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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2016年5月28日，第三届产业安全与发展论坛在北京交通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的国内专家学者在本次论坛发表了精彩演讲。主要内容及国家经济安全、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产业转移、城市建设与区域经济、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覆盖科技创新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文化产业、汽车产业、基础产业、绿色产业等热点产业。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新形势下的产业安全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营改增”税制改革的逐步落实，我国产业面临的大环境发生了改变。如何在这些新形势下维护产业安全、实现产业发展得到与会者的普遍关注。张国祚认为研究产业安全和产业发展一定要有大视野、大局观和大战略，微观应当服从于宏观，并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分析了中国在促进自身产业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国际尤其是周边环境，要坚持文化先行的基本思路，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打破零和发展旧观念，实现合作共赢新模式。杜传忠认为，发展新经济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应强化技术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制度创新，提高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效能以及有效规避新经济发展的泡沫风险。赵弘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分析了制约北京市创新效能释放的原因是城市周边缺乏创新性微中心（卫星城），并提出了选择重点区域、明晰功能及产业定位、建设以市郊铁路为引领的“一小时交通圈”、引入优秀公共服务资源以及打造“类中关村环境”等对策建议。赵丽芬以我国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认为尽管处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下，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依然需要政府发挥一定作用，即引领方向、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和提供支持。贾晓俊分析了在新的税收分享机制下产业结构与地方财力的关系，发现第二产业占比越高或第三产业占比越低，地方财政受到分税制的影响就越小，且分税制改革使各产业面临的税收负担有所变化。因此，对于某些产业来说，分税制改革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和调整。
2.重点产业的安全与发展。产业安全与发展的研究应选择对国家安全有较大影响、对经济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的重要产业进行分析研究。卜伟认为在选择重要产业时可以参考以下依据：一是战略性产业，二是国有经济和中央企业必须控制的具体行业和领域，三是“振兴产业”中的产业，四是对外资限制和禁止的行业，并要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夏杰长认为，产业安全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控制力，而全球经济的控制力主要来源于高端生产型服务业集聚，因此以金融、科技研发、商务服务、文化创意等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是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关键，所以应该通过整合国内高端服务业资源、打造旗舰型的高端服务业企业和高端服务业集聚来带动高端服务业大发展，从而建立维护产业安全的大环境，这要比单纯通过行政手段维护产业安全，具有更高的效率，也更符合国际游戏规则。冯华结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认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是新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打通科技和经济的桥梁。因此，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的三大重点任务:一是集聚高端资源、建设国际科技服务中心；二是突出重点领域、优化科技服务体系结构；三是完善生态系统、发挥科技服务体系效能。
3.影响产业安全与发展的因素。影响产业安全与发展的因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产业外部因素与产业内部因素。其中，产业外部因素又可以分为产业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环境。基于国际环境，张国祚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既受到了美国硬软两个实力的围堵（硬实力指的是军事方面的准备，软实力指的是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拉拢），又受到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出口的抑制，这些因素均不利于产业安全。此外，FDI也是影响产业安全的国际因素。但关于影响方向，不同的研究则持有不同的观点。FDI可以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IFDI）两大类。就前者而言，周天勇认为有些“走出去”的产业亏损较大且存在恶性竞争和决策风险，因此要通过改革进行协调。就后者而言，何维达认为这种投资对产业安全既有正向也有负向的影响。正向影响是对东道国产生资金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负向影响是可能出现外商对行业、市场、品牌和技术的控制。基于国内环境，周天勇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钢铁、水泥、电力、汽车、房地产等在内的传统产业产能普遍过剩的原因，并由此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而工业化的提前结束和产业的挤出性转移，影响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夏杰长以中国的模仿式消费为例，认为在知识产群、价值链高端、消费、核心技术上的被动地位破坏了产业安全。基于产业内部因素，高立红以机械工业为例，分析了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和战略性原材料过于依赖进口的现状，这种进口依赖必然会影响产业安全。此外，行业的闭塞发展和各自为政的现象、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中低端产能过剩、产业布局不合理以及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风险都可视为安全隐患。
4.产业安全的研究方法。截至目前，关于产业安全的主流研究方法可分为两种，一是通过案例进行阐述，二是通过构造产业安全评价体系进行分析。基于案例，何维达分析了“市场换技术”思想在汽车和高铁产业发展中得到的不同效果。基于评价体系，何维达认为产业安全评价体系应包括产业国内环境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产业对外依存度评价以及产业控制力四个一级指标，并以汽车产业为例，对产业安全预警界限进行了等级划分和结果评估。卜伟基于产业安全评价指标，对产业进行了全新的分类，认为产业安全评价指标选取应充分考虑到国家和产业特征。另外，阈值除了主观划定之外，也应通过与国外横向比较后确定。马文军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竞争力是产业安全的基本前提和内在核心。产业控制力是产业安全的最终归宿和外因保证。因此，有关产业安全水平测评方法的规范性构建，应该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控制力两个基本视角来进行。高立红认为，应该把控制力细分为4个要素来研究产业安全，即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此外，也有学者指出了当前产业安全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难点。顾海兵认为产业安全研究在指标选择和安全区间划分方面仍未统一，专家因素发挥较少以及缺少大样本分析。马文军梳理了不同阶段、不同学者的产业安全评价体系，发现不同的研究在指标选择、指标赋权、安全分级等难成共识和规范。
5.国外经验教训。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可以合理借鉴国外经验，维护产业安全，实现产业的健康发展。赵丽芬通过对美、日两国的产业发展历史进行梳理，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国家成功的实践经验是以市场为主导、由政府来引领，以技术创新驱动，以企业为主体，以基础性研究为支撑，以充足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为主力，并且重点强调了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应该是引领方向、搭建平台、创造条件以及提供支持。杜传忠回顾了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历史，认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是发展新经济的动力保障。在发展新经济时应采取科学、有序、高效的方式，避免盲目和低水平过度竞争，规避泡沫累积风险。常思纯分析了日本电影产业安全现状及其在政策、人文和现实方面的隐患，认为中国在发展电影产业时应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推动电影产业筹资渠道的多样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电影产业发展的软环境转变理念，寻求创新，深度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加强人才培养与交流。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谢臻 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