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研讨会”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经济学院、《财经问题研究》杂志社联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经济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了“2013年产业组织前沿问题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为“产业组织理论前沿与公共政策”。与会学者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光伏产业的产业组织问题、食品安全规制、企业兼并竞争评估与产业政策、反垄断理论与政策、高新技术领域反垄断问题、折扣定价、研发与创新绩效、能源补贴、航空与高铁竞争、出租车市场规制与垄断、多单位拍卖、价格理论新进展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背后的产业经济问题
           如何应对增长速度放缓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目前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产业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吕政研究员提出了国内相关研究应重点关注制造业生产总量相对过剩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如何协调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防止制造业衰退；流通产业的组织方式对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垄断的形式以及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等12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中国在经济领域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能否得到圆满解决，对于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结构性增速与结构性减速的经历。过去三十余年，因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优势、快速工业化以及资本高速积累等原因，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结构性增速阶段。而在一国经济发展至一定水平后，势必出现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一变化过程将有可能导致一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提出，当前中国经济放缓，与中国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密切相关。由于发展滞后、缺乏高端服务业等原因，第三产业生产效率低于第二产业，这使得中国全社会生产效率出现了下降的情况。此外，由新一代年轻人就业参与意识下降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是格外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规制理论前沿与规制改革
    （一）社会性规制缺失与强化
    在社会性规制机制缺失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在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造成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体制不完善，经济发展对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安全与经济增长出现了剧烈摩擦。以食品安全为例，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提出，在现阶段，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度的有效需求可能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高，较低的食品安全需求是由消费者数量较多和个人收入偏低决定的。这可能是导致食品安全规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窦一杰博士运用GreyDEMATEL方法分析了影响中国电子产品RoHS规制出台的因素，发现政府与厂商之间的沟通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南大学胡汉辉教授提出，由于文化产品具有创新成本高、传播成本低等特点，容易出现进入壁垒，造成市场分割等规制问题。他们通过共同代理模型研究发现，在分散规制压力下，企业在文化产品中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方面不同的努力程度，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方向。四川大学杨永忠教授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收入多样性、行业观念和目标市场与文化价值偏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应从上述角度鼓励文化产业发展。
    针对2013年3月铁道部撤销，成立铁路局与铁路总公司，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李宏舟副研究员提出，引入竞争机制的根本在于改变网运一体化下运输模式，撤销铁道部本质是政企分离。以政企分开为借口，实施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山东财经大学郭庆副教授和王传荣教授讨论了按照不同运输距离进行铁路规制改革的可能性，提出铁路在不同运输距离面临不同竞争对手，不同竞争模式对铁路经营绩效的影响差异很大。
    （二）经济性规制保护下的垄断问题与放松或取消规制
    被规制部门、规制者获取不当利益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受损，规制部门偏离了保护社会公众这一应尽职责是目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于左研究员和高玥博士发现，出租车 “打车难”与“集体罢运”的实质是规制保护下的垄断，严格的数量规制和“份钱”构成双重垄断租金，而出租车公司的寻租行为导致了政府规制失灵。他们认为，在数量规制难以有效推行或存在垄断行为情况下，替代性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对出租车公司的反垄断执法。山东财经大学袁磊和薛瑞认为，除数量规制以外，不当的价格规制也是造成打车难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研究均表明，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是放松或取消经济性规制，在出现垄断利益难以打破的规制失灵情况下，反垄断执法可作为替代性的解决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居恒博士对汽车市场中地方性保护与排他交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性保护会降低排他交易的概率，这可能是由两者适用于不同的市场情况、供给商与销售商偏好差异等原因造成的。作为三网融合的利益结合点，IPTV对广电企业和电信企业都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北方工业大学宋胜洲副教授认为产品内容的多样性是IPTV社会福利的体现，但为了保持产业健康发展，政府要对牌照进行数量规制，他们发现将内容厂商数目控制在8个左右是合适的。
    三、反垄断领域理论的新发展
    （一）反垄断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高新技术领域反垄断研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问题，出现奇虎腾讯之争、发改委调查电信、移动歧视定价等代表性案例。在对上述案例进行竞争分析之后，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所主任张昕竹教授认为，在电信联通歧视定价案例中，厂商行为具有迎合竞争与成本合理性，行政执法部门存在滥用规制的嫌疑，而在奇虎诉腾讯案中，法院对相关市场的界定则成为进行竞争分析的核心，并在判决时引用了Facebook案例作为间接证据，得出了较为合理的判决。最后，他总结了不同执法部门在执行反垄断法过程中的优缺点，认为法院执法发展速度更快，行政执法在信息披露、竞争分析方面仍然需要加强。引入更为合理的竞争分析能够为反垄断执行提供更为合理的依据，北京工商大学易芳博士以希捷收购三星硬盘驱动器案件为例，应用SSNIP方法和价格关联法进行了相关市场的界定分析，证明了该判例公告的合理性。
    （二）中国反垄断法研究的新进展
    反垄断法实施近5年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时建中教授从反垄断执法体制与机制问题、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关系、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关系、法律责任与行政垄断执法机制五方面对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于竞争政策在当前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定位模糊，造成了反垄断法在完善与执行过程中参照标准存在缺失。茅台与五粮液转售价格限制是我国第一个关于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案件，唐要家认为茅台与五粮液行为已违反相关法律，然而为提高其先例价值，反垄断执法应该明确执法原则、给予当事企业效率抗辩的机会、明确罚金水平依据和加强反垄断机构执法能力建设。反垄断法的推广值得期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嫚教授与洪海借鉴美国医改经验，认为应将反垄断法引入中国医改当中，保护中小医疗机构，使其具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新进展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新企业成长和生存问题逐渐受到产业组织研究的关注，这主要是缘于新企业成长具有独特特性。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肖兴志教授等发现，运营能力与市场能力对企业生存时间起相反作用，而积累研发能力能有效增加企业生存时间。此外，企业降低规模扩张能够有效减小退出风险。
    产能过剩与重复建设是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传统行业，还蔓延至新兴产业。江西财经大学史忠良教授认为，新兴产业，如光伏产业，发展遭遇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产业规划不到位与过度依赖外需。
    企业利润率差异的形成机制对于分析企业经营状况与生产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数据缺乏等原因，已有研究较少涉及生产性服务业。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陈艳莹教授和鲍宗客发现，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同期的工业企业，但我国生产性服务企业间的利润率差异并非由企业效应产生，而是归因于所处行业的不同。清华大学李明智博士等使用淘宝数据分析了消费者给出评价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买家的异质性水平是影响给淘宝卖家评价最重要的因素，并且买家购物频率越高，对商品进行评价的偏好越弱。
    补贴是目前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但究竟由哪方来承担相应的成本却一直存在争议。以新能源产业为例，暨南大学孙鹏博士与聂普焱教授对比了消费者、政府、企业三种不同的补贴方式，认为消费者分摊价格最高，而企业分摊价格最低。东北财经大学博士于娜采用logistic理论模型，判断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阶段，发现该产业目前处于发展后期。“政企关联”对企业经营绩效会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南开大学庞瑞芝教授等发现，存在政企关联企业在获取政府资金支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还未能转化成创新能力。
    （二）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协调发展
    如何处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以高铁与航空为例，上海交通大学陈宏民教授讨论了两种交通产业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均衡状态下，两种运输模式的单位利润之比等于它们的市场规模之比；单位利润之和与运输模式的时间差（质量差）成正比，与临界点的分布密度成反比。东北财经大学副研究员姜春海和胡亚妮测算了电力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总体呈现比较明显的逐年递减趋势。南开大学杜传忠教授和郭树龙博士对中国电池产业国际市场势力进行了测度，发现中国电池产品在国际市场势力较低，但在某些新兴经济体中较高，低价竞销、品牌国际化较低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鲁东大学马文军教授测算了钢铁行业历年最优需求，发现中国钢铁行业过剩水平一直保持在25%以上，亟需进行调整。南京审计学院喻一文教授使用FPSC调查数据测算了美国佛罗里达对电话服务的需求，他发现，当地居民对电话服务的需求弹性比20年前更大。
    五、定价、研发与拍卖
           微观主体行为是产业组织学家长期重点关注的领域，其前沿研究成果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较大。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主编、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陈勇民教授报告了他在企业定价理论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发现，企业的折扣定价能够降低消费者搜索其他商品的激励，从而刺激消费者购买其商品，此时，正常价格作为发送信号，向消费者传达商品质量方面的信息。通过上述方式，企业能够甄别那些消费欲望更强的客户。
    传统理论讨论垄断厂商差别定价福利效应的前提是消费者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但在现实中大量例子表明，垄断厂商向不同消费者提供相同商品时需要花费的成本不同也有可能会导致差别定价。目前，少有文献研究这一问题。通过讨论两种市场下的情形，陈勇民发现，如果厂商要根据边际成本对商品进行重新分配，就必须要进行差别定价，而消费者并无法从中获益，但通过差别定价，厂商却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差别定价产生的总福利大于单一定价。
    企业研发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另外一个热点。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谢申祥和中国人民大学王孝松博士发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外国企业垄断海外市场将提高该国企业研发投入的边际收益，从而提高本国企业研发投入的边际收益。南开大学田晓丽博士研究了企业在拥有新技术后仍然采用旧技术生产的情况，发现在固定收费合同下，采用新技术生产是技术拥有企业的弱占优策略；在单位产出收费合同和产出两部收费合同下，企业的生产技术选择由技术创新程度决定。
    在进行多单位拍卖的情况下，参与者有时在拍卖过程中需要赢两次以上才能获得比较高的效用，因此，这会使得拍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西南财经大学孟昕副教授认为，为了能够在拍卖过程中赢两次以上，参与者可能会接受一定程度的损失，而一旦引入拍卖撤销机制，则上述问题消失，拍卖参与者的收益也会出现相应增加。
    在寡头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通过进行特别投资变得突出，可以获得竞争优势。上海财经大学杨万中和蒋传海教授认为，当仅有一个企业变得突出时，无论消费者剩余还是社会福利都要比两个均衡状态下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大，而当两个企业都变得突出时，企业的产品会给消费者提供更大的效用评价，但企业也支付了一定的成本，就不一定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山东大学李长英教授和张剑虎博士使用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寡头广告市场当中的消费者保护投入问题，他们发现，如果公共频道不偏好投放广告，则在消费者保护投入上的投入私人频道，而在某一频道偏好投放广告，其竞争对手恰好相反时，该频道在消费者保护投入方面将实现最大化。当由环境因素影响使得不同企业价格同时增加时，这种一致性行为有可能会被误认为价格合谋。暨南大学徐骏博士发现，竞争充分的企业的定价随着成本的变化而存在一个连续调整路径，而组成卡特尔的企业的定价则会随着成本的变化而出现一个不连续的跳跃。
    作者:于左、吴绪亮，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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