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中国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发起。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承办，于2019年5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隆重举行。上午的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罗楚亮教授主持。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志军教授、《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代表主办单位先后为本届论坛致欢迎辞。来自加州大学伊里文分校的David Neumark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教授先后做主题报告。
    加州大学伊里文分校David Neumark教授的报告主题为“收入所得税抵免对女性工资的长期影响”。Neumark教授提出探究在长期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最低工资和福利政策，所得税抵免（EITC）在长期内可能是更积极的一项政策。通过分析已有相关研究发现，EITC在短期内会影响女性就业，但目前学界对EITC的长期效应缺乏讨论。采用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发现，EITC长期内会增加未婚低技能妈妈的就业、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但对于拥有较小年龄孩子的已婚妈妈来说，EITC可能会减少就业投入和工资水平。EITC短期内不仅会通过吸引女性就业以积累相关经验和工作技能，也会增加寻找更高回报的工作岗位的时间投入，这在长期内将会反映在收入水平上。Neumark教授指出这项政策相较于最低工资或福利补贴政策可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一反贫困政策具备有益的长期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的报告主题为“关于发展我国大健康产业的思考”。张车伟研究员认为现阶段关于大健康产业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框架体系。伴随着服务业供给不足和制造业供给过剩，人口老龄化、消费需求升级、人民健康需要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增加了对养老和医疗的需求，这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大部分人对大健康的认识可能有待纠正，大健康产业不仅仅是健康产业和服务行业，其从本质上具有产业性质，但由于存在较强的正外部性而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发挥公益性和产业性的融合。张车伟研究员通过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分别测算大健康产业规模的发展，发现产业规模尽管呈上升的趋势，但整体占比仍较小。推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深化组织改革、完善健康保障体制、加强医药技术创新、加强资金支持、集聚健康专业人才以及培育健康经济新业态。真正落实并实现惠及广大人民的大健康产业政策，不仅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更需要产业内体系的建立和和产业间交叉影响的协同发展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特征”。李实教授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进而到一体化的过程。城镇劳动力市场在发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府在放松和管制下的两个市场，即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自发市场（LM1）和受政府管控的具有城市户籍劳动力构成的市场（LM2）。过去二十年间，两个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不同的演进过程，LM1市场发生了规模逐渐增加、运行机制由扁平转向分层但流动性由高转向中等的变化，与此同时LM2市场的规模逐渐降低、运行机制由相对封闭转向逐渐开放但流动性由低转向高技能劳动者上升、低技能劳动者下降的异质性变化。自发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由于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失业工人带动的，但同时也面临由于制度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和自然分割、全面和部分分割，并采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制度因素的分割作用逐渐减弱，自由市场正在向更规范的道路上发展。
    除了上述的主题报告外，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20多所科研机构和国内外知名高校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分论坛的研讨。本次论坛共收到投稿论文140余篇，经过专家评审，最终入选48篇论文进行研讨，分为多个平行论坛，涵盖教育、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扶贫等研究主题。
    一、人力资本及其回报
    人力资本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仅与劳动者的收入密切相关，更决定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人们不仅关注人力资本的回报特征，也越来越注重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
    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早期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后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暨南大学王春超等通过在湖北和湖南地区小学生中实施的田野实验，通过学习成绩和大五人格测试衡量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研究两种能力的因果关系，发现儿童期初的非认知能力对其不同阶段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对较长期认知能力的影响程度更大，影响机制在于期初外倾性主要通过课外交互提高非留守儿童的短期认知能力，严谨性通过个体上课集中程度提升留守儿童的长期认知能力。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家庭养育方式和学校行为都对教育成效（education performance）具有重要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杨娟等认为家庭教育方式会影响子女学业成绩，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研究发现宽容型的父母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权威型和专制型对子女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成绩处于劣势的子女有更大的作用，其中间机制在于提升了子女对自我学业的期望。西北大学梁书源等采用2016年CFPS数据研究了劳动合同法与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关系，结果发现签订劳动合同法会显著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预期效应发挥作用的，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父母进行教育储蓄、仅父亲签订劳动合同才会发挥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朱敏等使用CEPS数据发现学生在班级较高的相对排名会显著促进学习成绩、提高受教育年限的期望并较少感到“抑郁”和“悲伤”，这一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增加教师的关注程度起作用，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到相对排名的影响。复旦大学宋弘等使用中国大学生调查（CCSS）数据研究了如何鼓励STEM专业（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学生在STEM领域的行业就业，发现通过参与旨在提供STEM相关职业发展信息的科学培训项目可以有效地增加STEM专业学生在该专业领域就业，影响机制在于增加了学生对STEM学科的兴趣，而培训对于男性效果更好。
    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转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上海财经大学陈媛媛等发现2014年以后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概率相对于其他城市有所提高，更多的出现在低技能家庭和中小学阶段，主要是受义务教育入学门槛提高所致，同时也发现这部分留守儿童长大后选择进入父母务工地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概率更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丹丹发现童年时期父母关爱缺失会增加农民工群体成年后的犯罪倾向，父亲或母亲外出打工会导致子女价值观教育缺失，父母离婚会导致子女性格缺陷，父亲和母亲关爱缺失分别会影响孩子犯罪活动和减少受教育程度，这也是解释留守儿童的犯罪率更高的一个强有力的原因。这些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妥善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教养问题，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些外在的宏观冲击也可能影响到人力资本形成过程。浙江大学张之的等使用气象数据配合人口普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长期水旱灾害对区域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存量随着长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增加而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在自然灾害中的不稳定性导致人力资本价值相对增加，因此频发灾害地区的农民会增加投资类似于人力资本的可移动性资本。
    就教育的回报特征而言，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孙培伦等研究了技能需求、精英高校偏好对员工工资以及公司绩效的影响。作者通过应届生求职网近5年来的全部招聘简章，采用文本分析构造能力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对任职技能和软技能要求更高的公司更偏好于精英学校的学生，并愿意为好学生支付工资溢价。但好学生不等于好员工，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具有更强的能够通过降低离职率增加公司绩效的“坚韧性”特质。来自浙江财经大学的郑燕巧等通过匹配求职和招聘数据，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过量投入和收入之间的关系，采用OLS和PSM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过度教育比例超过一半，且女性过度教育程度更深但收入惩罚程度更低，而非一线城市和非新兴行业过度教育程度较深且收入惩罚效应明显。从宏观层面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梁辉等在地级市层面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始终是城市劳动者收入的真正来源，而城市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对收入的影响随城市规模扩大由负向转为正向，但劳动力市场厚度对收入的影响随城市规模扩大先由负向转为正向再变回负向，文章的结论对于城市规模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城市发展不能仅考虑大规模下的“诟病”问题，也要注意城市规模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和工资的重要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无论是劳动就业、劳动力流动，还是技术进步，都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孙文凯等通过构建地级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发现2010—2016年间，全国、省、地级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基本表现上升趋势，但北上广深等规模较大、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上升缓慢，这主要是由于户籍开放度提高以及国有企业从业人数减少推动劳动力数量配置效率提高所致。
    从就业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李震等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地区就业分配效应，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整体上促进了就业，推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可贸易以及服务业部门，并改善了地区就业环境，主要机制在于地区企业进入和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和不同就业部门间存在的“就业溢出效应”。北京师范大学万海远指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不仅能增加就业容量，还会改善就业结构并提高创业概率，城市中心地区、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尤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在便利居民生活的同时，增加了人们对创业的乐观预期，降低了创业门槛。
    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中国人民大学韩军等研究了语言文化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发现迁入地方言多样性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入，尤其在官话区和北方地区，这可能是方言复杂性高的地区抑制了方言多样性的拉力；迁入地方言与普通话的距离将显著抑制劳动力的流入，这一影响仍旧在官话区和北方地区作用更强。中央财经大学孙伟增等使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房租成本增加会显著增加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以及总消费，同时挤出了非住房消费，降低了社会融入度，加剧了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割。Virginia理工大学金姗等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发现移民会获得比当地工人更高的工资，目的地和原籍地之间工资差异以及移民成本会影响移民和当地人的工资差距，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移民的外溢效应会随着地区间工资差异的缩小变得更强，教育会增加这一提升效果。
    环境规制对劳动力流动也有重要作用。复旦大学刘朝良等通过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和2005、2010年的两次普查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发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可以通过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来改善环境质量，增加高技能人才的流入，从而形成城市发展和人才流入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沈煜通过匹配CLDS数据和地级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研究发现城市的空气污染浓度和人口流入呈现倒U型关系，这是因为污染加剧会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健康支出降低劳动者的效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过度的污染对青壮年、非农户口和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群抑制作用更大，劳动者对东部地区、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更敏感。
    劳动力流入并没有对流入地产生就业替代效应。暨南大学梁文泉等研究了移民的就业乘数，发现每个外来移民，会在目的地城市产生1.411个就业岗位，其中0.458个岗位属于本地居民，高、低技能移民的就业乘数都大于1，而移民目的地城市的户籍会通过提高移民储蓄和汇款显著降低移民的就业乘数。促进劳动力流动，会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复旦大学王丽莉等通过构建多部门Roy模型，发现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歧视和人力资本壁垒有所降低，且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上升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户籍歧视的减弱可以解释人均GDP增长的12.5%，但分行业发现高技术产业仍存在较高的就业歧视和壁垒。
    在发育不甚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搜寻对于匹配过程将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大学孔军运用生存模型和北京和山东地区高校毕业生的数据发现，高校类型、专业和性别对毕业生工作搜寻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且存在地区差异，男性就业普遍要快于女性就业，经管、工学专业就业率较高，学院毕业生就业最慢。华东师范大学何超等采用了多市场同步搜寻（MMSS）模型解释金融危机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搜寻努力程度呈现反周期和失业率未下降的原因是企业创造的职位下降的足够多和工人搜寻程度上升并存。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等研究了大学地理位置对毕业工作地址选择的影响作用，发现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留在大学所在地且避免在住房成本高的地区寻找工作，同时发现大学期间实习经历是毕业生留下的重要因素。在劳动力市场匹配上，北京师范大学刘盼等在匹配函数的基础上利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求职招聘信息实证估计了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匹配效率较低，改善这些地区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具有明显的就业效应、产出效应和收入效应。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不同人群的惠及程度并不相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屈小博等采用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研究发现，机器人及智能设备的应用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但由于增加了对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以及技能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工资提升更快，加剧了工资不平等。与之相类似的研究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葛鹏等，从就业和工资双重角度评估了2009—2016年期间工业机器人对地市层面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机器人的使用整体上会提升工资水平但会对就业产生替代作用，其中在降低制造业就业的同时也增加了服务业的就业，但工业企业产值的增加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的扩大会缓解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的冲击。
    三、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人口政策于近年来也发生了相应调整，这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与会学者也充分讨论了相关议题。
    鉴于生育率下降，一些研究者讨论了女性生育的影响因素。中央财经大学刘宏等使用CFPS数据研究住房财产和女性生育率的关系发现，住房财产每增加10万元会降低女性房屋所有人5.8%的生育率，这一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了更高家庭收入、更高教育、独生的城镇女性上，机制在于生活成本效应和养儿防老效应，意味着房价不断攀升对于生育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西南财经大学赵国昌等讨论了教育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高中毕业生，女性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育年龄会增加18年，这一上升主要体现在初婚推迟上，且这一影响在城镇女性中更为明显，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接受高等教育并不会减少女性的生育数量。
    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并可能因人口政策转变而强化。中山大学刘毓芸等研究了性别差异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采用公开招聘自然实验“非你莫属”数据，发现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但二孩政策后，21—40岁的育龄期女性相对于男性获得的工作机会有所下降，这一下降不仅发生在政策实施当期，还发生在官方表述中对全面二孩政策的态度有所松动的时点、政策宣布的时点以及第一拨的孩子出生的时点，意味着生育导致的女性歧视依然存在。中央财经大学刘靖等基于UHS数据研究了基于性别和身份的退休年龄政策对退休前工资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发现女干部和女工人退休年龄差异5岁带来了30岁其他特征相同的女工人在45—49岁时工资减少15.4%的影响，性别间的退休年龄差异存在加剧了性别工资差距，影响渠道是通过减少劳动参与、更少的职业晋升、工作变动机会发挥作用。
    性别结构失衡是一个重要的人口结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陶美娟等采用2013年CHARLS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性别比例失衡会显著增加彩礼，但对传统婚嫁习俗的嫁妆没有影响，这一引致作用仅发生在农村地区，从夫居文化会增加性别比失衡对彩礼的边际影响，而父母的彩礼支出会得到子女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回报。
    老龄化加剧是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结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学良等研究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15—19岁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作用要远高于19—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而人口红利并非通过人力资本途径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红利的现象主要体现在社会较为稳定的东亚、大洋洲、欧洲、北美和中亚的国家。中国工商银行邱牧远等基于延迟退休这一视角研究了老龄化的红利，将个体代际内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嵌入到世代交叠模型，发现采用延迟退休会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积累额外的人力资本，长期内有助于提高产出，短期内渐进式延迟退休对特定群体的福利损失更小，并指出延迟退休的政策要优于提高养老金税率的政策。西安交通大学张昭等构建了包含世代交叠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教育和养老保险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应当通过增加公共教育支出降低禀赋差异所致的代际内不平等，通过养老金制度降低代际间不平等，将模型应用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下降的政策时发现政府部门在减贫、降低不平等和实现收入增长方面存在权衡。
    四、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
    随着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收入差距及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形成健康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有重要意义。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行，也使得贫困问题继续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于不平等的研究中，清华大学李冰冰等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就业结构的变迁和收入差距地关系发现，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增加的同时大学和高中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收入差距更多地来自于组内差距，1992—2009年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有所下降但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大幅上升，背后的原因分别是劳动力就业倾向变动和人群由高技能岗位转向低技能岗位。浙江财经大学丁海燕则利用4期CHIP数据研究了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长期变化及其原因，发现城镇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转型带来的收入不平等上升，消费差距的主要来源是非必需品的消费，而教育和职业特征的差异对其贡献不断增加。
    要素成本对收入份额有重要影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杜鹏程等从最低工资和贸易自由化双重视角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会显著抑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间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实现的，若同时取消最低工资和贸易成本的变动，总量劳动收入份额将提高30.1%。
    工资差距是收入分配中的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翁茜等使用实验数据探究了工资差异和工作灵活性的关系，发现尽管可能得到相对更低的工资，应聘者更愿意选择工作地点灵活性较高的工作，但利用真实招聘数据时这一偏好则不显著。湖南大学黄振雄则从交通发展视角出发，利用地级市数据和多重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交通发展通过货物流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人口流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仍缩小了收入差距，而财政刺激计划强化了这一作用的发挥，然而这一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呈负向作用，在中部呈正向作用。
    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收入差距公平与否的判断，也影响着长期的收入差距走向。针对收入流动性的问题，西北大学王霄等验证了人力资本对收入的正向影响以及家庭中父代人力资本越高、出生在更高社会阶层会间接提高子女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子代收入，社会流动性曲线呈U型，但教育不平等在长期会导致收入流动性的持续下降。上海财经大学刘泉林等构建了包含教育费用的教育代际流动的理论模型，结合2000年人口普查、CFPS和UHS数据研究发现高校收费改革和学生资助改革带来的教育成本上升导致教育代际流动性降低，这一影响在教育成本更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在于父代的借贷约束渠道。暨南大学郑筱婷等发现服务业扩张会提高中等家庭子代收入等级提高的概率，第二产业扩张则会降低这一概率，而教育水平对于最低和中等收入家庭有着重要的传导作用，这是因为中低端行业就业扩张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提高了教育的机会成本，这尤其会降低中低收入家庭子代受教育程度。
    在扶贫政策效果评估上，中山大学黎泳康等采用2012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变对创业认知进而促进了贫困家庭创业，主要体现在生存型创业，但仅增加资产总额而未影响经营净利润。西南财经大学王貂等采用农村固定观测点1986—2011年数据研究发现，国家贫困县的设立有助于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率，鼓励人力资本和信贷优惠的贫困县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贫困县的贫困率，改善贫困县内部收入分配情况，增加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其主要受益对象是中低收入人群组，主要影响机制是鼓励外出务工。北京师范大学朱梦冰等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研究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平均被剥夺程度，发现1988—2013年基尼系数和平均被剥夺程度均有所增加，户口、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结构对不平等及贫困有较大的影响作用，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群经历了更大的剥夺程度，因此提高教育可以减少相对贫困。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既可能是收入差距的结果，也表现为收入差距的原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强等利用CHNS数据和多期DID模型考察了农村医疗改革对收入分配影响的长期效应，发现农村医疗改革更多的惠及高收入群体，导致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这一改革具有长期扩大收入再分配的水平效应，但不具有稳定增长的趋势效应，只有新医改以来才产生了济贫的效果。北京大学苏诺雅等利用CHARLS数据试图解释健康冲击后的非医疗费用和总体消费水平上升的原因，发现健康冲击会减少家户成员预期寿命并对即期消费有显著提升作用，但仅对年长家户有长期提升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对寿命预期不同所致。
    综上可见，第三届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直面真实世界的热点问题，深入探究其内在机制，积极探索相应的政策途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强经济增长的普惠性，提高人们群众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获得感而努力做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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