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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大学、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2013）” 于2013年6月14日，在北京市社科联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地方领导等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论坛围绕“经济转型的中国道路”这一主题，从宏观到微观、从改革到发展、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服务业、从消费到投资、从国内到国外，多视角、多层面地探讨了经济转型的中国道路，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经济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基调
黄泰岩发布了2012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10大热点，并通过比较前9年经济研究热点指出，2012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基调是经济转型。这是因为，实现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更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条件。但是，相对于日本、韩国的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区域、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大国，以及面临着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急不得”，也“慢不得”。急不得，就要求我国的经济学者们通过对经济转型的持久的深入研究，全面揭示经济转型的规律、道路和方式，为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指导；慢不得，就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重点热点问题率先在理论上取得突破。
林木西认为，经济转型的中国道路，由中国人依据中国经验用中国话加以阐述，中国味儿更浓、更足、更地道，也更耐人寻味，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对经济学大厦的贡献。
二、我国经济转型的阶段判断和国际环境约束
1.当前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张燕生认为，我国前30年的发展模式很难持续，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外向型模式不可持续。外向型模式必须转向扩大内需战略、开放型经济和经济国际化战略。第二，不平衡战略不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是转向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的体制；二是转向城乡、区域和居民公共福利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三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统筹协调的发展模式。第三，摸着石头过河和优惠政策试点的改革模式不可持续。应从转轨转向规范、法治、公平和透明度的现代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应当回归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韩凯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当前就是经济转型。黄泰岩也认为，未来10年对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要求我国至少保持7%以上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这样我国就可以达到美国今天的经济总量，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必然的，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就是实现了经济转型。所以，经济转型不仅进入关键期、决战期，而且成功与否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这意味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挑战巨大。
2.国际环境为经济转型带来挑战。张燕生认为，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挑战：一是全球化出现了区域化、集团化和本地化的趋势。美国正在规划打造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将其变成全球治理的规范，这很可能把中国边缘化；二是美、日、欧均通过短期依靠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长期依靠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进行经济调整，中国如果不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很可能会在未来5到8年出现前30年都没有遭遇到的动荡期，甚至出现某些领域的危机。
黄泰岩认为，外贸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使我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在短期内很难改变的这种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如何创造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使出口和内需得到一种平衡，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的经济转型要比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艰难得多，因为日、韩的转型得到了美国的保护和支持，而中国的转型将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遏制，甚至一些周边发展中国家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
三、经济转型的中国道路选择
1.选准改革突破口，以新动力推动经济转型。高培勇指出，当前改革最大的障碍是利益格局的固化和复杂，选择好改革的突破口，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启动全方位的改革。财税改革可以作为下一步启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其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何做好政府的改革，是核心中的核心；第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政府职能进行规范化调整，进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改革的核心问题；第三，规范政府职能，一是从“事”入手，另一个是从“钱”入手，两个方面的线索各有利弊，相对而言，从“钱“入手，相对容易；第四，财税职能具有高度综合性，是能够覆盖所有政府职能、所有政府活动、所有政府行为的一条关键的线索，抓住了这个线索，就等于牵动了全部的政府职能和全部的政府体制；第五，从中国改革的30年经验来看，财税体制改革一直都被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第六，从现实看，很多难题的缓解和突破都有赖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去年开始的营改增试点改革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并作为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提供了机会。
2.推动工业“稳中求进”，以新产业体系促进经济转型。金碚指出，我们的工业虽然在低技术产品领域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传统工业产品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大量关键元器件对国外进口依赖严重，工业发展根基不稳，没有占领产业制高点。这就需要通过创新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一是提高工业素质加快产业升级，建立自己的工业根基，占领产业制高点；二是注重工业的平衡与协调；三是推动生产更加绿色环保。
黄泰岩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优化。一是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实施产业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战略产业；二是沿着产业链的升级规律，由低端向高端、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实施产业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业。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仍然在卖体力，应积极推动制造业从卖体力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卖标准、卖规则逐次升级。
3.科学推动城镇化，以新城乡关系加快经济转型。温铁军认为，城镇化某种程度上带有中央分散风险的意义。在投资高涨时期，目前风险更多地集中在了那些投资过大的城市。尤其是在金融资本相对过剩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主要在一线城市结合，导致一线城市风险过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下一步如果继续维持投资拉动，向城镇化的方向上做投资分散，向长期被城市政府剥夺的镇级政府放点权，增加点基础建设投资，在风险过度集中或者爆发的情况下，制造一个相对能够承载危机的城镇化载体，非常必要。
黄泰岩指出，中国的“三农”问题极其重要。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所有问题都将无法解决。其中，城镇化将成为中国下一个10年或者20年的一个巨大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和现代化的实现。
4.加快企业转型成长，以新主体带动经济转型。杨杜指出，加快企业转型成长，需要遵循十大规律：一是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国运大势很重要，中国的国运刚刚开始。企业应抓住机遇。二是注重行业选择。行业经济非常抢眼，企业怕入错行，同样的投资，行业不同，盈利水平相差巨大。三是提升层次定位。同样的行业，要选择在哪个层次上赚钱。三流企业卖力气，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标准。四是遵循成长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大约是十年一变，如1990年代是制造业的天下，2000年代是金融业的天下，2010年代是流通业的天下，下一个是消费者的天下，到小康社会就是生活者的天下，要坐天下，必须顺应这个规律。五是确立核心价值。我们这个社会要做事，要有行动力，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六是得有点战略战术。要有战略思维，即创造规则，制定标准，广交朋友，缔结联盟，公开战略，隐蔽战术。七是推动持续变革。要赛马、相马、育马、杀马，换人、换脑、换规则。八是构建文化和制度。3年发展靠运气，5年发展靠感情，10年发展靠战略，30年发展靠文化，百年发展靠制度。九是打造干部队伍。企业成长过程中，要形成不断筛选人，淘汰人的好机制。十是塑造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的天花板，因而需要不断自我超越，否则只能被打倒。
5.正确处理四大关系，以新思路驱动经济转型。黄泰岩认为，解放思想是转型升级的基本前提，当前推动经济转型亟需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四大关系：第一，速度与转型的关系。经济转型并不意味着低速度，我国需要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而且我国必须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推进转型。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经济效益是速度型效益，速度下降，消费也会下降，民生问题会更加凸显，反而不利于转型；二是庞大的就业压力，速度下降会引起就业下降，从而引起社会不稳。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远未完成，完全具有保持经济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空间，突破日本、韩国等经济体高速增长30年的大限，创造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奇迹。第二，改革与转型、发展的关系。我国改革存在9到10年的改革周期。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推进改革，就会出现一个5年左右的繁荣期，改革与经济繁荣相辅相成。今年距离上次推出改革决定正好10年，新的改革红利值得期待。第三，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关系。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回旋余地很大，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产业，都有发展的空间。我国的产业升级绝不是放弃传统产业，而是通过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并同时向上延长产业链。第四，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推动经济转型，必须提升消费的拉动力，但同时千万别忘了投资的关键作用，而且现阶段，投资的作用不可低估，关键是把握投资投向。经济转型，绝不仅仅是调整存量，更重要的是增加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增量，而这都离不开新的投资。
6.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新职能保障经济转型。温铁军指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经济体出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层：中央政府升级为金融资本阶段，地方政府还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形成了新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这就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恶性竞争。中央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利益矛盾，改革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越是发达地区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和债务风险越是上交中央。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不承担风险。中央政府最终把风险接下来，变成无限政府。我们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债务怎么造成的，就是当中央直接掌控中央资本的时候，地方政府要拿实体经济跟金融资本做交易，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实质。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重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方向是分散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