的替代性上升无法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人民币国际化与货币政策领域
    肖立晟和刘永余采用市场调查的汇率预期数据实证检验了人民币对美元“非抛补”利率平价，并构建非线性时变平滑转换（TVSTR）模型。结果表明，人民币“非抛补”利率平价总体上并不成立。随着中国资本账户逐渐开放，以中间价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资本账户的开放，在短期正面临越来越突出的矛盾。陈智君和施建淮提出关于实际汇率的服务业就业效应，通过建立的两部门模型清晰展示了生产可能性边界、消费偏好、产出结构和实际汇率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互动效应，以及实际汇率变动的短期、长期影响和均衡稳定性。郭晔和王藴利用货币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构造远期利率，将目标利率分解成预期的和未预期的成分，通过实证回归检验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债券期限越短，其信用利差受到未预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越大；在经济萧条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长期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显著，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短期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显著。李宏瑾和苏乃芳构建了考虑金融脱媒情形的货币供给和货币乘数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创新和脱媒使传统以银行存款为媒介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更为复杂，进一步扩大了存款的货币乘数边际效应，使货币数量可控性更加困难。梁志兵和王一鸣从期限错配的角度对2013年6月间短期SHIBOR骤升的“钱荒”现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指出流动性分布的状况决定了银行的期限错配程度，进而决定流动性危机的概率和严重程度。而可被预期到的央行对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行为使得银行的选择存在更严重的期限错配，进而恶化流动性危机。
    （四）行为金融领域
    林建浩等探讨了社会网络和信息获取两个因素对于家庭信贷决策的影响。作者利用祠堂数目和有无家谱来刻画宗族网络、用专业网站访问和新闻关注频率刻画经济信息获取，证明了家庭核心网络和宗族网络分别影响正规渠道贷款和非正规渠道贷款。张博等采用了家庭在春节等节假日或红白喜事时的现金或非现金收支加以描述，并控制了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和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于家庭风险态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扩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冯旭南等考察了新基金和老基金之间的竞争程度对于老基金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基金对老基金竞争激烈时，已有基金的业绩会显著下降，而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受到了影响。其中，就老基金而言，大基金家族所受的冲击远低于小基金家族，说明大基金公司的稳定性更佳。孟庆斌等采用了基金经理的历史投资业绩累积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将基金经理业绩中的固定效应提取出来，并剔除掉公司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声誉越差的基金经理更加倾向于冒险。黄枫和孙世龙利用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行为以及风险资产配比来度量风险态度，运用经历过1959—1961年饥荒的人口作为数据样本。运用DID方法和偏效应估计探讨是否经历饥荒对于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饥荒经历会使个体更加厌恶风险，包括参与风险投资的占比更低，以及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更低。付辉和田存志在经典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考虑双边道德风险，并加入了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通过考察条件社会剩余的变化来分析风险投资最优契约的设计，其分析结果显示可转债契约式对股权和债务契约的最优逼近，而讨价还价的过程有助于最优契约的形成。张学勇和张叶青通过采用2003—2012年A股IPO公司的数据样本，提炼招股说明书中提供的风险投资和专利数目信息，探讨了这两个因素对于公司短期抑价情况和长期投资回报率的影响。实证表明有风险投资支持的有专利和没有专利的公司股价表现差异明显，有风险投资支持的IPO公司专利数明显高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IPO公司，风险投资支持的IPO公司创新能力更强。罗琦和贺娟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市场时机的衡量指标，检验结果表明市场时机对公司投资和股权再融资均产生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的情况下更加强烈，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会更加倾向于迎合投资者情绪相机抉择，且投资的预期收益都比不投资高。郑伟和罗党论利用1998—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了具有上市资格的非上市企业样本，考察了政府的社会目标（就业）对上市资格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上市前的就业贡献越大，上市的成功率越高；这一结果只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金融支持是政府帮助就业贡献企业成功上市的重要渠道。郝项超通过首次构建了衡量银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方法，依据82家国有控股商huang业银行高管的个人数据，重点实证分析了高管双重激励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不管高管是董事长还是行长，薪酬的增加都会激励高管更好地管理银行，但政治晋升激励对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仅对董事长成立，且薪酬激励与政治晋升激励存在替代的关系。
    六、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人口与劳动力
    （一）中国保险市场研究领域
    学者们集中讨论我国的商业保险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就商业保险制度改革方面，锁凌燕等从需求的角度用部门理论(sector theory)和输出基础理论(exportbase theory)等分析了健康保险发展失衡的原因，并构建了健康保险发展指数。他们用2004—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发现现阶段中国健康保险发展失衡受到居民预期寿命、城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个人可支配收入、卫生资源、个人医疗健康费用支出和人口密度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朱南军和张昭蓉基于自2006年7月1日起开始承办交强险的24家保险公司的31个省份的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分别测算了2008—2012年间各省份交强险经营的企业效率和社会效率，并通过排名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各省份的企业效率和社会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就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面，蒋云赟认为制约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对医疗保险基金财政补贴的承受能力，该文在对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用代际核算方法分析了我国统筹医疗保险对财政体系负担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如果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体系，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太大压力。周钦、田森和潘杰利用2007—2011年“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调查”数据，通过两部模型（two part model）等方法对城居保参保个人受益公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均等化补偿制度下的基本医疗保险将造成低收入参保个人受益的劣势，且由于低收入人群健康水平更差，这样的制度设计将加剧健康的不公平。彭晓博和王天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收入家庭未成年人健康不平等的来源之一。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的新农合制度封顶线和报销比例设计不合理，新农合对医疗服务的价格扭曲成为了放大医疗资源利用不平等的杠杆。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彭浩然和黄宇元从风险分担与投资组合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最优统账比例问题。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现阶段应以现收现付制为主；未来随着现收现付制的隐含报酬率逐渐下降，基金积累制的比重应该逐渐加大。郑伟等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及人口、经济、制度参数的假设，对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2010—2100年期间的可持续性进行测算分析，并讨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选择和对策方案比较。研究发现在中成本假设之下，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7年出现负的当期收支差额，2048年出现负的累计收支差额。面对这一现状应当更加注重通过“内部挖潜”来弥补养老保险缺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时间窗口”，改革时机稍纵即逝。程杰根据2011—2012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估算，全国45岁及以上劳动者中，“退休”劳动者已经占到35%，规模总量大约9800万人，农村和城镇分别约为8400万和1400万。分析认为农村的“退休”劳动者主要由缺乏养老金的老年人构成，而城镇“退休”劳动者大多已经被养老金覆盖。
    （二）人口与劳动力研究领域
    傅伟采用CHIPS数据库中农村住户及城市外来人口的调查数据，利用半参数方法构造反事实分布，将农村本地从事非农业群体的心理健康密度重新“赋权”构造了农村外出务工群体的心理健康反事实分布。该文主要发现：在以自我否定因子衡量的心理健康方面，外出务工使得城市外来务工群体的心理健康呈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以焦虑因子衡量的心理健康方面，外出务工行为较为显著地恶化了外出务工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秦雪征等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选取在“一胎化”政策实施前后出生的样本，利用断点回归设计（RDD）对我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结果显示，该计划生育政策明显增加了家庭生育独生子女的概率，同时人口数量的减少显著提高了子女的教育水平。分样本回归进一步显示数量对质量的负向影响在欠发达地区和纯性别子女家庭（尤其是男孩家庭）中更为明显。田柳和鄢姣基于移民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内部的熟练工人工资上升，非熟练工人工资下降，从而推动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结果证实教育等因素是影响劳动力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并且有助于解释外来劳动力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工资差异，户籍已经基本无法影响城镇劳动力市场。梁超和黄少安从计划生育政策的视角，研究“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说明了实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的滞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该文还通过将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率作为人口出生率的工具变量，发现证明了高生育率对城镇化的阻碍作用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
    七、国际经济理论与世界经济问题研究
    （一）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领域
    李权基于近年来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所揭示的“金砖国家贸易自由化悖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便利化仍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贸易便利化合作正在起步，合作程度有待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问题还比较突出。吴国松和林大燕运用农业进口竞争部门和出口部门的贸易限制指数，对中国主要进出口农产品和不同农业部门的农业保护支持政策调整所引致的主要农产品和不同农业部门的贸易保护效果展开分析、测度和对比。赵廷辰和宋敏基于一个“两国—两货币—两部门”模型，引入了对外结算结构，结果显示由于金融部门规模经济的存在，在国际交易中会自发趋向于使用单一的或者少数几种国际货币，而这也降低了使用金融服务的成本；建设离岸金融市场、提升本国经济总量以及开放本国国内金融市场能够增强本国货币的国际吸引力。李达和龚六堂利用1998年到2011年住宅价格的统计数据，采用DSGE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住宅这一非贸易品消费组合的变动最终体现到对外贸方面的冲击，进一步体现到对进出口波动。其传导机制在于住宅偏好冲击会造成（本国和外国生产）贸易品和住宅之间的消费结构出现变化，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最终导致了贸易品消费品的进口和出口波动，贸易投资品贸易的波动与此类似。周康基于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研究多产品出口企业的贸易行为模式。通过匹配2002—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通过工资效应激励了中国企业出口。结果显示要素市场扭曲通过工资效应激励了中国企业出口、扭曲对出口的激励主要来自中小企业，大型国有企业从扭曲中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利用扭曲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中剥取更多利润。陈勇兵和赵羊基于多产品企业框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000—2006年海关数据库的进口数据。研究发现中国755%的进口企业是多产品进口企业，占据了当年中间品进口总额的828%，企业内进口产品存在频繁、普遍且显著的转换行为，并发现企业净产品转换相比较总产品转换更能促进生产率进步。
    （二）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理论领域
    梅冬州和赵晓军基于一个存在金融摩擦的模型中，引入跨国资产互持，讨论资产互持大小、资产类型在经济周期跨国传递中的作用。结果显示资产互持下，一国经济周期通过资产价格、实际汇率的      变化，通过金融市场不完备传递到另一国；权益性资产互持下，一国经济周期对另一国的影响，与两国资产互持的规模和与金融市场不完备带来的加速器效应密切相关；债务互持下，一国经济周期主要通过实际汇率影响到另一国。韩乾等试图从微观视角揭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我国实体经济的具体渠道。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一部分短期国际资本通过虚设国际贸易流入国内并且会影响当地企业的融资成本、短期国际资本在进入国内以后会通过银行信贷的形式进入房地产、建筑和IT行业。陶涛和史霄宇基于异质性企业的跨国公司决策模型，将市场规模和产品技术密集度特征引入到模型中。研究发现当发展中东道国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后，要素价格、技术水平和需求等变化相互交叠对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劳动力价格上升将使跨国企业的部分生产撤出转回本国，或者转向成本更低、市场规模不是太小的国家；在技术密集度相对较高的行业，东道国市场规模扩张的吸引力可能大于工资上涨的反向影响，从而吸引更多跨国企业的投资。代谦和何祚宇认为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垂直专业化（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贸易模式。而VS的波动对于全球经济波动的传递尚需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他们计算了世界42个国家的VS波动，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究了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分工网络的跟随者容易通过VS受到外部波动的影响，而国际分工的领导者是世界经济波动的源头。
    八、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一）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领域
    刘畅和马光荣利用1994年国家级贫困县划定的制度断点，通过断点回归（RDD）解决转移支付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县级财政数据分别估计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粘蝇纸效应”的大小，较为系统地检验了引发“粘蝇纸效应”可能的机制以及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袁诚等探讨了个人和政府在纳入住房消费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优选择，实证分析表明，住房自有率本身对社会保障支出没有影响，但是在现有房价平均10%的涨幅下，住房自有率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生活保障支出减少014元。李睿等参照Dewatripont & Maskin(1995)和Brandt & Zhu（2001）的模型构建模型。研究表明财政压力对于所有制结构的影响是受到信贷市场化这一制度条件所制约的。在信贷市场化程度较低时，财政压力并不会推动非国有经济占比的提高。缪小林和伏润民认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虽然直接受制于经济发展需求、财政体制障碍和债务管理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但决定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属于超常规增长，需要考察地方政府债务的权责关系。罗党论和佘国满采用地方官员变更事件作为政治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对单一市场、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官员变更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会降低城市发债的能力；政治不确定性会提高发债风险，且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风险越大。潘珊和龚六堂在两部门结构变迁模型中引入税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并估算了这两个部门的税收福利成本。研究发现尽管税收对结构转型的趋势没有影响，但是它会影响每个时期的要素的份额分配和经济收敛的速度。
    （二）税收理论与政策领域
    邓明从税收努力程度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研究发现绝对的经济集聚水平并未对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发挥作用，只有相对的经济集聚水平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产生作用，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努力程度也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性。刘勇等在劳动供给内生化的CES效用函数中，引入消费者的内在能力和初始财产双重异质性，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测度了我国缩小收入不平等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组合。
    （三）其他公共政策领域
    龚强等基于博弈时序探讨规制俘获的机制，进而发现政策性负担是食品安全监管缺位的重要原因；政府在监管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有动机严格执法；通过改变监管模式克服规制俘获、实现严格执法是保障食品安全、达成政策目标的关键。王艺明等实证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对当地教育供给的影响有显著的地域偏袒特征，但不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省长与省委书记对当地教育供给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省长因其政绩考核要求和升迁激励的不同，会有更强的发展属性，会更多地追求经济上的成绩，从而忽视教育供给。李时宇和冯俊新构建了一个包括公共资产和民营资产的模型，模拟了中国公共资产管理的现状，研究发现公共部门资产的相对过剩，将导致低边际生产率和低资产价格；在缺乏退出机制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公共部门资本的相对过剩更为严重，导致其相对价格迅速下降。
    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
    （一）土地制度改革领域
    张辉和房誉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法，FE、RE、LSDV和DID等计量方法，归纳总结了国内近年来主要土改试点区的土改模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从经济学理论层面讲，土改试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存量和增量间的稳定关系，具有系统收敛的特征；（2）从实证分析的层面，找到了一个能够较好地反映各地土改政策出发点的指标，即第一产业占比降速，并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各地土改严格遵照“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改革模式。杨继东和杨其静基于2007—2011年中国城市工业土地出让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对土地出让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仅提供了刺激计划影响土地出让的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土地出让过程中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余婧雯、肖洁和龚六堂基于1999—2011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土地出让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土地出让具有随中共省级党代会的召开时间而变化的政治周期性。具体表现为土地出让收入也呈现相同的政治周期性特征，官员一上任有冲动大量出让土地，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离任前会降低土地出让。徐升艳和陈杰利用CobbDauglas CRS生产函数，运用两阶段系统GMM估计研究土地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土地投入增长率和土地市场水平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单位土地投资强度越大，资本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越大。黄惠春等利用江苏省69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对农户信贷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估计，研究发现当存在信贷配给的情况下，农户实际信贷规模由需供之间的最小值决定，且随着生产规模增加，农户的贷款强度下降，更容易受到信贷约束。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领域
    杨汝岱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增速较为平稳且略呈下降趋势，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江永基和蔡继明利用消费生产者两阶段决策方法，构建一个基于比较利益相等原则的三部门分工交换模型，并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对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进行数值模拟。透过与新古典和新兴古典学派劳动力配置结果的对比，指出该模型更能凸显出对现实解释力的优势，充分表现出比较利益相等原则较佳地适用于像中国这样部门产能对劳动力具有制度性约束特征的发展中国家。谭洪波选取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工业二位数行业和服务业一位数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有利于工业的增长而不利于服务业的增长，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偏向于工业的特征。卢锐等从公司层面考察空间竞争对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同一区域、同一行业最接近竞争对手的压力能够有效降低国有企业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程度，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宫汝凯基于1999—2010年分省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的估计结果显示：（1）市场竞争、产权改革和管制政策均对电力行业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产权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2）市场竞争与产权改革以及市场竞争与管制政策之间均具有良好的联合效应，产权改革与管制政策的联合效应不确定；（3）要素投入和产出动态是促进电力行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电力体制改革对行业增长的贡献随改革的逐步深化递增。原鹏飞和冯蕾构建DSGE模型并引入存量住房资产，对房价上涨的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贫富分化效应进行了系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能够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并带动建筑业、重工业快速增长，但却会挤占农业、轻工业和公共服务业；房价上涨将推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部门的收入增长且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房价上涨会加剧城镇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分化，房产溢价的利益固化已成为近年来贫富差距恶化的主要原因。
    （三）制度经济学领域
    方敏和胡明研究了现代公司制起源问题，认为16—17世纪西欧国家创设的特许股份公司是现代公司制的起源，其在历史上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表明，在市场条件下，国家和政府可以充当制度创新的“企业家”。刘瑞明和赵仁杰采用中国经济管理类366种期刊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反事实检验后发现，匿名审稿制度的推行使得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平均引文率显著上升，且匿名审稿制度的推行具有动态效应，随着推行年份的延长，学术进步越为明显。赵奎等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在市场制度之外引入了工人采取社会行动使市场“停摆”的可能性和资本所有者的囚徒困境问题，并考虑了工人集团内部的利益差别、经济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构建了一个无限期界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在劳资收入差距较大、工人采取社会行动可能性较高的条件下，最低工资制度是提高劳资双方福利从而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安排。曹春方和傅超实证发现官员任期对企业捐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传统较弱的地区，而在宗教传统较强的地区则不明显，以此提供了非正式制度影响下政府与慈善捐赠关系的证据，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整体制度环境中政府与企业捐赠的关系。张琦和吕敏康以2010—2013年间媒体对政府公开财务信息的质疑为事件，实证检验了中国制度背景下媒体所发挥的社会问责作用。研究发现，媒体质疑从政府回应概率、回应速度与回应质量三方面显著提升了问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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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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