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年会综述

    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今年年初实体经济未能幸免，受到巨大冲击，引发了世界经济动荡。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尽管还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这次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评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适时选择中长期发展战略，力求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以及香港经济导报社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09）”国际高峰论坛年会于6月19日—21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围绕着“世界经济动荡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这一主题展开讨论。许多研究宏观经济的著名经济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大会发言的学者（按发言顺序）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刘树成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文魁教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郝如玉教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外经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艾文耕先生、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乃武教授、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杨圣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资源管理学院院长李晓西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胡永刚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建伟研究员、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国华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分党委书记沈越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国防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卢周来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室主任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研究员等。与会专家对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周期的阶段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也对宏观经济政策给中、长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激辩，并对中国未来政策取向提出广泛的建议，现综述如下。
    一、 宏观经济走势基本明朗：经济筑底成功，反弹力度有待观察
    2009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显现，中国经济已到达这轮经济周期的底部，所有与会专家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否已经企稳回升，却存在一定分歧。
    1、经济止跌，复苏势头还欠稳定
    与会的一些专家认为，从月度指标的动态角度看，中国本轮调整的冰点大致是在去年11月份，中国已经度过了急速下滑阶段，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开始进入企稳回升阶段。根据我国5月份最新的数据，CPI同比下降1.4%，降幅低于上月的1.5%；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2%，增速快于4月份的14.8%；而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消费增速在5月份进一步攀升至17.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速明显快于4月份的7.3%。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25.74%，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6645亿元，高于4月份的5918亿元。其中，5月份票据贴现的比重大幅降至18%，中长期贷款比重则上升至73%，这反映有更多的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这些数据均体现出中国经济正在复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实际上是不够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还较多。出口下降、产能过剩、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财政压力以及就业困难等问题尚难根本缓解。一方面，CPI与PPI的继续双降(且实际降幅大于市场预期)，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的回落，出口的大幅下跌(5月份出口增幅为-26.4%)，用电量继续下滑等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大，而扩大内需的目标又无法迅速实现，所以经济的持续复苏还依赖于国际环境的好转。从目前的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持续走弱，主要发达国家何时能走出低谷尚不确定，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又使得我们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5.9%，进口和出口同比降幅双双扩大，其中出口降幅增加了5.9个百分点，这显示了中国的外部需求并没有根本的好转。有专家提出，世界主要国家的冰点可能比中国滞后6个月到9个月，政府增加的4万亿元支出在今年所发挥的效益，基本抵消了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恶化对我国经济形成的外部冲击，工业增加值，从今年3月份的8.3%降低到4月份的7.3%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推论。
    少数专家与上述观点稍有不同，他们认为，不能轻言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即使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回调到了6.1%，不能说经济已经见底。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是GDP增速深度回调的主要需求因素，2008年出口增速下滑造成的GDP增速同比降幅均在1个百分点以上，1—4季度出口增速下滑引致的GDP增速降幅分别为1.72个百分点、1.27个百分点、1.07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因此下降9.27个百分点，相当于GDP增速同比降幅的206％，如果没有投资和消费实际增速的提高，弥补了出口增速下滑产生的需求缺口，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将不足1％。
    当前的经济好转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策性反弹。5月份投资达到38.9%，这种投资的高增长，很重要的是刺激性政策的结果，项目审批加快，贷款规模增加，推动了投资的快速提升。因此，经济真正企稳回升，还需要观察。经过二、三季度反弹后，第四季度仍有可能回调。
    下一步经济回升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内政策的力度和持续性，这是我们可以调控的，我们现在调控的空间余地比较大。二是取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走势，这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美国金融危机是“双重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信贷泡沫）破灭的结果，不能盲目地认为美国很快就要走出危机。即使一季度是2009年中国GDP增速的低点，但中长期趋势依然不容乐观。
    2、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预示着经济筑底反弹
    有专家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预测中国宏观经济已经筑底反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经历3个周期。第一个经济增长周期，1981年到1990年，1981年经济增长周期处于波谷，谷值是5.2%，1984年处于波峰，峰值是15.2%，1990年回落到波谷，谷值为3.8%；第二个周期是1990年到1999年，1990年是低谷，3.8%，1992年是波峰，峰值是14.2%，1999年又到了一个新的波谷，谷值7.6%。第三个周期从1999年到2009年，1999年是波谷，7.6%，2007年峰值13%，2008年回落到9%，估计今年会到谷底。
    第一轮周期经济增长从波谷到波峰只用了三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波谷用了六年时间。第二轮周期从波谷到波峰只用了两年时间。这两个周期长度相同，都是9年，两个周期的经济增长都表现出陡起平落的特点。与前两轮周期不同，第三个经济增长周期从波谷到波峰用了8年时间，从波峰回落到谷底，估计仅有两年时间。这轮周期表现出平起陡落的特点。
    这个周期从峰值回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包括我国周期性回落的因素。我们在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以后进入周期调整。当然，经济增长率回落速度如此之快，持续时间如此之短，国际金融危机起到了主要作用。
    有专家进一步从经济周期的制度特征和形成机制探讨周期的阶段，分析改革开放后3个周期的不同机理。计划经济制度下扩张期短而收缩期长，扩张期一般只需2—3年的时间，经济中固有的力量就会把经济从波谷推向波峰，呈现过热的状态。但要压缩过热的经济，则需要5—7年的时间。
    市场经济制度下扩张期长而收缩期短，扩张期一般长达6—8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从波谷到波峰的运行过程，而经济收缩期则只需要1—2年的时间，甚至更短，经济中固有的力量就会把经济从波峰推向波谷。
    从上一个波峰年1992年到本轮经济周期的波峰年2007年之所以长达15年之久，不是周期的波长规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两种体制转换的必然结果。如果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政策没有大的改变，2009年将完成筑底，2010年进入复苏阶段，此后中国的经济扩张期将长达七、八年之久。当然，这不排除个别年份增速出现回调的可能。
    3、全球经济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经济的复苏需仰仗全球经济的复苏，尤其是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复苏的进程。
    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美国GDP增速大约为1.1％，2009年将下降到－2.74％，2010年GDP仍将负增长，增速为－0.71％，2011—2012年期间仍将低速增长，直到2013年才恢复较快增长态势。
    2009年美国及欧盟、日本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增速将大幅度下降，全年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为－12.59％和－18.3％；2010年进出口增速下降幅度减少，出口增长2.28％，进口增速为－0.72％；2011年进出口恢复较快增长态势，但2012年进出口仍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为－5.68％和－9.8％；2013年一季度以后进出口才恢复较快增长态势。
    2009年一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四季度的6.8%继续回落到6.1%，这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最低的季度经济增长率。如果按出口每降低10%，以我国整体GDP增长率的影响将会在1%以上推算，一季度出口增长下降了20%，对GDP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应该在2%以上。
    由此可见，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性政策，2009年美国经济将出现GDP负增长近3％的深度经济衰退，美国、欧元区15国和日本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增速将会大幅度下降，2009—2012年我国出口将面临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度收缩的不利局面，这无疑会大大地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和复苏的步伐。
    也有观点认为，这次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增长格局不可避免将发生重大变化，像前些年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仅在危机中已经改变，而且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一方面，过去和现在美国当局总是要别国做负责任的国家，这次危机暴露出正是美国应当是实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做对全世界负责任的国家。因此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和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危机过后，美国不大可能再继续依靠无限制的经济透支来支撑过度消费。
    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危机而大规模增发国债和货币，必然带来新一轮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带来新一轮石油、粮食等初级产品涨价，危机也将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竞争更加激烈。因此我国外贸出口在危机过后，不可能再恢复到危机前那种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
    二、 金融危机加剧了经济失衡，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突出问题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既是客观规律使然，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矛盾大量累积的必然结果，而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这些矛盾，并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失衡，而在这些失衡中，内外经济失衡是经济中最突出的失衡。
    1、内外经济失衡的四种表现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经过2003—2007年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四大失衡。
    一是外需和内需的失衡，内需不足。1998年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18%，但到了2007年，已经上升到36%，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比例太高。一旦外需萎缩，对经济的影响很大。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反映出经济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内外需不平衡的矛盾。
    二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的比重太低。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六五”和“七五”时期占到50%以上，到“八五”和“九五”时期占到45%多。在2001年的时候，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还达到45.2%，但是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35.6%，2008年占35.3%，比一般国家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60%—70%左右，低了近一半。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但是实际上扩大的主要是投资的需求，居民消费需求一直在下降。
    三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已经成为中国经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瓶颈”。1990年，中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只有5%左右，这几年已经上升到50%，经济风险增加。
    四是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五年的落实，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改观。
    在这四大失衡中，内外需的失衡和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尤其突出，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2、透视内外经济失衡的根源
    内外经济之所以出现失衡，既有外部的因素，即美元的霸权地位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给我国造成的冲击，也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原因，即粗放型的经济增长。
    首先，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出现了“两高一低” (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经济不可持续。2003年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围绕开发区建设的“投资过热”，使资本形成率从37.9%快速提高到41%。之后在出口增长的带动下，制造业投资增长使资本形成率提高并维持在42%强的水平上。2007年为42.3%，比2000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同时，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大幅提高，2003年为2.2%，2007年上升至8.9%。“投资-出口-增长-再投资-再出口”的增长模式因此得以维系。
    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国民收入分配重点向资本收益和政府倾斜。由于资本短缺，各地区为实现高增长，竞相提出各类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造成资本要素报酬偏高，劳动、土地等要素报酬偏低，本国要素(劳动、土地、银行利息、环境)报酬偏低，国外要素报酬偏高。在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却不断下降。1990年至2005年，企业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而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却下降了12%。其中，1996年劳动者报酬在总产值(GDP)中占52.2%；2002和2003年下降为50.5%和49.8%，2005年、2006年降为44.5%、44%。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自1996年起持续提高。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超过20%，比199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地方经济建设，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由于土地、资金、劳动力、自然资源价格均过低，投资的低成本除了激励政府或企业进行投资扩张外，还使企业丧失了自觉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内在动力。我国各级政府在利益驱动下，有着极高的经济增长需求，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就使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迟迟难以实现。
    其次，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与会专家认为美元霸权是造成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中国在日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受到日益深刻的影响。1970年以来，全球失衡不断上升，美国的逆差不断扩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开始出现逆差，90年代的时候它接近平衡。在80年代，日本、德国等主要的顺差国家支撑美国的逆差，到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中国支撑美国的逆差。到了21世纪，支撑美国逆差的国家不仅有中国、日本，还包括德国，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
    由于美元本位(或霸权)，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向世界征收铸币税，导致美国为向全球注入流动性须保持逆差，外围国家为持有美元(“原罪”)须保持顺差，从而出现全球失衡。
    况且，由于美国面临的是软约束(未加入FSAP)，美国的过度特权会导致失衡超过限度，从而引发危机。如果不解决全球失衡问题，难以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
    三、 宏观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但须防结构失衡加剧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央政府在出现危机后，迅速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去年11月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措施，提出了到2010年投资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这对我国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响应，很快制定了20多万亿元的刺激计划，这些举措使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度提高。今年1—5月，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万3千多亿元，同比增长32.9%，实际增长大概达到40%，这是因为投资品的价格在下降。而2008年，全国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只有15%，因为那个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是在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1—5月的增速比去年快一倍以上，与此同时，信贷也大规模上涨，1—5月份，新增贷款达到5万8千亿元，超过了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5万亿元的设想。
    专家在高度评价政府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一些建议。有的专家认为，扩大内需主要扩大投资需求，特别是有些地方还是上了“两高”（高污染、高耗能）和以前环评不合格的项目，以及加剧产能过剩的项目。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今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还要进一步恶化，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还会进一步降低。其结果有可能是经济在短期刺激以后，不久又以最终消费需求跟不上，民间资本跟不上出现回调。大家都希望经济呈现V型发展，但有可能走向U型发展的轨道。
    由于这次投资刺激计划，特别是地方的投资计划，很多是投向基础设施和产能已经过剩的第二产业。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除了最后一个以外，都是第二产业。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些举动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的回暖，但是将弱化原来已经严重失衡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以及加剧产能过剩问题。
    一些专家同时指出，政府的投资只有带动民间的投资，才能发挥更大的效应，如果没有社会投资的跟进、市场活力的调动，难以发挥政府推动的杠杆效应；1—5月份，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速度达到40.6%，中央一动员，国有控股企业就投资。然而，受政府较小的民间投资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民间企业的投资，它的投资需求可能会受到政府主导投资的拉动，但是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市场前景的恢复，尤其是我们的民间投资大量集中在加工工业，这和出口、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会受到全球经济恢复步伐的影响。民间投资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居民的住宅投资， 1—5月份，房地产投资仅仅增长了6.8%，这方面也不乐观。
    一些专家也提出，政府的过度推动也会抑制市场力量，导致目前一些行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过度推动会带来财政风险。投资计划的落实与信贷发放是吻合的，银行的钱来自于政府。如果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未来坏帐是不可避免的。地方配套资金的到位不理想，目前地方债务已达4万亿，如果没有房地产作为第二财政收入，显然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跟不上。金融危机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未来财政支出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的完善需要大量资金支撑。更为严重的是，政府行为过度，加大了不稳定度，导致中国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加大。
    四、 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既注重短期，更要谋划中长期
    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政府在出台相应政策时，必须把短期政策目标和中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与会专家普遍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够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1、中长期的政策应以改革为先导，把保增长、扩内需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有的学者提出，保增长易，调结构难，改机制更难。保增长以扩大投资为主要手段，以把饼做大为目标，大家都可以取利，而调结构和改体制，则要改变相对利益关系，削减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形势好时不需要调整和改革，形势不好时又不能调整和改革。改革只有在日子混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动真格的，而目前的情况是，经济发展虽然遇到了困难，但相对而言，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
    前几年，为了追求经济的超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中许多紧迫的问题没有及时作出调整，使一些矛盾累积。如2006年有关部门已经提出改革能源价格的意见，但可能怕影响企业的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速，推动物价上涨，被搁置下来。因此，为了缓解经济收缩中的矛盾，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在促增长中的作用，还是应当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比如通过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特别是能源和资源产品的价格改革。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们仍然是重增长，轻调整，重行政控制和政策调节，轻体制转型和机制改革，这从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可以看出来。最近以来，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新医疗体制改革，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等，有的有所进步，如医疗改革坚持了有管理的市场化，有的问题不少，如城乡统筹很多是变相征地。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问题，目标很好，措施不到位，有的政策措施无法实施，有的政策措施与目标矛盾。保增长必须与扩大内需、调结构相结合。
    一是要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岗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保增长主要是要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是要发展第三产业。因为我们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第三产业，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机制。
    二是要尽快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要建立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
    三是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移，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要使财政尽快地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该将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
    四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五是调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结构，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要增加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由此来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继续推动家电和电子产品、汽车等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稳定性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等等。
    六是改革规划体制。现在各个省市的规划在先，国家的规划在后，使得国家的规划对各省市的规划没有发挥指导作用，经济增长的指标常常大大高于国家指标。改革规划体制，先制定国家的规划，再制定各个省市的规划，使得地方规划和国家规划能够相衔接，同时要强化人大对规划执行的监督，不要使规划成为一纸空文。
    2、短期政策安排着力于积蓄复苏的足够能量
    一是提高居民购买力。一些专家提出在经济萧条或筑底的过程中，要实现复苏，必须积蓄足够的能量。经济复苏不能仅仅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更要重视消费的增加。为此必须增加居民购买力。购买力的增长既依赖于工资水平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更依赖于物价水平的下降。因此，政府要利用各种可行的有效手段，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增加有效需求。例如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
    二是减少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过度干预，放开产品价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特别是要允许产品价格下跌，这是促进经济尽快复苏的首要条件。在经济萧条阶段，要大幅度增加居民的货币收入是不可能的，而价格下跌意味着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增加。各级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托举房地产价格的做法不利于居民购买力的增加，也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资源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及其他垄断行业的产品价格也有类似的情况。
    三是经济萧条阶段是进行结构调整的最好时期。一些专家提出在政府政策上要把救市和顺市而行结合起来。不是所有的下滑都可以救，属于金融泡沫的，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它会伴随着发达国家的金融去泡沫化、虚拟化而挤出“泡沫”，同时中国也有去产能过剩化以及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衰退和萧条的实质就是调整。只有经过充分调整，才能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步入下一周期的扩张阶段。调整应当包括：产品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既包括存量调整，也包括增量调整。这意味着应当允许大量企业倒闭破产，当然也会有大量新企业的诞生。
    四是出台新的产业政策。新的政策应当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有利于技术进步，有利于改善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上一轮经济扩张期表现出的瓶颈产业，应当给以政策扶持，但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不仅要做减法，在危机来的时候，市场竞争压力会迫使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这是当前需要做的事情，加强政府行政力度。同时还要做加法，同时要做乘法。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日本、英国都是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今后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动力。我国的能源和GDP总量相比，能源消耗过大，利用率较低，能源结构不合理。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70%左右。因此，调整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潜力很大。为使下一轮的经济扩张建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应当出台新的固定资本折旧制度，这些制度和政策应当有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
    3、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全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提供着超过3/4的就业岗位，其发展对于稳定就业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就经济长远发展来看，中小企业的成长对于经济增长所发挥作用亦不可忽视：世界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不是通过发展中小企业获得成功的，例如，从人均总量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均中小企业数量为0.1，即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小企业；日本人均中小企业数量为0.05，即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小企业。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存在着外部环境障碍以及内部机制缺陷这两方面的制约，而在这两个方面，政府都可以大有作为，通过改善服务质量，全面支持中小企业的成长。
    一是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政府应适当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改变传统的主要依靠银行的单一的间接融资模式，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政策帮助或信用支持。
    二是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程序，降低在某些领域内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
    三是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种服务，规范中小企业服务市场的构建。在技术服务、法律咨询、企业诚信档案构建、市场分析等等方面，政府应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为企业的成长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四是从宏观引导和产业组织上构建企业发展的联动机制，引导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链条和企业集群，发挥由中小企业集群所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协同优势。
    总之，要使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建立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体，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应变力，商品劳务的顺畅流通，行业准入限制的取消，以及自由价格机制等等。同时，政府调控经济运行既要避免过冷，也要控制过热；根据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换要及时，应当具有前瞻性。既要解决失业问题，也要防止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