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立信风险论坛综述

    中国立信风险管理研究院与《经济研究》编辑部于2009年6月5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立信风险论坛，来自政府、高校及研究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采用主报告和分论坛学术研讨会形式，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讨。
    在论坛主报告会场，来自天津财经大学的张维教授从金融创新、风险管理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角度，探讨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思路，认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这种金融创新需要从风险降低、风险分担和增加高风险投资供给三个方面进行，而不能简单地采用传统的金融方式。并且，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创新不仅需要创新的构思，而且需要对这些创新的构思进行定价和风险控制，政府则需要在这种金融创新中发挥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并借助于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引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研究员从信用扩张角度分析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产生机制，认为信贷扩张过度是金融体系的风险根源，而且，要保证中国房地产持续稳定发展，就要通过信贷政策遏制房地产投资性信贷而对消费采取优惠，从而确保信贷扩张的合理边界，以有效管理可能由此引发的金融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诚研究员，也发表了“应对宏观经济风险的政府责任”的主题演讲，认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通过公正和透明的立法权或公共政策决策权、行政权或公共政策执行权、司法权或公共政策监督权的实施，将主要职能定位在维护公共秩序、规范市场环境和增进公共利益上，不特别偏袒某一利益群体或集团的利益，也不直接加入和干预生产发展和市场盈利活动，才是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宏观风险的合格政府。
    在接下来的主题为“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和“微观主体相关风险”的分论坛研讨会场上，与会学者围绕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管理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 风险识别及其传导机制
    2008年以来，在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下，世界各国都出现了程度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也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步入下行通道。不仅如此，这场危机的持续深入发展还给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复苏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针对中国经济在未来运行中所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与会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指出中国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和能源安全等方面，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我国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增长风险，刘金全、黄赜琳和毕玉江等分别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刘金全认为，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经济增长也需要投资这架“马车”的拉动，但是投资的不合理也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投资能导致经济周期的波动，经济增长波动过大，这就引起经济增长的风险，不利于经济平稳快速持续地增长。黄赜琳、毕玉江从消费的角度，认为就理论而言，消费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商品的价格波动、产品的质量、性能或效用风险、机会成本风险等不同因素会导致消费风险，而消费风险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并引起消费波动，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增长风险。对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讲，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加剧、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平衡、居民短期储蓄目标增加、财政收入与政府消费增长过快、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非均衡增长以及金融危机影响等都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波动，并且由于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上升，这也可能造成消费需求下降，从而导致我国经济的未来增长面临较大的风险。
    黄波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等角度分析了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城镇劳动力供给，会受城市化和城乡差距等因素影响；其二，劳动力需求，对城镇就业（失业）的影响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投入（劳动力＋资本＋技术）→产出（GDP、各产业增加值）→分配（消费＋出口）→投入…；其三，劳动者工资（即劳动力市场价格）、收入与消费等因素，也会对就业产生影响。程名望认为，宏观层面上，影响我国就业风险的因素有经济增长、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产业结构、制度变迁等，而在微观层面，效率工资、教育水平、身体素质、劳动条件、劳动环境等因素，则会对就业产生影响。
    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水平达到高峰后掉头向下，对于未来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的变化状况，张耿和贾德奎认为，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经济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国际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状况等因素的变化来看，中国短期内出现通货膨胀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考虑到政府刺激经济增长所采取的各种扩张性政策的后续效应，则无论是快速增长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还是急剧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些趋势如果在接下来的半年到一年中得以延续甚至失控，则在2010年之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会面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的考验。不仅于此，在实际需求疲弱的环境下，过度的流动性将导致资产市场出现泡沫，并从另一个层面导致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进入2009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过去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及未来的可能变化，李治国认为，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其中，日益良好的投资环境、相对低廉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工业化步伐较快和制造业产能迅速扩大、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和国内需求不足、跨境资本追求较高投资回报等因素，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且，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美国为首的主要经济体连续降息并竞相滥发货币，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将会明显增加，国内经济也将面临一定挑战，中国国际收支形势的复杂性将会增加，尤其是国际收支的结构性风险将会显著上升。
    对于能源安全方面，何亚群认为，在全球能源价格浮动加大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大背景下，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着环境约束、能源科技薄弱和能源工业的产业竞争力薄弱等问题，这些因素导致了能源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均很突出，并有可能进一步引致能源安全风险，并由此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是国家经济安全。
    就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问题，邓丰就中国公司跨国并购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企业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获得战略性资产，而并购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公司的吸收能力以及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整合能力、协调能力、同化能力等；张利兵将金融市场的泡沫状态引入企业IPO的决策模型，分析泡沫对IPO最优时机的影响，以探索金融市场中的泡沫对企业行为的“扭曲”影响。除上述问题之外，与会学者还对公司治理、风险管理技术及中国农业保险微观机制设计问题等进行了研讨。
    二、 风险测度方法及实证结果
    刘金全通过投资与GAR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估计和冲击反应分析，进一步检验和判断我国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风险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向下风险GAR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我国经济波动比较剧烈和增长水平较高的时期，经济增长的在险水平也比较高，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经济增长的在险水平明显降低，并且基本稳定在1%—2%（GDP风险）和2.5%—4%（工业增加值风险）的区间上。从2008年第2季度开始，无论是GDP还是工业增加值，我国经济增长风险有明显继续抬高的趋势，这主要归因于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来看，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将会继续出现较大向下风险的可能。黄赜琳和毕玉江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波动（即产出波动）的因果检验，考察了居民消费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风险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波动与城乡居民消费波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模式的变迁，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发展。
    黄波运用排序logit模型（排序probit模型做稳健性检验）对就业风险进行度量和预测。基于就业风险识别，选取18个经济运行指标作为因变量，然后基于这些指标进行排序logit回归并基于估计模型进行预测。从模型预测效果来看，样本内预测成功率为80%，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选取两种方法进行2009年和2010年的城镇失业率等级之概率预测，其中，基于具有显著影响的经济指标的近3年移动平均值的预测是，2009年和2010年我国就业风险处于4级水平（失业率在5.298%—6.454%之间）；而基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情形的预测是，2009年和2010年我国就业风险处于5级水平（失业率大于6.454%）。程名望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并筛选了可能影响就业的风险因素，量化分析的结果表明，从宏观风险指标来看，2009年我国就业风险比较大，7.8713%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使得我国已经进入“红灯”区域，处于应该发布就业风险预警的状态。从微观指标来看，调查样本的就业状态并不乐观，总体风险处于低风险和高风险之间的状态，总体风险较大。和2008年的调查数据相比，总体呈现恶化的趋势。
    张耿和贾德奎将通货膨胀风险划分为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两类，运用BP滤波方法分离这两类风险后，建立长期方程和短期方程进行估计。实证模型表明中国今后两年通货膨胀的预测结果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次贷危机造成的冲击的大小。如果次贷危机造成的破坏不再增加，那么2009年下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会比较温和，CPI稳定在政策目标4%以下，但从2010年开始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到2010年的下半年，通货膨胀将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且将持续1年左右，CPI的峰值将达到8%以上；如果次贷危机造成的破坏比目前预期的更大，那么2009年下半年会出现物价下跌，到2010年CPI重新回到大于零的区间。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货币供应量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2009年年初的信贷扩张可能在2—3年后造成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李治国基于对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从贸易收支决定、过度储蓄下的经常收支以及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贸易收支顺差随着外部总需求的增加而增加，而我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对其则表现出抑制作用，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显著地影响着我国的经常收支差额，并且，长期以来我国的经常收支持续顺差在根本上是由于过度储蓄。除此之外，国际收支长期单边失衡导致国际储备过度增加和央行对外净资产过快上升，使得货币当局似乎已经承载了过度压力，并引发货币乘数波动和货币供给形成过程的不稳定性。
    何亚群将3E系统分为能源工业的发展水平和协调水平，采用主成分分析来进行量化，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并且，为对能源安全进行风险预警，将整个能源系统细分为煤炭子系统、石油天然气子系统、综合子系统，采用因子分析和多目标模糊评判方法建立了多目标能源安全模型。通过分析计算得到三个子系统的能源风险预警指数，结果表明，我国能源风险预警指数相比于2008年的5.0452，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上升至5.8293和6.0349。中国未来能源安全形势总体不容乐观，特别是国内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大于供给，供求矛盾呈刚性上升，并且石油短缺是我国国内能源风险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三、 风险管理对策或建议
    对于投资引致的经济增长风险，刘金全认为，虽然投资可以有效地抑制整体经济增长风险，但并不意味着经济波动性越大越好，更不意味着经济向下风险越大越好，相反如果经济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危害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并且，在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对经济下滑风险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这种扩大投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举措无疑是准确的、稳健的、利好的。对于消费引致的经济增长风险，黄赜琳和毕玉江认为首先要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消费信贷市场；其次，适度增加工薪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再次，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建立农村保障体系；另外，通过寻找新的消费热点以促进生产发展；除此之外，充分发挥货币与财政政策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
    黄波认为，面对我国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政府应当主动引导，充分发挥非正规就业、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对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作用；积极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跨区域梯度转移；财政与货币政策导向应在追求“保增长”的同时注意“促就业”；完善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等。程名望认为，针对我国日益加剧的就业风险，政策当局首要的任务是应对金融风暴造成的不利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并重；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积极扩大对外贸易需求，增加中国就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通过改善农民城镇就业环境、加强教育和卫生投入、增强劳动者总体素质等举措，以缓解我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
    张耿和贾德奎认为，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风险，中国政策当局需要持续关注和评估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控制银行信贷的投放速度和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主动引导固定资产的投资方向，以避免应对经济下滑的政策措施成为未来通货膨胀高涨的引致原因。
    李治国认为，化解国际收支风险的关键在于从整体上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均衡。要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配合国家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宏观调控总体部署，通过实现经济对内平衡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不仅如此，还需要通过加强统计监测和风险管理，以切实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另外，还需要加强国际协作，以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的不确定性。
    何亚群认为，中国应实现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向 “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经济效益高”的模式转变；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向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增效的“绿色经济”转变；从“生态侵略型经济”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型经济”转变；通过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从“生态赤字”向“生态盈余”转变。同时通过形成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实用技术体系和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应对能源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