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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016年9月23日，由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和大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大国经济论坛2016年学术年会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供需均衡、内外平衡与大国发展”。来自哈佛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审计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商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新形势，对供需均衡、内外平衡与大国发展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和主要任务
经济增长放缓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哈佛大学德怀特?帕金斯教授结合国际经验、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及其对策。他认为，投资回报率下降和居民储蓄率高企是中国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主要原因。中国要想维持其高追赶型发展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在投资方面找到回报率较高的新经济增长点；二是通过提高收入分配或者提高社会福利来降低储蓄率，提升消费的经济贡献度。同时，他还指出，未来中国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两个问题，但前提是中国管理层必须适应未来10年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左右的经济新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认为，近几年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技术性减速而非结构性减速或人口（劳动力）增长减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显著下降，而TFP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速度的减慢，特别是高技术进口速度和自主创新速度的减慢。基于此，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出路虽然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综合治理，但关键还是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发展战略引导下积极促进和加快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他还强调，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应当来自创新和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发展”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钱学峰教授通过构建一个行业内包含国有和私有企业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水平竞争贸易模型，他分析了双重偏向政策（国有偏向型和出口偏向型）引致的资源误置对贸易利益的影响。他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消除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偏向型政策及其引致的资源误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凌云副研究员认为，企业动态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针对不同动态类型的企业其出口强度会呈现出差异化效应，其中在位企业效应是出口强度的主体。产能及产能利用率是出口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其增加对在位企业效应、进入企业效应和退出企业效应都是不利的，但影响机制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从出口强度视角来看，中国只宜推动本土化程度较高的产能先行转移，而不是对外部市场带动作用较大的产能。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郑辛迎博士在微观层面探讨了纵向一体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她认为，当企业所处技术地位较低时一体化能够提高其技术水平，反之，如果企业所处的技术地位较高则一体化会降低其技术水平。通过实证分析她发现纵向一体化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企业类型差异。
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全球治理格局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盛斌教授以G20杭州峰会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与影响。他认为，以发展议题为核心内容的G20峰会在贸易投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等方面为全球经济复苏开出了综合之策，确立了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G20峰会成果也重新定位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即维护全球化与开放经济，维护发展诉求与利益，维护秩序与体制。当然，在当今世界全球治理格局中，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制订国际规则、管理国际联盟、维护国际道义等能力方面也面临着挑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张兵教授探讨了供给、需求因素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并从中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他认为，美国经济中主要存在长度为6~7年的周期波动。投资、消费、政府支出等需求因素和生产技术及成本等供给因素均对美国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其中供给因素与其的关系更为紧密。同时张兵教授指出，中国应当以美国为鉴，进一步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互联网 ”行动计划和制造强国战略等政策措施，发挥供给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引领作用，保持中国经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现持续稳定较快发展。
浙江工业大学陈昆亭教授认为，经历了初始工业化、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三阶段的长期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结构性特征，结构性转移存在内生性机制。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呈现出劳动转移趋微与人口下降并行的特征。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主要体现在结构转型、创新发展和内生可持续三个方面。具体而言，中国应当着眼于提高潜在增长率，推动面向消费需求升级、长期经济发展阶段性需求变化、收入分配的供给性改革，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教育强国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
三、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优势和战略模式
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峣教授对发展中大国的界定、遴选和影响力评价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在分析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和“规模”双重特征和含义的基础上，结合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两大基础指标以及国民收入、人类发展两大发展指标，利用分位数统计和k-means cluster聚类分析方法遴选出了13个发展中大国，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南非、刚果（金）。同时，他指出，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发展中大国的综合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其具体表现为5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大国初始条件塑造的自然影响力，13个发展中大国的人口总量和国土面积分别占到了全球的57.7%和38.3%，其规模对全球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二是发展中大国经济贡献塑造的经济影响力，2013年13个发展中大国有8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更是已经超过50%；三是发展中大国发展战略塑造的产业影响力，在推动产业技术水平升级方面，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研发资金投入规模排名均进入了世界前10，这对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四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实力塑造的区域影响力，发展中大国在其所在地区内均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中国和印尼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巴西和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等；五是发展中大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塑造的治理影响力，发展中大国不仅要以本国经济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稳定，而且要通过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南京审计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院易先忠副教授认为，不同外贸发展模式对不同规模国家的适宜性不同，大国要素禀赋驱动型贸易模式的发展绩效比小国差，而大国内需驱动型贸易模式可将国内需求转换为外贸发展的特殊优势，进而促进贸易结构升级并改善出口的增长绩效。但中国外贸发展明显背离这一国际经验，且经济发展阶段和加工贸易等特定现实因素并不能解释这一背离。更深层原因在于，脱离国内需求的外需导向贸易模式在出口导向政策下固化、内需引致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功能缺位和国内外“重叠需求”对接程度低又进一步抑制了内需驱动型贸易模式的形成。据此，把握国内需求扩张与升级的战略机遇，构建内外贸一体化的产品与流通体系和内需引致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市场生态，回归大国内需驱动型贸易模式，是经济新常态下破解中国外贸新优势“断点”和外贸转型困境的“大国特色”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研究员在比较分析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及中国等新兴大国的产业发展目标、战略取向和政策的基础上，揭示了新兴大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启示。他认为，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和竞争力，是新兴大国保持持续赶超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抓手。
湖南商学院陈琦教授认为，技术创新确实存在大国效应，但其大国效应更多体现在市场规模、贸易规模及国土规模层面，人口规模的作用并未得到相应发挥。基于此结论，她提出了四点政策启示：一是聚焦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注重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二是需加大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力度，激发科技创新热情，加强科技创新能力；三是刺激有效需求规模，培育本土市场高端需求以优化需求结构；四是调整贸易结构，同时应不断提升其技术吸收能力。
罗富政，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大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