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总结过去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梳理摸着石头过河获得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发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会议通知发出后，海内外学者响应热烈，踊跃投稿百余篇。经评审，组委会筛选出与会议主题相关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稿件40余篇参与交流。
    2018年5月27日，理论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经济研究》杂志社和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协会（筹）承办。《经济研究》杂志社张永山社长主持了开幕式。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盛世豪书记和《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阐释了会议主旨及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霞辉研究员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张俊森教授做了大会主题报告。来自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重庆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广东省委党校、浙江大学、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围绕金融与发展、贸易与发展、产业与发展、增长与发展、劳动与发展、市场与发展六个主题进行报告。大会还安排两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各个报告进行了点评。
        一、增长与发展
        增长的动力结构一直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刘霞辉研究员的主题报告聚焦经济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概括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即跨越中等收入分界线后还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较高增长率。刘研究员进一步分析了维持较高增长率的两大必要条件：一是跨越中等收入分界线后较长时间内依然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和较高的资本产出比，二是在这个过程中较完整地经历三次产业依次升级过程并构建较完整的产业链。此外，他还概括出跨越过程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一些问题，比如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汇率、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衔接以及城市服务业低效化带来的转型难题等。
    利用197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同济大学贾晓佳基于空间通用模型估算了市场潜能、资本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奇迹是高投入和高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在加入世贸组织（WTO）后，来自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以及市场化带来的资源优化重组等创新因素的贡献占比越来越高，这一结果并不支持克鲁格曼质疑。复旦大学王弟海利用跨国比较、结构分析和因素分解等方法，提出了一个增长率分解模型，并考察了1952—2016年经济增长趋势特点和国内产值需求结构的变化。结果发现，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增长快，改革开放后增长率更高、更平稳，需求结构从建国初期以消费为主逐步演变成以投资为主，但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持续。浙江工业大学陈昆亭构建了知识化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经济实现向内生增长过程转化的动态规律，解释了农业经济向工业和知识型经济转变的总动态过程，证明了知识技术的良好发展可以打破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促进经济内生和长期可持续增长。
    也有学者关注区域发展差异问题。北京大学张鹏飞以地方非正式制度结构为约束条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发展绩效差异进行了实证解释和检验。结果发现，不同环境中产生的地方治理精英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关系会对地方的非正式制度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制度结构进而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和经济政策选择，并最终影响区域经济绩效的差异。对外经贸大学邓慧慧以政策差异为切入点，利用2003年开发区清理整顿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基于地区”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开发区政策显著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区域差距，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周边。浙江大学宋华盛考察了舒适度对区域创新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环境舒适度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升带来的消费者生活舒适度差异会显著影响城市创新活跃度，其影响程度依赖于城市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以及人口密度等城市特征。
    与上述研究不同，浙江海洋大学李秀辉探讨了增长背后的观念基础，沿着李斯特、西尼尔、穆勒开启的路径，他考察了马克思、桑巴特等深入讨论过的“精神资本”或“观念资本”这一概念，特别是个人观念的发育和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
        二、金融与发展
        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热点和难点，近来中央对金融安全的重视也再度引发相关研究的热潮。复旦大学范剑勇以官员激励为切入点，考察了政治晋升压力对地方债务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地方债务的规模存在官员类型依赖，本地晋升压力更大的官员拥有更强的冲动借助个人社会网络举债。基于爬虫技术获得的地方土地抵押贷款数据，研究发现，本地晋升与合谋是引起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增长的关键，本地晋升的市委书记任内融资平台债务平均增加124%，并将更多的债务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财经大学梅冬州将封闭经济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推广到开放经济中，考察了金融改革与开放深化过程中，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模拟结果发现，金融部门开放时，外部冲击会影响资本的流入流出，造成汇率波动，影响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贷款，进而影响投资和产出。随着金融开放程度加深，固定汇率制的社会福利效果要高于浮动汇率制，但如果纳入金融监管，则浮动汇率制更优。因此，金融开放的推进需在完善监管的基础上推行汇率市场化。厦门大学倪骁然考察了外资银行进入对股票价格崩盘的影响，发现股票价格崩盘因银行业开放显著下降，这是因为企业可获得贷款资源的迅速增加降低了企业违约风险及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宁波大学周新苗讨论了金融抑制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发现金融抑制的改善可以促进产业安全，但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措施强调干预金融市场、优先满足第二产业需求，因此抑制作用依然占主导地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庄子罐利用DSGE模型，考察了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泰勒规则模型对我国现实经济的拟合效果更优，风险厌恶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上升。对外经贸大学郭红玉研究了现代信息环境下央行沟通的效果及媒体传导渠道的作用，发现沟通能有效降低通货膨胀，多次沟通和提前沟通有助于抑制市场通货膨胀预期和名义通货膨胀水平，但央行的沟通效果在特定情况下会被媒体报道削弱，因此央行有必要加强主动沟通，提高政策信息在媒体渠道的传播效率。
    正式金融渠道外，民间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问题也一直困扰政策制定者。作为一把双刃剑，民间金融能帮助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但同时也常常因信息隐瞒而潜藏金融风险。香港浸会大学柯荣柱构建了理论模型，考察民间非正式金融制度与正规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完善的外部金融市场将完全挤出互助会，而外部金融市场不完善时，互助会与正式金融市场可以实现互补，改进社会福利。此时，社会福利的增进呈倒U型，这是因为其中存在套利导致的价格均衡化与实现差异化定价的激励兼容条件之间的权衡问题。
        三、贸易与发展
        贸易作为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扩大开放战略最直观的表现，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背景下，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厦门大学蔡伟毅运用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比较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发现OFDI已成为我国获取国际知识的主要渠道。进一步实证考察发现，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发展效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U型影响。浙江理工大学陈晓华实证研究了中国出口品国内附加值率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作用机制，发现我国国内中间品和零部件技术含量偏低是导致制造业出口品国内附加值率和出口技术结构的双重提升目标存在“潜在冲突”的关键诱因。
    北京大学李权基于现代里昂惕夫悖论，分析了中美贸易演进的人力资本差异和劳资要素比例的重要性，探讨了电子世界贸易平台的区域异质效应，解释了中美贸易战背后的理论逻辑，认为发展相近需求、提升比较优势、促进开放创新有助于实现中美贸易的双赢。浙江省委党校潘家栋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浙江经济开放发展的研究脉络，发现浙江经济遵循内源渐次开放的发展路径，民企主体是内源动力，从区域到国际开放是渐次发展路径，认为该路径的实现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期“八八战略”的理论贡献和实践经验。
        四、产业与发展
        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背景中，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抓手。在此过程中，政府能否“有为”一度引起学术界广泛争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龚强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基于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效果，发现认定政策可促进企业科研投入，增加企业外源信用融资，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产出。东北财经大学刘俸奇构建了包含财政收支结构、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质量的DSGE模型，模拟了财政收支结构调整的影响效果，发现根据环境因素变化进行财政收支结构的动态调整对经济产出具有倒U型影响，可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环境质量提升与社会福利增进的多重红利。
    浙江大学吴意云利用1998—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空间演进与发展绩效，发现产业集群有助于提高企业动态进出概率和生产效率，促进所在行业以及上下游行业的产值和就业增长，提升所在地区和城市的创新能力。西南财经大学袁燕聚焦农业发展，基于2013—2015年两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我国农地抛荒现象，讨论了农业补贴和农地流转对抛荒的影响，发现农业与非农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失和农地抛荒的重要原因，认为增加农业补贴和促进农地流转能有效降低农地抛荒现象。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陈逸豪基于质量内生博弈模型，研究了寡头市场中政府激励政策对企业产品质量及定价决策的影响机制，发现社会福利与激励强度呈倒U型关系，认为基于质量的激励相比价格激励使产品质量和性价比更高，从而带来更高社会福利。
        五、劳动与发展
        劳动作为社会财富最根本的源泉，一直处于经济增长分析的核心。香港中文大学张俊森教授的研究系统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现状，探索了该现状背后的机制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启示。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无论用收入相关性还是用社会地位相关性来衡量，我国代际流动性均下降明显。研究还发现，教育投资与代际流动性负相关。张教授认为，这可能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有关，并由此强调了两方面政策含义：一是打破户籍制度，促进人口流动；二是精准教育扶贫，保障教育资源向穷人倾斜。
    在代际流动之外，收入分配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广东省委党校陈利锋构建了包含公共与非公共部门的多部门DSGE理论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对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了两部门的收入差距，货币政策对不平等的恶化效应因公共部门的内部人效应而增强，认为通过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缓解不平等。浙江财经大学费舒澜则利用三轮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户籍改革对城乡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及户籍歧视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户籍改革虽然缩小了城乡劳动者的工资差距，但是并未显著缩小城乡劳动者之间的福祉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公平问题之外，雇佣决策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浙江大学郭继强梳理回顾了40年来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史，发现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根植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与其说是“强资本、弱劳动”，不如说是“强政府下相对弱资本与绝对弱劳动”。也因此，实现对劳动力产权和物质资本产权的“双维护”是优化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复旦大学周梦天利用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劳动力迁移的动因，发现工作机会与生活质量的空间分离使得非户籍移民通过牺牲生活质量获取高收入之后反哺流出地，户籍移民则选择反迁至生活质量较高的城市。这种工作与置业的空间分离作为中国特色的人口迁移机制，启示了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渐进之路。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数据，浙江大学叶兵考察了地方政府信任度与劳动者自我雇佣决策的关系，发现市场制度完善程度有助于加强地方政府信任度对自我雇佣决策的促进效应，认为中央政府不但须致力于改革体制机制，还须督促地方政府协同改革。
    此外，暨南大学张正鹏利用干扰分析方法和莱斯利矩阵模型，测算了二孩政策的人口出生增量效应，以预测不同政策条件下的人口总量和结构。结果发现，全面二孩政策虽然能够带来稳定的人口出生增量，但是对老龄化的遏制作用不大，对生育刺激具有延迟性。浙江大学张海峰利用2000—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对犯罪率的影响，发现这种影响呈正U型关系，阈值约为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44%，因此发改委等部门提出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40%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标对降低犯罪率而言是适宜的。
        六、市场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市场的培育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于一个两部门模型，浙江大学潘士远首先从理论上证明了消除管制与市场竞争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构建了上下游两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在上游行业消除管制和引入竞争所产生的两重效应：生产率效应与竞争效应。利用1998—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上游企业消除管制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率的40%，而其中近80%的贡献都来自于下游行业生产率提升，也即竞争效应带来的投入成本下降。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考察了影响市场治理效果的因素。浙江大学朱燕建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限薪令”为制度背景，从内部人交易和政治关联的角度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有效性较强，但是政府薪酬管制以及政治关联会抑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尤其是国有企业。南京财经大学蒋涛检验了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发现市场化进程能够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但是不能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华中科技大学李春涛借助事件研究法，考察了2011—2017年间37件重大舆情案件对案发地上市公司财务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舆论爆发会显著降低案发地上市公司的财务表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与此相关，一些学者讨论了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浙江工商大学于蔚以政治关联为切入点，探讨了寻租活动对于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寻租活动导致企业增长更依赖于传统要素驱动而非创新驱动，从而会侵蚀企业长期增长的基础；由于其中的核心机制在于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联突破市场准入门槛，摄取更多的资金资源，因此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变的关键在于深化行业准入和要素市场改革。上海财经大学夏纪军则从理论上考察了采购项目中因质量可变引起的操控型腐败问题。研究发现，代理人可以通过夸大偏好企业产品质量获取腐败租金，购买者最优机制设计需要权衡腐败治理与质量扭曲。
    最后，作为全国市场发育最成熟的地区之一，浙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在大会致辞中，盛世豪书记就以浙江为例，通过简要回顾浙江发展历程，强调了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其积累的经验和素材对于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接着盛世豪书记的思路，郑红亮教授结合浙江近年来在政府治理和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一些创新典型，强调了浙江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取得的经验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凝练具有一般意义理论模型的重要价值。会上，有一些学者对浙江经验的典型做了尝试性总结。
    浙江省委党校白小虎选取了“温州模式”研究中引用率较高的文献，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梳理了有关温州制度变迁和工业化模式的整体研究和有关产业集群、城市化、民间金融、商会等微观结构方面的研究，总结出自发秩序在改革发展和制度扩散中的积极作用以及温州模式从自发秩序向制度秩序切换面临的障碍。浙江师范大学郑小碧总结提炼了义乌模式的经验与理论内涵，发现学界有关义乌模式研究的核心贡献是将义乌市场演化、市场治理、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国际贸易模式演进等放在分工结构演进及网络拓展的框架中，利用新兴古典超边际方法揭示了市场秩序、制度秩序协同促进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机制，从而初步形成了义乌研究的新兴古典分工网络与交易秩序分析范式。
        七、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步入新时代，尽管“前景十分光明”，但“挑战也十分严峻”。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常态，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大背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仅需要有巨大勇气和领导力，而且需要扎实的理论指引。“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效的指导；反过来，也只有通过学术创新加强理论武装，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系统梳理和提炼概括，构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自信，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次会议即旨在上述两方面做出尝试。并且，本次会议还是《经济研究》杂志社与地方社科联进行的首次合作。双方均表示，这种合作模式可挖掘空间巨大，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深入合作机制与方式，为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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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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