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文化与经济论坛”综述

    经济观念是用经济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是人们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看法。尽管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特征，但针对“经济观念”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研究较为有限。经济观念作为文化思想的核心，不但能够形成个体对特定环境下其他人如何行动的预期，更本能地引导着个体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决策，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都发挥着非常重大且深远的作用，而经济观念本身的形成与演进也受到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目前，基于经济观念视角的文化与经济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的提高，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文化与经济论坛于2017年12月16日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斌开教授分别致辞。高培勇主编以财税领域的改革为例，强调了文化与经济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只有深入到文化层面，实现与文化中经济观念的对接，才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推动改革。陈斌开教授也指出，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对文化因素的分析。本次论坛的主题发言环节分别由《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与《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主持，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黄少安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李涛教授，首都经贸大学杨春学教授，清华大学孟天广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陈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唐寿宁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杨铮副教授、林光彬教授围绕“经济观念”的主题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分论坛论文报告环节，来自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分别进行了论文汇报和学术讨论。闭幕式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涛教授主持，《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金成武对此次论坛进行了总结。
        一、 经济观念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轻利重义”、“勤奋节俭”的经济观念不同于西方，但确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且影响深远。儒家文化中的经济观念，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创新创业呢？申广军从家庭创业视角，利用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来自儒家文化深厚省份的人们创业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是儒家文化能够培养人们更勤奋工作、更节俭生活和更加入世的生活态度的结果。
    午睡作为中国常见的生活习惯，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午睡习惯是否能提高工作效率带来工资收入的提高？李新荣等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发现午睡可以显著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且工资收入水平与午睡时间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健康是午睡习惯影响劳动力表现的中间机制。
    不仅生活习惯，家庭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也可能会影响家庭中的婚姻及劳动表现。续继和黄娅娜在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基础上，实证发现家庭中的性别认同会显著影响家庭离婚率和女性劳动行为。具体地，家庭离婚率会随妻子相对收入的提高而显著上升；在妻子潜在收入高于丈夫的概率增加的情况中，已婚女性劳动行为可能出现扭曲，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选择从事低于自己潜在收入的工作。
    信任是个人的主观判断，这一主观判断既来自客观事实，也来自个人的主观倾向。杨国超等基于各地区加权平均信任指数，实证发现地区信任指数对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降低债券信用利差都有显著的帮助。而且，这种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或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幸福感作为个体的具体感官，是经济观念的组成部分，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俞剑等研究了城市幸福感和投资的关系，发现城市幸福感水平越高，所在城市的企业投资水平也越高，但城市幸福感在对不同类型企业投资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幸福感对民营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更显著。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有关经济观念等文化背景的讨论对于我国经济“走出去”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根植于我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也要突破传统文化路径依赖，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刘爱兰等以中国对非洲16国的出口商品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发现较之制度差异，文化差异在中国对非出口贸易的影响更为显著，且文化差异的出口效应还能够充当制度差异的一种补充。
    然而，田子方在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文化距离指数和文化产品出口之间所呈现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即同一文化身份的识别下，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反之则影响为负。这为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在文化与经济的相关研究中，方言常被用来区分不同族群，表征经济文化观念多样性之间的差异。侯京娅和金涛使用流动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方言差异作为衡量文化差异的主要解释变量，实证研究了方言差异对流动人口融入当地意愿的差异化影响，发现这种差异在不同迁移模式下表现并不相同，且流动人口可以通过家庭结构和提高消费来减少方言差异的不利影响。
    赵子乐和林建浩利用方言区表征不同族群间“崇文重教”的文化观念差异，实证研究了这些观念差异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崇文重教”客家话方言区的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显著低于粤语方言区和闽语方言区，背后的机制可能是客家族群中家长式威权和决策的保守性阻碍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同样基于方言所带来的观念认同，张博和胡金焱利用以区域内的方言多样性作为观念认同的负指标，发现区域方言多样性在降低了当地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贷款规模的同时，也增加了信贷风险。区域方言多样性不利于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的增加，并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进程的深入而加深。
        二、 文化与经济因素对经济观念的影响
        文化本身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施加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作为文化思想核心的经济观念，也会像文化一样代际相传，具有一定的刚性。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包括经济观念在内的文化也会受到缓慢而显著的影响。
    黄少安认为中国人偏好储蓄的经济观念是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中，高储蓄率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低成本资金，成为造就“增长奇迹”的重要宏观基础。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新一代青年群体储蓄观念的变化，中国传统的高储蓄文化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未来这种变化是否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金融危机防范以及城镇化带来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陈刚也注意到了新一代青年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改变。他基于独生子女群体的个性特征，即更厌恶风险、更少的竞争精神和更低的信任水平，实证研究了独生子女群体在风险资产配置和创业等行为选择上较之非独生子女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显著差异。
    经济观念的变化可能因为代际间行为方式的转换，也可能是受到技术的冲击。孟天广在当前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梳理了信息时代支付方式和社交方式等变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技术的冲击，不仅仅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也正在改变人们的经济观念。而观念的改变正是深化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前奏。
    经济观念受到经济发展冲击的证据也来自微观实证研究。史宇鹏等使用201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个体工作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拓展了经济增长对工作态度影响的相关研究。实证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对工作态度的影响方向截然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负向影响工作态度，而经济发展速度却正向促进工作态度的改善。
    经济发展对经济观念变迁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区域更为明显。杨铮基于在援藏期间的田野调查，通过对860户农牧民的入户调查，具体分析了藏区传统观念和习俗的转型及其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这对于分析经济观念变迁影响因素尤为重要。
    除经济发展对经济观念产生影响之外，族群变化也是影响经济观念差异或变化的重要因素。李彬和刘晓博通过经济实验发现，同一被试群体对同乡内群的信任显著高于非同乡外群的信任。进一步地，他们通过随机匹配信任博弈实验讨论了造成信任水平和互惠水平差异的原因，结果显示地理距离可能是影响信任的因素，而文化距离可能是影响互惠的因素。
    邓鑫的研究也证实了族群数量的变化会影响社会信任。该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个体层面数据，发现省区内部的边界城市相对于非边界城市拥有更高的平均社会信任度，机制上可能是由于人口向非边界城市流动造成的，非边界城市中不同背景族群数量增加会增加长期博弈中误解的概率，从而造成社会信任度下降。
    新时代下经济观念应该向什么方向演进？王晨佳的研究从经济和文化双重视角出发，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应立足于新儒家文化，在市场经济产权结构的引导下，逐渐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权力话语体系。
        三、 经济观念：对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文本分析尝试
    什么是经济观念？哪些是重要的经济观念？为什么研究中国人的经济观念？如何研究中国人的经济观念？李涛分别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梳理了十余种重要的经济观念，从文化和经济学的角度强调了研究经济观念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进一步阐释了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人经济观念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以及影响因素和机制的可行性。李涛指出以中国人为中心的经济观念研究，是以中国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系统描述和总结中国人的经济观念及其变迁规律，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实践做出贡献。
    国家观是国家治理体系设计和运行的基础。杨春学从国家观的角度强调了研究国家观念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新古典经济学标准的理论框架无法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给出完美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是受到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影响的结果，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提出了“家族国家观”的概念。
    林光彬从市场观的角度强调了研究中国市场经济观念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事实上已经驳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二分观念。他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观念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提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需要在规律研究、制度与工程设计研究，以及管理研究三个层次同时发展，强调由人组成的利益团体在这其中的绝对主要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和关系是政府观、市场观研究范畴。周开国等利用理论模型探讨了市场和政府在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产业均衡及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和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市场风险使企业退出与进入的难度增加，也增加了相应成本；在市场风险较大时，短期中政府对于市场风险的调节更为有效，长期中政府对于退出与进入成本的调节更为有效。
    虽然经验分析已经确立了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但随着文化与经济相关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唐寿宁指出基于可计算、可处理的经验分析在分析文化与经济联系的时候往往存在局限性。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等，如果一味坚持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就可能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唐寿宁进一步指出，文化与经济的研究中，那些看不见的、不确定性层面恰恰是束缚看得见的、风险层面的所在，强调在看不见的、不确定性层面展开研究是合理的。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和文本分析方法的发展，基于大数据的文本分析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文化与经济的相关研究中来。李兵等利用大众点评网的大数据和城市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多样性对一个城市的不可贸易品多样性的积极促进作用。
    杨晓兰等基于城市媒体报道构建了城市联系度指数，并利用该指数描述了城市间联系度的变化趋势。以城市联系度指数为研究对象，结合重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对该地区交通和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利用京津冀辖区上市企业的分公司设立情况，分析了“京津冀一体化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的显著带动效应。
    郭冬梅等为更好地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综合类报纸数据为语料来源，构建了中国经济政策波动的相关指数。该指数相较目前经验研究中常见的Baker指数，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政策的实际变化。他们进一步以该指数为依据，分别在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实证检验了指数的有效性。
        四、 总结
        本次论坛的入选论文从“文化与经济因素对经济观念的影响”、“经济观念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观念对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文本分析尝试”三个方面就“经济观念”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文化与经济”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金成武在闭幕式上总结认为，“文化与经济”的研究呈现了经济学、文化和语言学三者的融会，三者各具优势而又相互渗透。相关研究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从跨领域、文化或经济领域内部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但是这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需要强调对于具体问题的聚焦，并从中获得更一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