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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华中科技大学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于2012年12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厉以宁、万广华、张曙光、徐滇庆、白重恩、沈坤荣等学者的六部作品获奖。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颁奖典礼及论坛讨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转型与创新：求索中国特色发展之路”。以下是对本次论坛内容的综述。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遇到两方面的困难：（1）由于工资水平上升导致无法同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2）由于缺少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无法同发达高收入国家竞争。中等收入陷阱包含了三个方面：（1）发展的制度陷阱，主要是由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由传统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时，保留了比较多的传统社会制度，要靠改革来规避。我国要解决发展的制度陷阱，应着力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同时也要解决行业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问题。（2）社会危机陷阱，主要由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为了避免社会危机陷阱，我国需要致力于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3）技术陷阱，这是由于技术创新必须与资本市场相结合，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资本市场一直是不完善的，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为了避免陷入技术陷阱。我国需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将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
华中科技大学宋德勇认为，收入倍增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措施。我们所要达到的收入倍增应该是收入差距缩小的收入倍增，有尊严的收入倍增，反通货膨胀的收入倍增，对环境破坏小的收入倍增，以及靠创新驱动的收入倍增。实现收入倍增，人均GDP由5千美元上升到1万美元，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均衡，低收入水平陷阱主要靠投资驱动来跨越，而中等收入陷阱要靠创新驱动来解决，主要靠从基于积累的增长转变为基于效率的增长。实现创新驱动的收入倍增需要做到以下五点：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拉动内需以及妥善处理社会问题。
二、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型、区域结构的转型、要素投入结构的转型、排放结构的转型、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财富的转型。只有通过改革本身的创新或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对改革进行改革包括六个方面：（1）改革理论要创新，强调人本改革、全面改革、公平改革等；（2）改革组织要创新，改革组织不仅仅是国务院层面的，而应上升到中央层面；（3）改革规则要创新，改革本身要按规则进行，要用法制的方式去改；（4）改革试点要创新，搞试点的目的不是为了各个地方争取特权、优惠和侵权政策，而应是各个地区公平竞争；（5）改革的突破点要创新，不能再先易后难，碰到难题就绕着走；（6）改革方式要创新，应当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群众的首创机制相结合，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相结合。
武汉大学辜胜阻表示，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要从主要依赖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发展的后劲。把推动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清华大学白重恩认为，应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让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型向效益驱动型转变，这要求在降低投资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投资效率。在改善企业治理的前提之下，减少企业可支配收入占比，既可以遏制投资过快增长，也可以改善投资效率。控制政府可支配收入的过快增长与减小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重同样可以遏制投资过快增长，也可以改善投资效率。
三、创新驱动发展的机理与途径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指出，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1）应结合中国转型发展的特点和国内外环境重大变化，做出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的有利举措，将创新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力；（2）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3）要针对各地实际情况，探索差异化的创新驱动战略，提出差异化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4）要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通过国内国际价值链并举的方式促进产业优化升级；（5）要正确认识政府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合理使用产业政策，提供一套可行的政策措施和保障机制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北京市委宣传部梅松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创新是关键，但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文化创新，应做到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应重视文化和经济的结合，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应该结合起来，没有创新的文化就没有真正的科技创新。
陕西师范大学张治河表示，西部创新驱动机制具有西部的特色，西部的创新驱动要素具有多元性，包括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在多重元素的共同驱动下，西部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机制应该是协同创新。
四、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与调控政策
北京大学卢峰对我国前十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进行了概括：（1）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2）政策方面“治冷与治热”交替进行；（3）宏观调控工具选择过于宽泛化。对此他对未来宏观调控提出了三点建议：（1）建立与完善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宏观政策基本架构，加快“两率”市场化改革；（2）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推进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减少政府管制并鼓励竞争；（3）在深化国内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顺势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系统性失衡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是系统性的失衡，是需求结构、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三位一体的失衡。系统性的失衡需要系统性的调整，着力点应该是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改变原来的工资和利税关系。在宏观政策上，要适当放慢增长速度，并采取稳健的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生产力和转变发展方式。
南开大学周立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走势进行了分析，将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走势的观点分为三类：（1）乐观派认为中国仍然可以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而且会持续十年到二十年，就短期而言，认为中国经济走势呈U型增长；（2）温和派认为未来20-30年内，中国经济增长将保持7%左右，就短期而言，认为整体增长呈L型；（3）悲观派认为中国将成为最后一个摆脱危机的国家，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中国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这三类不同的观点主要是由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向和政府调控能力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或减缓有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南京大学沈坤荣指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后，大规模的经济赶超已经逐渐失去了动力，这主要是由于领跑者本身的减速，赶超者与领跑者的技术差异缩小，以及大规模工业化后的资源环境约束等。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仅是周期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包括人口结构的逐渐逆转，改革红利的消耗殆尽，以及外围市场需求的下降。因此，应该进行深度改革，进而创造经济发展新的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指出，应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促进美丽中国建设。虽然现在光伏产业发展遇到了产能过剩的困难，并且频繁遭受国外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但光伏产业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技术前景都非常好。他认为，政府应大力支持光伏产业的发展，并对光伏产品的消费进行补贴。
五、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北京大学林毅夫表示，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但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加上社会贪污腐败严重，更加剧了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进而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他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最好的办法是破除双轨制和各种扭曲，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从双轨制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实现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使收入分配越来越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并且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刻不容缓。未来收入差距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分配改革的力度，取决于新一届政府会不会继续实施一系列的民生工程、惠民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指出，要使得收入分配做到公平合理，应抓好以下三个转变：（1）发展定位的转变。目前阶段的政策和改革应围绕让大部分人富起来的目标进行制定和贯彻实施，比如说增加就业机会，开发更多投资渠道，进一步鼓励个人创业和鼓励创新等。（2）发展策略的转变。改变长期实行的低工资、低物价的发展策略，逐步、分阶段提高工资和部分产品、资源的价格。（3）分配改革的转变。分配改革的重点应该转向初次分配和财富再分配。
云南财经大学万广华指出，我国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加速城市化，如果不加速城市化，收入分配问题没法解决。我国的区域差异不仅是区域的问题，不仅是空间的问题，更多的是城乡差异的问题，整个区域差异的50%甚至更高都是城乡差异引起的。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只在农村是不行的，要更注重城市问题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胡必亮通过对珠江三角洲盐田村和内地山区农村农民收入的调研发现，不管是沿海发达村还是山区贫困村，收入结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都呈现出农业家庭收入比重下降，财产性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然而这种变化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村庄是通过全球化而使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内地山区农村是由于城镇化的作用。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农村之外，应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角度解决农村问题。
六、发展中的金融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指出，我国资本兑换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十二五”时期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应积极参与对资本项目界定的讨论；（2）应在关于资本项目界定的方向上做一些承诺，并在“十二五”时期基本实现，管制严格的科目还可以用一些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调控；（3）在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需要探索新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调节方式。
国家开发银行姜洪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开发性金融与亚非拉国家的发展：（1）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为亚非拉国家长期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同时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2）世界经济日益呈现出以中国为中介的双重引擎；（3）开放性金融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双重环境中发挥了核心引擎的作用，城市化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成长具有巨大的拉动力，开放性金融在其中起到了支撑和引领作用。
香港大学宋敏分析了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发展和广东的金融开放。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这是由于香港法律监管比较完善，对金融体系扶持比较明确，信息透明，人才集中，并且具有较低的税率。在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应该在我国金融开放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对于内地的金融改革开放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可以倒逼国内的金融改革。并且有利于监管当局对跨境人民币流通进行监测和控制。
七、中国特色发展经验与教训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徐滇庆、北京师范大学李昕指出，是否以人为本是中国与印度发展的区别。农业如何实现现代化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就业，给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印度却大力发展IT与服务业，忽视了农村就业，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众多人口非但没有推动它的经济发展反而拖累了竞争力。中国和印度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的比较表明，摆脱贫困需要注重人的发展。人口众多也许是优势，也可能是劣势，如果没有就业，劳动人口再多也将是社会的净负担。
陕西省金融工作办公室李忠民指出，亚欧非的合作是中国特色发展非常重要的实现形式，亚欧非合作非常重要的是资源的工业化，包括自然资源、科教资源、文化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中国特色发展过程中，既包括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演化，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