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七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综述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为结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第七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于2013年9月26日—27日在四川大学举行。本次论坛入选论文40余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40多所高校院所和社科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学创新等重要理论与现实命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现将研讨成果综述如下。
    一、 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
           与会专家认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强调，要在准确把握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方向、本质、特点作了清楚的解释。《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把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改善工人阶级生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动生产，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让全体人民过上最美好幸福的生活。为什么搞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后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不相适应，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它，以消除资本主义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摆脱剥削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更好地解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卫兴华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将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起来”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既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又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消除两极分化，形成共同富裕。
    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也是与会专家关心的问题。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阐述了当前面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之忧”。他认为，切实有效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创新什么，依靠谁创新，怎么样创新？当前在这三个问题上，存在三大忧虑。一是，“创新什么？”面临四大挑战：（1）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未“腐朽垂死”，经自我调整和改良仍有生命力；（2）社会主义经济中如何理解和处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与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3）当代世界经济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如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等，这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提出了新挑战；（4）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和管理愈加复杂，但完整、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未出现。二是“靠谁创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后继乏人，40后、50后和少量60后中，只有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还在坚持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70后、80后、90后的经济学大学生基本上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训练，许多高校取消《资本论》课程，很难指望从中产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三是“怎么创新？”，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学要国际化的倾向，但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得到西方普遍赞同与认可。二是存在轻经济思想重技术，甚至玩方法、技巧、模型的倾向。基于问题与挑战，简新华教授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必须走现代化、中国化之路。
    四川大学张衔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坚持，要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学习，这是态度、方法，更是要求。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读经典，不要本本主义，西方经济学学方法，但不要工具主义。西北大学何爱平教授提出，要在比较与综合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研究，形成比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经济学是批判性原理，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性原理，应在二者结合点的探索中，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理论命题的探讨
    重庆工商大学杨继瑞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与实践创新问题。他首先从土地和资本是价值创造重要协同条件的观点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的重要地位，即土地获得地租，和资本获得利息、劳动获得工资等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要素分配逻辑，对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设计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围绕马克思主义地租地价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实践创新，他提出一系列观点，包括：重视级差地租，但不能忽视绝对地租，土地所有权是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抽象掉了农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时是否存在绝对地租的情形，如同资本所有权获得利息一样，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对剩余价值的分享，而非资本有机构成的差额；我国现实经济中的地租是非纯粹的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包括了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作用）。杨继瑞教授还提出，我国在土地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中，一要处理好农地流转收益与土地产权参与分配的关系，农地征用应在公共利益范围，征收则应依据市场经济中的地租地价来形成土地对价；二是在城市土地的划拨、出让、出租上，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普通商品房可先锁定房价，再定地价，豪宅则按市场定价，并推行三高，即高地价，高税收，高配套费。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对狭义价值论和广义价值论进行了探讨。他将广义价值论原理阐释为：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比较成本决定，与相应部门的比较生产力水平成正比；在部门平均劳动成本已定的情况下，商品的广义价值与该部门比较生产力水平成同方向变动；广义价值定义为调节价格运动的一般规律，由平均比较利益率决定。他提出要重新认识剥削与私有制的关系，即非劳动生产要素同样参与价值创造，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统一的；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等于剥削，剥削来自报酬与贡献不一致，只要报酬与贡献一致，非劳动收入就不具有剥削属性；剥削与私有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保护私有财产、发展非公经济与消灭剥削可以并行不悖。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四川大学陈永正教授基于对活劳动形式变化规律的认识，探讨了当代活劳动形式的本质与成因。他依据生产工具性质差异，将生产活动划分为手工工具时代、机器时代、智能自动化生产体系时代，依次出现三种主导性的活劳动形式：手工劳动、机器劳动、知识劳动。当代生产工具的性质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活劳动形式则是知识劳动。首钢发展研究院王大谦研究员，试图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坐标系，阐述了四种价值坐标系：1人1物（1×1）的自然经济模型、2人2物（2×2）的商品经济模型、3人3物（3×3）的货币经济模型、n人n物（n×n）的市场经济模型。他提出了“边际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认为静态均衡条件下的价值决定，依赖于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与边际必要劳动时间相等。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探讨了商品价值向商品生产价格转化中的数量关系问题。他界定了转形问题的Ａ体系与Ｂ体系，论证Ｂ体系与马克思理论逻辑的一致性；提出了运用Ｂ体系进行实证计算的若干方法，据此处理我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验证了马克思的“总量相等二命题”。他关注到若干现象：按Ｂ体系内三个转形方程分别计算的商品价值向量剩余价值率差别较大，我国市场价格与理论值之间偏离程度较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下的劳资关系命题，也是关注的焦点。张衔教授提出，马克思最早注意到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为什么存在，这可以通过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利润函数构建与分析说明。同时，对欧美资料的查阅发现，美国推崇的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准则，是脱离实际的。依据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制度强制和“制造同意”，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根本矛盾，矛盾的解决需要企业治理重构。四川大学骆桢博士考察了劳资关系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他发现，在主流经济学理性人跨期抉择的框架下，劳资关系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都被抽象掉了；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下，从“劳动过程理论”到“产业后备军理论”乃至“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和“危机理论”，劳资关系始终是矛盾运动的核心因素，贯穿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全过程。他进一步阐述了劳资关系对生产率、收入分配的影响，提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利润率能否维持在一定水平，并采用马克思2×2×2×2模型，解释了劳资关系如何影响利润率。清华大学孟捷教授强调要重新认识劳动力商品化的条件。他认为马克思所谈论的生产者“双重自由”，是直接生产者无产阶级化的前提条件，而非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条件。即便没有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即便还没有获得彻底的人身自由（比如迁徙的自由），仍然可以实现劳动力商品化。中国改革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点。
    围绕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川大学龚勤林副教授认为，马克思资本社会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和实物补偿问题，实质上是要求产业链各链环之间必须保持既有存量和追加增量的平衡协调，以维持产业链的和谐运行和社会再生产，这是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依据。南京政治学院张明之教授从资本逻辑视角挖掘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认为由资本本性衍生的自我扩张形成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本身蕴含着“自由”价值，但也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出了挑战，因此要因循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追寻摆脱资本统治之道。
         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本次论坛的重要现实命题。当前宏观经济走势、新一轮的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新型城镇化等热点问题，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与热烈探讨，并引起积极反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树成研究员分析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他首先提出近期宏观调控中的三个关联性重要命题，即“稳中有为”、 “合理区间”与“中高速增长”，进而判断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国内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或称“增长阶段转换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他认为，在新阶段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要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即经济增长适度区间，或做好“速度换档”。当前的政策建议就是“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以深化改革激活供给面、激活需求面（投资和消费），通过转方式、调结构，直接扩大消费及消费有关的投资，进一步放松宏观调控政策，形成良好的宏观环境，使经济运行“适度回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裴长洪研究员探讨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挑战和机遇。他分析指出，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推进，但当前仍有很大潜力，如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仍然较低，商业存在与自然人流动开放不足，属于半开放状态；另一方面，中国采取的实施保护与自由化结合的服务贸易开放战略，在新形势下面临国内法律、法规、政策与国际规则（包括新规则）接轨的问题，以及美国全球经济治理战略带来的新挑战。他认为中国应从边境开放向境内体制性开放过渡，即加快国内体制、经济与社会、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接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是中共十八大后如何扩大开放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对上海自贸区建设，他强调要统筹好区内区外的关系，建立海关便利化的联动机制，处理好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与会专家探讨的焦点。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丁堡骏教授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春学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是清晰的，所谓的“产权不清”，是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所有权益被剥夺的问题。他提出，现行土地制度的症结在于征用权大于所有权的法律制度，以及用“征用制度”替代“用途管制”的法规，《土地管理法》实质上是以征用替代用途管理，剥夺了农民自由选择土地用途的基本权利；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修定《土地管理法》和《城市土地管理法》等，使农民真正行使土地所有权。关于转型期我国公民财产权结构，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提出，相比收入差距，差距背后的财产权结构更值得关注，其突出矛盾在于，财产权获得与能力非均衡，公权侵害私权问题突出，劳资利益关系失衡，财产占有差距明显扩大。她认为，财产占有不均和利益冲突，是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内生性矛盾，矛盾化解以及建立社会利益关系新的均衡，需要我们深化改革来完成。关于改革的方向，南开大学何自立教授基于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认为完全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已给西方国家造成危机，中国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突出重围，实现民族复兴。四川大学蒋和胜教授认为，新时期要建立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长效机制。
    与会专家探讨了中国经济科学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四川大学朱方明教授提出，要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经济增长质量不同于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对经济活动质的评价，应从投入要素的质量、经济活动本身的质量、经济活动成果的质量三方面进行考评，GDP增长率只反映数量变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投入要素质量有待提高、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有待加强、生产成果质量不佳等缺陷，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产权制度、强化法制道德、加大惩戒力度与提高公民素质等方面改进。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提出，新型城镇化是“有规划的、集约的、开放式”城镇化，要做好城市规划和建设，走出“限制大城市发展”的误区，以制度变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变革的关键是明晰农民土地权益，明晰土地权益和实现自由交易关系到税收体制和社会管理架构的现代化。华南师范大学赵学增教授从马克思城市化理论出发，认为应纯洁城市化的经济属性，清除城市化的政治属性；纯洁城市化的路径，阻截恶意圈地和房地产城市化的歪风邪气；城市化基础是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道路选择只有工业化。孟捷教授基于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视角探讨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发现中国向着低无产阶级化和高劳动力商品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力关系向市场化契约化转变，农民工数量持续大幅增长，雇佣合约的覆盖面相当有限，工资决定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权利严重商品化和私有化。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阐释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认为其要义是机械化、科技化、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目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法是建立新的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四川大学邓翔教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反思，认为过去偏重基础设施上的政府投资，忽视了公共服务供给，西部特色优势产业较少，反贫困和生态保护问题难度加大，未来应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实施空间集中化战略，完善生态建设体制机制，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走廊、中缅孟印经济走廊等。
           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创新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是本次论坛与会专家的研讨共识。
    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基于对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地位变迁与经济学范式演变趋势的分析，提出中国崛起的现实导致国际秩序重构以及潜在利益冲突，中国与欧美利益、文化、“共同立场”的差异，是“中国经济学”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构建独立自主“中国经济学”有必然性。他将中国经济学界定为中国立场的，以中国发展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为实证材料，对中国经济实践经验总结、发展规律加以提炼建构起来的经济理论，是充分吸收主流经济学理论并覆盖超越其理论发现的经济学，是对“追赶型经济体”有普遍指导价值的经济学。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提出，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中国，经济学中心也将是中国；强国富民，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等改革问题的解决，需要将中国国情与一般经济理论结合，形成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教训，确立独特的思想基础，妥善处理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的矛盾。简新华教授强调，中国经济学创新应处理好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做到中国化为本、国际化为用，使之成为国际性的理论，还应做到思想性与技术性的统一，以理论贡献与实践贡献作为创新成败的最终衡量标准。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存在一些误区，比如理论经济学过度“应用化”，对基础前沿理论缺少重视和投入；有些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官方保护色彩太重，容易导致其一旦自主发展，将丧失应对质疑和外部理论冲击的“免疫力”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与对话，也是与会专家交流的热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提出，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及其制度变迁，荀子“义以分则和”思想，具有中国智慧式的经济学解释力；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通过建立依赖理论范式，突破所有制理论范式局限，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开展对话，对解答中国改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学者回应，依赖理论与所有制理论本质是相同的，依赖形态的不同是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差异。南开大学陈弘教授则提出，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权概念并无本质差别，产权范畴的兴起规避意识形态争议而推动了市场化改革。还有研究者认为不能片面解读科斯产权理论，如“清晰界定产权”并不意味着私有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保持公共财产性质前提下寻求清晰界定产权的具体方案。有学者补充提出，制度经济学强调细微层面，相比所有权，产权更便于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刘刚博士针对全球价值链中非生产劳动的竞争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竞争力理论的比较，他认为，西方竞争力理论和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从战略倡导和理论批判角度揭示广告和公共关系等非生产劳动在市场竞争中的特殊作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在界定非生产劳动的概念和范围，解释非生产劳动垄断租金的来源、形成条件和动态机制方面，更值得借鉴，可用以指导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深化非生产劳动竞争力研究。西北大学何爱平教授等，分别就国际贸易理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思想、价值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
    综合来看，本次论坛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第一，进一步明确了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强调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现实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中国经济学创新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第三，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基础前沿问题，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劳资关系协调、境内体制性开放、上海自贸区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第四，围绕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新型城镇化等现实热点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和新观点，并对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西部大开发、城市化建设等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提出了改进之策。
    作者:贺立龙、朱方明、张衔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