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第十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2016）综述

来 源：《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期
    “第十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于2016年10月29-3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大会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CAPE）理事单位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承办。来自全国6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媒体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年会。与会专家围绕七个主题进行交流，并开展了热烈讨论。下面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创新”、“中国经济改革与制度创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四个方面对学术观点进行概述。
    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然而，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还存在基本范畴尚未完全确立、理论逻辑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对此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探讨：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海良认为，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时须坚持四个重大原则：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和人的积极性，防止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北京大学黄桂田认为，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大都只具有专题研究性质，很多基本概念缺乏科学界定，也未建立起逻辑严密的经济学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任重道远，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实践提炼成具有严密框架的逻辑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张宇认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缺少一个核心范畴和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剩余价值规律，但在中国现状下无法做这样的假定。有的学者将剩余价值称为公共价值、必要价值，这种看法有违马克思主义，并脱离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许多学者围绕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提出自己的意见：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认为必须摈弃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整体性论证，必须充分揭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内在根据和作用机理。西北大学吴丰华提出要系统创新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高标准建设政治经济学队伍，打造政治经济学阵地和平台，提升政治经济学人才培养水平。黑龙江大学乔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实践，无疑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亟待有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以揭示这一典型事实包含的经济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找到一条新的途径。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把收入分配问题置于应有地位，财富平等分配问题应该是今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兰州财经大学张存刚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学基础理论教育存在严重的西化倾向，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今后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指向性，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指导和服务功能。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认为，建立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可以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内容，但中国经济学界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都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许多假定和方法上具有共同性，值得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而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容忍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值得关注。
    复旦大学张晖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实践需要处理好思想理论向度、创新的学术实践活动向度、创新的成果表现向度这三个向度。他同时指出应该在这三个向度的架构下，检讨传统政治经济学存在的理论功能意识形态化，概念范畴学理阐发教条化，社会主义优越性自我循环论证形式化，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封闭僵化，以及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等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需要有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支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也是与会代表十分关心的话题。
    北京工业大学王明友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亟须从市场经济视角深入解读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其中确认《资本论》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经济学著作，是一个基本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乐明认为，在马克思生后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往往被视作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而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重商主义时期的扩张、危机、萧条和周期现象也被视作“一种特殊问题”而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框架之外，这造成了理论上的断裂。南开大学刘凤义提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商品进行再认识问题，主张从“形式”和“内容”相区别、生产关系的过渡与形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互关系，以及使用价值和价值相互结合思路出发来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框架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要实现任意给定的计划增长率，政府只需要让第一部类的积累率等于由该增长率目标确定的整个经济的积累率，并保持不变，而让第二部类的积累率随市场的要求自动调整，便可以达到目标。
    北京师范大学李翀介绍了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创新的研究成果：凯恩斯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主导地位的费雪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其实可以直接从马克思货币理论推导而来，且马克思货币理论比费雪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根据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历史事实所得到的马克思货币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的M2和GDP畸高之谜，也可以解释关于货币流通速度是可变的还是稳定的“百年之谜”。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提出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有两种人类历史演进模式，一是采用历史实证方法形成的四形态模式，二是采用政治经济学逻辑演绎方法形成的三形态模式，他认为苏俄马克思主义宣布为教条的五形态模式有违原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亟待去除附加在原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实之处。并认为只有三大形态模式才具有一般性的历史规律性质，按照这一模式，社会主义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特殊的具体形态。
    河南大学李保民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兴亚教授的经济观点，认为其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澄清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片面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的新阐释，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正本清源，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探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所主张的改革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发展研究院刘涛认为，在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家不可能放弃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劳资冲突是内生的，是不可能消除的。
    三、中国经济改革与制度创新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是过去中国经济模式成功的关键因素。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尤其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激活中国经济，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防大学卢周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是，我们在总体上摆脱了简单两分法，防止了发展路径选择上的片面性，不走极端，选择了一条超越性中间道路。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既不是压制民营经济而抬高国有经济，也不是否定国有经济而走私有化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张跃通过借鉴20世纪5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改革经验，认为改革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依靠精英来推进改革，同时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厦门大学黄冠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过多干预了收入分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放活收入分配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弛认为股权激励不是万能的，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实践中，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其缺陷和不足，股权激励不仅没有有效地激励国有企业高管，还产生了一些不利于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
    四川大学王彬彬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有望能够构建起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以大数据为技术条件、平台经济为制度和组织条件，在竞争性领域形成以大数据为基础、国有企业主导运营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从而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国家主导作用。这既能反映消费者偏好，也能发挥价值规律作用，还有利于实现产业规划引导、加强宏观调控监管、降低官僚主义成本等综合性目标。
    一些代表从经济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出发，阐发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新观点：中央财经大学林光彬认为市场会自行配置资源的传统说法并不准确，市场不过是商品交易的平台，即聚集信息和发布信息的平台，并且只是在事后呈现的结果。市场上的交易者或行为主体是组织和个人，即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这些主体在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西北大学王津津认为，路径演化的每一阶段均有可能孕育出新的转型路径，只有当各个环节形成匹配合力时，经济转型才能够顺利实现。
    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也是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天津师范大学丁为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发挥工资杠杆作用，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第二，发挥大型国有企业在兼并重组中的作用，依托大型国有企业组建和壮大国际化的企业集团，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国际竞争的集团军。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认为，按生产力功能升级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调适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任务。要完善社会生产目标约束机制，调整由多种产权主体和产权客体组成的所有制结构，建立健全充分就业制度。华东政法大学胡志平认为要深化改革，就是要坚持体制改革为关键点，结构改革为重点，社会福利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引领经济新常态。南京财经大学张圣兵注意到，在新常态下过去由“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开始转变为“就业创业支撑经济增长”。他把这一转变态势称为“创业逆袭”，并认为这已经开始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这种新动力机制最终形成，还必须配合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
    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降到8%以下，经济增长逐步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下，中国经济还出现了产能过剩、泡沫增多、投资和信用对经济的拉动效应逐渐下降，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等问题。与会代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许多新见解。
    1.新常态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为中国经济提供新动力。中南财经大学卢现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我国的创新为模仿追赶模式。从模仿追赶模式到自主创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是制度和组织变革。两种模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是否有知识产权制度；是政府激励还是市场激励；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云南财经大学龚刚认为，当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经济增长新常态之后，引进技术的空间将越来越小，自主研发将取代技术引进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模式。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提供足够的激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陈福中认为，应当凸显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以缓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性失衡问题。应当突出强调技术创新在提高生产率水平方面的促进作用，强调技术创新在评价供给体系质量改善方面的功能。山东大学黄凯南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技术与制度二者演化的相互反馈机制。他认为二者的互动演化有助于降低创新的交易成本和主体的学习规则，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过程。其中的政策含义是，在产业发展初期应给予创新型企业适度补贴，以提高模仿型企业成本；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政策应该从对创新型行为的激励转向对模仿型行为的激励，以降低模仿成本，推动新技术的扩散。陕西师范大学张鹏对制造业中的机器人产业进行论述，提出我国机器人未来发展的双重定位，不仅要完成机器人对劳动力的简单替代，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智能机器人，让机器人能够提供个性化或差异化的最终产品和服务。
    2.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问题。湖南大学陈乐一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新世纪以来物价波动幅度趋于温和。但是，从新世纪以来的各个物价周期来看，这种温和趋势还未成为一种稳定趋势，物价波动走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影响物价波动的因素变得更错综复杂。河南师范大学谢超峰对超发的货币失踪之谜提出新的解释，在认定货币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前提下，构建起一个有微观基础支持的模型，通过对全社会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的分析，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使超发的货币滞留在流通领域。贵州财经大学鲁保林较系统地梳理了关于产能过剩的文献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目前已出现整体产能过剩，但通过补短板和输出过剩产能有望将其转化为有效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须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依靠需求扩容来支撑供给增加，又依靠供给调整来适应需求转型。中国农业大学王娜认为，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也体现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关系及其力量对比。在经济稳定时期，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不明显，但在危机来临时，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利益冲突显现，这会反映在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上，工人力量的强弱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3.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南京大学范从来发现，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对低收入者更为有利的共同富裕效应，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没有完全得以实现，先富并不必然能带动后富。就此他提出益贫式增长的概念，认为这样的增长既可实现福利共享，又可推动经济发展。福州大学周小亮认为，要改善民生，在物质基础上必须构建由自然、商品和知识三维财富所组成的民生财富系统。促进民生财富结构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与必然选择；完善以所有制结构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并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优化财富生产的制度环境及制度安排，是全面改善民生的制度基础。曲阜师范大学刘刚认为，中国的“半城市化”的积累体制，既是中国高增长的制度基础，也是中国增长质量相对较低的原因。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模式将逐步淡出，这也体现了中国体制在提升增长质量、完善运行体制方面的制度优势。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危旭芳认为，当前应该着力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关键问题，应该从构建新型培育制度体系，精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进一步健全职业农民的扶持制度等方面入手，突破现代农业发展瓶颈，补齐现代农业发展短板，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来助推农业供给侧改革，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清华大学齐伟认为，员工效用最大化与企业成本最小化决策目标的差异是超时劳动现象产生的根源。第二产业及低端服务业存在明显的被动超时劳动，而高端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存在明显的劳动抑制现象，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产业转型进程。通过调整工资率并采取措施缩短企业的最优劳动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超时劳动现象。
    4.新常态下的国际经济。浙江海洋大学李秀辉认为，货币霸权使美国享有国际政治特权，如何处理国际公共物品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公私矛盾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里芬难题，以及应对新兴崛起国的利益诉求等是国际货币体系管理难以回避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王宝珠认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性之间存在交融影响。政府应将不同国际经济领域的情况综合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审视，为减少某一领域中的国际不平等性须辅之以其他两个领域中的政策，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复旦大学周文研究非洲能源出口发现，中国与非洲的能源贸易量相对比较低，但却提高了非洲的能源收入，并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洲能源贸易的垄断。在投资方面，欧美发达国家仍是非洲投资的主体，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撤离的基础上进入和增加的，这缓解了西方的撤资对非洲发展的冲击。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张宇通过分析ESRC报告（2014年），建立起一个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不断扩张的国家资本主义前景，使美国的焦虑逐渐从学术和理论讨论转变为在所有领域中的忧患。美国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来遏制中国，这导致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美国放弃一些偏见来看待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并利用贸易关系的互补性，不仅美国的贸易赤字将大大减少，甚至可能扭转趋势，使美中贸易从逆差转向顺差。
    5.关于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陈济冬认为个体收入、政治身份和教育水平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居民的价值观和公平观念。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以及社会身份多元化，会引起社会价值观更加多元化，这对我国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以及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北京师范大学杨澄宇和张昭在综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贫困理论和西方主流贫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理论,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发现中国农村存在交叉剥夺和多维贫困现象，个别家庭甚至陷入收入导向型慢性多维贫困。该研究成果可供优先识别出处于多重贫困的个体，并对其进行动态监测，有利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沈越 朗璐璟 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