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交叉研究论坛”综述

    2019年11月2日，第八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交叉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商学院顺利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重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六方联合主办。本次研讨会共收到148篇投稿，经过匿名评审和专家委员会评审，最终确定30篇论文作为报告论文。在论文汇报环节，每篇报告论文由两名专家进行现场点评。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0多名专家学者、青年教师、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原校长助理、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范从来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教授、经济研究杂志社张永山社长、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姜国华教授、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黎文靖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先后致辞。杨忠教授代表本次研讨会的承办单位对各位参会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交叉研究予以高度肯定。张永山社长充分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交叉研究”学术研讨会自开办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并表示经济研究杂志社将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推动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姜国华教授表示，本学术研讨会长期以来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诸多同仁的慷慨相助，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期待广大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继续踊跃参与，开展切实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学术研究，将会议影响力继续扩大。黎文靖教授表示，本学术研讨会始终以质量为先，形成了鲜明的会议特色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暨南大学将继续支持会议的相关工作，与其他主办单位一同推动中国宏微观交叉研究的发展。沈坤荣教授强调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交叉互动研究的现实意义，认为研讨会已经在学界逐渐形成了影响力和感召力，希望该会议形成更多的高质量研究，并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结束后，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洪银兴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教授、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吕炜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刘霞辉研究员、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陆正飞教授、南开大学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部长梁琪教授在本次研讨会上分别发表了大会主旨演讲。
    洪银兴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洪银兴教授指出，所谓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指，市场决定资源在部门和企业间自由流动，并由市场决定资源的有效结合。建设完备的要素市场，需要完善并规范金融市场、建设和规范土地市场、发展技术市场、充分开放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分享大数据市场；需要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市场秩序建设，培育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降低市场调节的成本、完善产权保护和流转制度。在题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特征、挑战与对策研究”的演讲中，许宪春教授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目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服务化转型。定制化、数字化是实现制造业转型的关键等若干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面临政府、市场环境、人才供给不足等困境。为了更好地应对上述挑战，应在优化政府相关政策体系、市场氛围、专业化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下功夫。吕炜教授发表了题为“理解央地财政博弈的新视角”的演讲。吕炜教授指出，实践证明央地财政博弈在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实现研究视角由地方视角到中央视角的转换。通过建立央地财政关系博弈框架、观察中央政府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实现其改革目标，以及中央对地方赋权与纠偏等。他还提出了加强中央顶层设计和整体驾驭能力,调整赋权方式确保市场化改革进程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的政策建议。
    刘霞辉研究员的演讲主题为“中国式增长的逻辑”。他在演讲中提出，从计划到市场、从中速转向高速、从封闭转向高度开放的中国式增长伴随着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市场发育；也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构转型；伴随着从计划到市场，从分散到集中，从封闭到开放的资源再分配。其内在逻辑是个人、企业及政府三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到市场状况下的激励相容。他还从集中资源、分工深化与干中学三个角度进行了剖析，最终提出中国式增长面临地区差距不断加大、个人收入差距大、结构调整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沈坤荣教授的演讲主题为“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力结构及其推进机制”，重点对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行分析。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大迁移遵循了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的基本逻辑，从而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因此，要根据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趋势，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和应对，努力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陆正飞教授进行了题为“杠杆操纵的动机、手段与后果：宏微观交互分析”的演讲。他指出，如何降低企业杠杆率，从而有效控制企业债务风险，不仅是我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和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单在实施过程中，企业会通过表外负债、名股实债、会计计量等手段进行杠杆操纵，造成会计信息质量风险，进而影响高质量发展。因此，完善外部治理，抑制杠杆操纵势在必行。梁琪教授的演讲主题为“金融发展与中国股票市场质量研究”。他从学术界和监管界对股票的质量进行了界定，并对中国股票市场微观质量度量指标及度量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市场效率、市场公正、系统性风险三个度量维度，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中国股票市场质量指数。
    在分会场报告环节，论文汇报人和评论人进行了深入且精彩的交流，各分会场的听众和报告人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
    一、 税收政策与企业行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通过税收政策促进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巫强等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述结果在出口企业以及大中型企业中更显著。论文评论人方红星和廖冠民均认为文章的选题符合当下社会热点，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两位评论人还就本文的理论逻辑、研究设计、机制检验给予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彭涛等利用财税［2017］38号文作为外生事件，研究了政府试点创投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发现投资抵扣政策实施后创投基金募集规模扩大，尤其是有限合伙制基金、早期创业型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这些结果表明，投资抵扣税收优惠能增进创投基金的金融杠杆作用，缓解初创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论文点评人陈东和肖土盛均肯定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并给出了相关修改和完善意见。刘行研究了股利税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自然人大股东的股利税率的逐次降低，自然人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没有显著下降，其所在公司的市场价值也未显著提升。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当大股东行为能够被有效约束或上市公司有自愿的现金股利发放时，股利税率的降低能够显著减少大股东掏空和提升企业价值。上述研究结论与发达资本市场的证据相左，说明股利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投资者保护状况以及内生于投资者保护的企业股利政策。评论人王玉涛和逯东主要就文章的题目与研究内容是否统一、关键计量指标是否合适展开了相关论述。
    此外，学者们还将视野拓展到了国际层面。黄寿峰和林文慧研究了税收情报交换协定的反避税效应，发现税收情报交换协定的签署能显著遏制企业的跨境避税行为。论文点评人倪晨凯和王亮亮分别从理论分析与影响机制两方面给出了相关意见与建议。彭馨和蒋为从企业迁移和效率提升角度，分析了税收竞争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辖区的税收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度量的效率提升对税收竞争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评论人张沙夫和韩剑就文章选题的内在逻辑、检验指标的合理性、内生性问题的处理等方面，与报告人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二、 货币政策与企业行为
    货币政策作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抓手之一，对国民经济运行有着基础性作用，也对企业的融资、投资以及生产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贾鹏飞和杨源源通过构建包含影子银行活动的三期动态模型，系统分析了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全过程，并探讨了影子银行活动如何影响银行资本和企业福利。评论人高洁超和马文超从文章的边际贡献、所得出结论以及模型构建和细节等方面和作者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完善建议。此外，现场观众也与报告人进行了积极互动。许志伟就文中的模型设定、银行本身的异质性、信息不对称对结论的影响等与作者进行了交流。谭小芬、李源和徐慧伦基于“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研究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非国有企业间呈现“U”型关系，在短期杠杆率和非国有企业间表现的更为明显。同时，市场化程度、行业竞争程度以及实际盈利水平会对前述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评论人许志伟和杨德明就理论模型、文章假设、关键变量、对实证检验的理解以及文章的表述等方面进行了点评。
    孟为和姜国华构建了基于媒体报道的我国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RPU）以研究宏观汇率因素是否对微观企业财务行为发挥作用。结果发现，汇率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企业本外部配置策略，并对公司股票回报率和企业价值带来影响。他们还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前述问题的影响。评论人钱雪松和李青原均表示，该篇论文的研究问题十分重要，并进一步从汇率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内生性、作用机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问题和建议。王宇伟、范从来和黄菊则关注了信贷政策的影响。他们提出商业银行追求存款扩张会推动企业非自愿持有定期存款，本质上反映了商业银行“以贷强存”行为。进一步的分析认为，由此带来的货币流动性降低、货币使用效率下降以及融资成本上升是近年中国货币化率走高的重要成因。点评人谭小芬和袁红旗肯定了该文的重要性和创新性，就研究结果、理论机制、假设以及估计结果的合理性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此外，数字化新经济下的传统货币政策的适用性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姜婷凤、刘涛雄和汤珂的论文《数字经济时代的价格粘性与货币非中性程度》发现：不同调价模型、有无部门异质性、是否考虑打折、不同通胀水平下、不同的线上线下融合程度对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程度均有显著影响，多重因素叠加产生的影响更为复杂。评论人吴振华和贾鹏飞就文中假设、制度背景、推导模型等问题，与作者交换了意见。
    三、 区域政策与企业行为
    在新时代，区域发展一体化成为一项国家战略。陈运森、韩惠云和陈德球的论文以京津冀一体化为研究背景构建准自然实验，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京津冀一体化主要通过加强区域社会网络的信息渠道影响资源配置，区域社会网络较高的上市公司在政策实质性执行后获得了更多的信贷资源，且信贷资源的获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点评人万华林和杨国超建议从变量选取、机制检验、路径分析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证据，并进一步建议从贷款结构、贷款风险的角度丰富文章内容。钟粤俊和梁超的论文基于20世纪末开始的撤县设区政策，研究城市行政区域调整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使辖区内企业家生产经营活动时间增加，非生产性活动减少，这一作用主要通过改变城市规模、企业的收益回报、打破行政壁垒和改善营商环境作用于企业家行为。点评人王红建和叶康涛就论文的内在机理、理论和实证的适配性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当前的央地关系下，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就使得各地的政策选择既有统一性，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这一角度出发，罗婷、巫岑和饶品贵的论文《中国式分权下的企业并购》，研究了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会正向影响当地国有企业的并购数量，负向影响并购绩效，地方官员晋升动机、政府财政压力和市场分割是产生上述影响的重要机制。点评人宋顺林和张俊生就论文的理论逻辑、研究设计等给予了意见和建议。此外，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也会影响企业行为。胡洵和何贤杰的论文《文化传承与企业创新行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CEO文化取向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CEO籍贯地的个人主义文化传承与其所在上市公司的创新活动存在正向关系，这种关系受到CEO所在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和公司办公所在地区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点评人褚健和唐松肯定了文章选题的新意，并就本文的适用理论、实证内容与现实的结合程度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四、 环境规则与企业行为
    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政府重要的施政理念，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环境保护置于重要位置。环保政策力度的不断增强，在微观层面深刻影响企业的行为。李青原和肖泽华从微观企业视角入手，探究了环境规制如何释放制度红利，进而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发现，征收排污费有助于倒逼企业开展更多研发创新活动，而给予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排污费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在于内部激励，而环保补助挤出企业创新的机制在于寻租活动。评论人谭有超和夏立军肯定了选题的重要性，并就文章的理论脉络、实证开展等方面与报告人进行了互动，给出了改进意见。赵阳、沈洪涛和刘乾的文章基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央环境垂直管理试点的情境，验证了污染边界效应的微观形成机制、解决方案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相对于非边界企业，地处省域边界地区的企业排放更多的污染物，环保督查中心的设立抑制了边界地区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评论人巫姗和辛清泉表示，这一研究既表明了环保监察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协同管理的作用，建议作者进一步讨论水污染的上下游效应和边界效应、中央垂直管理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垂直管理的可持续性。钱雪松和丁滋芳从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实践切入，分别从资本市场的短期效应及长期表现考察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在地区环境治理需求和官员晋升激励等维度表现出丰富差异，且通过引导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对企业长期市场估值施加影响。评论人金刚和杨玉龙从文章的边际贡献、监督政府和监督企业的机理可靠性、股灾的干扰性、时间窗口的稳健性、控制变量的选择、长期和短期效应等角度给出了修改建议。
    此外，环保政策的推行和加强，还使得部分企业产生了行为异化，通过模仿绿色行为，从而向外部提供扭曲性信息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黄溶冰的论文基于制度理论分析了企业模仿环保行为的“漂绿”问题，发现企业“漂绿”行为明显受到地区内近邻企业做法的影响，且国有企业的地区同构行为更加显著，证实了“乐队花车”效应的存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漂绿同构”并未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但增强了企业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风险承担能力。点评人王雄元和步丹璐对论文的研究贡献和意义、数据的衡量过程、重污染企业的确定提出了意见。
      五、 产业政策与企业行为
    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祝继高、李天时和胡诗阳分析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城市商业银行贷款配置的影响。发现在城市商业银行的前十大贷款客户中，属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其贷款额度在城市商业银行贷款总计中占比偏低，表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实行后，产业政策对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引导作用反而会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配置挤出。评论人徐亮和古志辉从模型设计与变量的有效性、实证结果中的“挤出”效应、银行业绩与企业贷款的滞后关系等角度提出了建议。覃飞和沈艳则重点关注了产业政策相关性的影响，他们利用大数据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经营活动与政府产业政策之间关联程度的指标，并估计企业经营活动产业政策关联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2012年以后企业经营活动与产业政策关联度显著上升，高政策关联度提升了企业的业绩水平，这一提升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新上市企业更为明显。评论人胡诗阳和黎文靖指出文章需要从产业政策与财务业绩的逻辑关系和路径机制、基础理论与现实环境的论述、政策关联度指标的有效性等角度进行改进，并建议从政府工作报告、年报管理层讨论、机制路径检验等角度进一步修改。
    产业政策还对企业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影响。董洁妙、余壮雄和刘媛考察了出口企业主营业务转移的影响机制及其对产品质量升级的效应，发现出口企业的转型具有明显的政策引致特征，出口企业倾向于将主营业务调整至（保留在）受政策扶持的重点行业。这种政策推动下的出口转型并不一定能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只有当企业发生跨边际转型时，转型带来的竞争压力才能够推动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评论人袁涛和巫强建议从丰富研究假设、理清竞争性假说、区分跨边际和边际内转型、实证设计等角度进行提升和改进，并就论文的实证问题给出了相应建议。
    辛清泉和邓茜丹围绕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实业投资下降幅度平均达到40%左右。单纯的“脱实向虚”观点不能解释实业投资的持续下降；同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年以来研发投资开始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作者推测，我国制造业投资结构的新变化，可能是新经济环境下公司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公司投资政策适应经济环境的一种体现。评论人刘行和祝继高则从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差异、公司金融化衡量、研发的衡量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适用性等角度给出了建议。
    此外，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政府行为，是否会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黄宏斌、丛大山和李然以微博作为自媒体代表，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会驱动上市公司开通微博、发布更多数量的微博信息，并策略性披露不同内容的微博信息。评论人饶品贵和张琦从影响机制、指标设定、文章模型的选择以及样本区间确定等角度给出了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文章质量。
    六、 其他经济政策与企业行为
    学者们还通过对不同政策的深入发掘，多角度展示了经济政策的微观后果。叶文平、杨俊、朱沆和李新春从破产法严苛程度入手，探究破产法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性，发现破产法严苛程度会降低创业者可承担的损失水平，阻碍其选择创新性创业，且创新者在企业中所有权比例会强化上述现象，而业绩增长预期则会弱化上述现象。评论人徐业坤和叶青认为文章需要区分创业型企业的创新与一般企业的创新，并围绕结论的普适性探究不同地区的差异性表现。类似地，倪骁然和丁慧从《物权法》和《企业破产法》的实施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入手，探讨其影响路径。他们发现，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缓解了由于解雇不足带来的过度投资，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这一关系在控制链金字塔层级较高的非国有企业和控制链金字塔层级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点评人沈永建和陈运森对文章的选题给予肯定，并就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资本市场是经济运行的助推器。古志辉和马百超针对201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引发的“遵守”和“解释”策略，研究了股利监管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发现“遵守或解释”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抑制作用，且降低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同时，“遵守或解释”股利监管政策的存在会降低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评论人陈胜蓝和罗婷从理论分析、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准自然实验的有效性以及断点回归法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窦超、白学锦和陈晓发现发债公司的宏观背景独董数量越多、比例越高，公司债券的发行利差越小，且这一现象主要通过独立董事降低公司的系统风险的路径实现。评论人王宇伟和王彦超指出，独立董事的咨询功能和监督功能如何区分，以及如何理解系统性风险和债券发行利差的关系是本文的关键，也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部分。同时，还从大股东降低独董监督职能、竞争程度的作用、宏观背景独董具体的影响机制等角度出发，给出了修改建议。
    除了以政府宏观政策为代表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也在经济运行中有着重要作用。褚剑和胡诗阳聚焦于银企关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信贷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探究了银企双向互动关系中银行对企业存款的诉求以及企业的回应。评论人姜国华和孔东民建议文章考虑“利率市场化进程”以及关注理财产品这一视角的现实重要性。徐细雄、李万利和陈西婵从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传统文化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发现企业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越大，其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越高，且这一“高持现”行为有助于缓解企业潜在财务危机、增强企业战略柔性，但并未引发超额在职消费或者过度投资等机会主义行为。评论人宁博和蒋德权就儒家文化的内涵、研究设计、理论解释等方面和作者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最后，微观信息能否影响宏观，也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李青原和刘习顺研究了地区行业层面的会计信息质量对宏观资源配置的影响。发现省份行业层面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资源错配程度越低。且在行业外部融资依赖更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和省份-行业非国有企业占比、融资约束更高时，会计信息质量抑制资源错配的作用更明显。同时，会计信息质量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推动省份-行业的生产率、投入产出率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评论人权小锋和齐堡垒从会计信息本质、会计信息质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机理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七、 结语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交叉研究”学术研讨会迄今已举办八届，日益成为连接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术盛宴。该会议对于推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鼓励着经济与管理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有益于学界内外更好地理解宏观环境下的微观企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