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反思*

内容提要：西北地区由于历史的、环境的、经济的因素，依靠国家政策、资金的投入，形成了重工业化结构。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工业奠基、新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防指向下的再次重工业化等几个发展阶段。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使西北五省区形成了嵌入型、跳跃式发展的重工业化结构，对西北五省区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重工业化结构 计划经济模式 西北五省 工业布局
    作者简介：岳珑，教授，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文博学院历史系710069
    西北地区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现代工业十分明显地呈现出以重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过程。长期以来，西北五省区由于重工业的超前发展，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采掘工业与资源错位、重型化存量结构调整难度大、重工业内部自殖机制差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西北五省区重工业化结构的形成既有其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影响。西北重工业化形成、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国家经济政策、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等，都对其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探讨该地区因何优先选择了重工业化道路，有利于我们找到西北五省区工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重工业的奠基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西北地区优先选择了重工业化道路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
    西北近代工业崛起于军用工业。1869年，为了解决镇压西捻军和回民起义的军火供给问题，左宗棠在陕西设立西安机器局。这是西北第一个军事工业生产单位，也是西北近代重工业的发端。1872年，左宗棠率部西进甘肃，将西安机器局迁至兰州，改称兰州机器局。[1]1894年，因甲午战争的需要，陕西巡抚鹿传霖奏准将兰州旧存机器借运入陕西，在西安创立陕西机器制造局，试制军火。次年，更名为陕西机器局。[2]新疆建省后，为巩固边防，1897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新疆机器局，修理并制造毛瑟枪子弹及战刀等。[3]
    直至20世纪30年代，为抵抗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国民政府加速开发西北并力主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内迁，位居大后方的陕西、甘肃等地承担起支援前线的重任。因而，西北各地不得不优先建立、发展与战争息息相关的重工业。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大力开发西北化工、石油、煤炭资源，集中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使西北重工业基地迅速崛起。这些重工业企业源源不断地将燃料、机械设备供应军工、交通运输部门，还有部分供应民用，推动了西北地区工业、交通运输诸多行业的开发。由于战时经济的需求和引导，重工业发展异军突起，形成了西北重工业化结构。
    二、计划经济模式下重工业化认知在西北五省区的实现
    (一)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共识的形成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毛泽东描绘新中国将“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4]。
    新中国建立之初，加强重工业的建设与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认识。同年，陈云基于“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的主导思想，提出下一年的全国财经工作的指导方针：“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和收缩。”[5]1952年，李富春、周恩来先后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6]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中国要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就必须首先发展冶金、燃料、电力、机械制造、化学等项重工业。9月，毛泽东强调，中国工业建设“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7]。
    经历了抗美援朝，建立、发展中国军事工业及其相关的重工业显得更为迫切。1954年6月，“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又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p.292)要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在国家安全决定一切的指向下，“一五”计划期间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确定了军工、煤炭、电力、机械、冶金、石油和化工等重点建设项目。1956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陕西、甘肃就占到40个，占全国重点项目的25.7％。[8]
    (二)经济治理经验的不足与仿行苏联工业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基础极其薄弱。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140亿元，重工业总产值仅为37亿元，轻、重工业比重为73.6︰26.4。[9]而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有生产资料包括动力和原材料，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新中国初建时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的决策者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认为“苏联过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苏联因为建立了重工业，就有了机器制造工业，有了汽车、飞机、拖拉机等工业，就有了现代国防工业，就能使交通运输业、轻工业获得不断的有力的发展，就能使农业获得各种新式机器和化学肥料，迅速地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的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10]为此，1954年6月陈云指出：“五年计划规定，轻工业投资与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三，即百分之十二比百分之八十八”。[5](p.239)
    以苏联工业化模式为样板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一次政治选择。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标志着世界两大阵营对垒的形成。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各方面均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1950-1954年，苏联在贷款给中国的同时扩大了设备供应的范围，并对援建项目的厂址选择、施工设计、设备安装、试运行等提供技术指导，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
    (三)重工业化理论认识与西北人口素质的矛盾
    西北地区现代工业建立初期，为加强资源开发，进行了技术装备的配套项目建设，形成了西北地区投资类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的加工业成为西北工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1953-1979年，国家在陕西发展高压输变电设备制造业；在甘肃发展石油钻采、炼制、加工装备制造业；还在五省区相应发展了运输机械、凿岩机械、采矿机械、金属切削机床、精密仪器仪表等机械制造业。同时，也发展了轴承、机床电器、各类电机等基础件制造业。这些投入支持了西北地区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支援了全国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全国油田、炼油厂、石油化工企业都使用西北地区生产的产品；全国各电站、电网的建设亦多使用西北地区生产的高压输变电装备。
    重工业中的加工工业——投资类加工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物质生产技术手段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经济实力的重要方面。而消费类加工业，则直接反映了满足社会成员物质文化需要的程度。西北地区投资类加工业所占比重很大，机械工业占到37.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06个百分点。陕西一省就占西北加工业的51％以上，甘肃为20.17％，新疆17.32％，连宁夏、青海也分别占5.79％、5.25％。[11]消费类加工业所占比重小，空间分布严重不均。长期以来，西北地区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输出导致区域经济利益的“双重流失”；而消费类加工业的落后，使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利益受到影响，削弱了区域经济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同时还需要专业技术产业工人。因此，重工业的发展介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之后，高加工度化、高新技术化的发展过程之前。新中国建立初期，西北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依靠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投资，但西北地区工人的素质却难以胜任重工业发展的要求，产生了重工业的发展与人口素质低下的矛盾。也就是说，西北地区虽有数以万计的农村劳动力，但却无法提供出满足重工业发展所需的合格工人。
    三、国防指向下的西北重工业化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国民党武装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侵扰，迫使中国内地经济建设的重点不得不放在经济欠发达、交通条件差的西部地区。加上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后，工业经济建设需要建立重工业和资源基地，西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更具备国家重点建设区域的条件。为了尽快发展内地工业，国家在西北地区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西北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成为西北工业经济初始扩张的第一推动力，也为西北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次历史性机遇。
    陕西被列为国家新工业区之一，由国家直接投资进行建设。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建设项目，陕西占全国重点工程的15.4％。其中，电力工业2项，煤炭工业1项，机械、电子、国防工业21项。国家投资总额18.25亿元。[12]与此同时，国家还在陕西安排了50个大中型工业项目。1957年与1952年相比较，陕西的燃料工业增长了26.7％，电力工业增长了99.2％，机器制造工业增长了79.1％，化工工业增长的幅度最高达到248.1％。[13]陕西重工业化结构的初步形成，不仅为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初步基础，也为西北工业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五”计划期间，甘肃也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建设，其中属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占全国的10.3％，国家投资23.27亿元；属于全国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工程建设的有119项。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制造为支柱的工业结构。[14]1957年，甘肃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逐步建立，工业总产值达到6.35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143％。随着甘肃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产品种类日益增多，产量大幅度提高。1957年，甘肃原煤产量达到155.76万吨、原油产量达到75.54万吨、发电量达到0.97亿千瓦小时。[9](pp.805、806)
    同期，宁夏开发了贺兰山煤田北段；开始勘探、开发李庄子等油田；冶金工业、机械工业也已起步，为宁夏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57年，宁夏原煤产量达到34.0万吨、发电量达到0.05亿千瓦小时。[9](p.855)1957年，青海省工业总产值为1.27亿元，比1949年增长456.7％(工业总产值指数以1949年为100)。随着青海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产品的种类有所增加，产量大幅度提高。1957年，青海原煤产量达到48.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0.31万吨、发电量达到0.11亿千瓦小时。[9](pp.830～831)新疆天山南北相继建立了钢铁、机器制造等颇具规模的重工企业，并建立了国家重点能源基地克拉玛依油田。到1957年，新疆全区工业总产值为4.75亿元，比1952年增长158.4％；原煤产量为111.75万吨；原油产量为9.54万吨；发电量为0.81亿千瓦小时；钢产量达到1.46万吨，成品钢材产量为1.44万吨。[9](pp.879～880)1953-1957年，西北地区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并向重工业化倾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工业建设仍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国家在考虑合理安排经济建设布局时，根据毛泽东“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的认识以及“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的思想[15]，鉴于对国际形势以及周边环境的考虑，将国防安全和建设放在首位，以国防工业为主的三线建设成为重中之重。
    1965年始，迫于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中央政府将陕、甘、青、宁四省区的部分地区作为“三线”地区，进行国防工业重点建设。而新疆由于与苏联接壤，未被列入重点建设地区。20世纪60～70年代，陕西、甘肃的重工业成为西北地区重工化结构的核心。
    在此期间，国家对陕西进行了巨额密集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大规模迁入，把现代工业经济又一次植入陕西，使之进入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扩张时期。1963-1978年，国家对陕西全民所有制工业实行强投入，仅基本建设投资就达91.07亿元，其中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到了84.5亿元。[16]同期陕西上马了一大批国防工业，为配合军工需求，陕西投资12.8亿元，重点开发了民用机械工业，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20个。其中，有16个大中型企业是由机械工业部系统沿海企业援建、搬迁而成。[17]到70年代末，民用机械工业已成为陕西第一大工业部门。
    此外，陕西还对冶金工业进行了重点投资，新建了略阳钢铁厂、陕西焦化厂、西北耐火材料厂、陕西精密合金厂，并对原有的陕西钢厂、西安钢铁厂等企业进行改造。国家在陕西投资兴建了金堆城钼业公司、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西安冶金勘察公司。地方投资建立了八一铜矿、潼关金矿等企业，奠定了开发利用陕西有色金属资源的基础。[12](pp.145～147)
    1978年，陕西工业总产值为96.48亿元。[16](p.811)其中，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学、机械工业的产值为47739万元、43746万元、30156万元、1118万元、77755万元、361897万元。1965-1978年，这些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分别为21.83％、11.78％、12.28％、5.44％、22.81％、12.79％。[11](p.172)至20世纪70年代末，陕西建立起以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材料开发，以高压输变电、石油钻采设备等重型机械制造业为重点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和设备制造业配套发展的重工业化格局，进一步加强了西北地区重工业化结构。
    与此同时，国家有计划地向甘肃内迁了一批重点机械工业企业，建设了一批国防、电子、机械等大中型骨干企业。甘肃有色金属工业的兰州铅厂、连城铝厂、甘肃稀土公司、西北钢加工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建成投产；兰州有色金属冶炼厂、西和铅锌矿、张掖选矿厂等地方中小有色金属企业也相继建成投产，甘肃成为国家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玉门石油基地经过重建开发成为西北石油生产基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庆油田成为年产石油百万吨的石油勘探基地。[14](pp.251～255)1965-1978年期间，甘肃工业形成规模，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学、机械工业的产值分别为118800万元、74203万元、17256万元、103683万元、101050万元、155668万元，这些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分别达到11.35％、13.63％、12.92％、6.35％、11.60％、18.23％。[11](p.172)1975年，甘肃工业总产值达63.13亿元，比1965年增长近2.5倍。原油、原煤、发电量、生铁、钢、铜等产量分别比1965年增长1～4倍以上。[18]
    三线建设时期，西北五省区工业比重急剧上升。国家大规模、强力度地向西北投放资金，注入性地增强了西北的工业实力，促使西北轻重工业的比例差距拉大。尤其是1965年以后，轻工业的发展明显呈下降趋势。西北地区强化发展重工业的加工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忽视采掘和原材料工业，导致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由于强调备战，国家投资和政策的倾斜，使得西北经济建设中过分突出国防工业及其相关的重工业，忽视了对轻工业、农副业、商业等必要的安排，很多军工企业建在山区，致使陕西、甘肃等省工业布局极不合理。总之，西北重工业是计划经济下国防指向的产物。1978年，西北五省区的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学、机械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分别为18.61％、13.43％、10.43％、7.02％、15.81％、14.53％；同期，全国这几个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也不过是7.40％、10.68％、14.77％、14.77％、13.62％、13.41％。[11](p.172)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北地区重工业化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与各个时期的局势变化以及国防需求息息相关。
    四、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
    自然资源是区域发展的自然基础，资源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影响。西北五省区矿产资源的蕴藏和开发与重工业布局及其发展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自然资源是生产力布局和西北五省区重工业化结构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始，西北五省区受长期经济落后的制约，以农业自然资源及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主要特征的资源型产业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1953-1956年，西北地区相当一部分重点建设项目是资源开发型项目，包括煤炭采掘、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等。特别是三线建设增进了西北重工业的发展，国家根据陕西、甘肃的资源状况，决定在西北建设工业化的资源供给基地。
    西北五省区的工业生产与分布特点、部门种类与结构、规模与效益甚至区域产业发展方向，无不受到西北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矿产资源的数量和分布对采掘工业的发展规模以及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矿产资源的组合特征又影响原材料加工体系和加工工艺线路的选择，资源的品种和质量还影响自身利用方向和加工工业技术经济指标。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分布状况是其重工业布局、发展的内在因素。
    西北地区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新疆、陕西、宁夏和青海的部分区域，其中陕西的铜川、韩城、蒲城、澄合等渭北煤矿，宁夏的石炭井、汝箕沟、固原炭山等煤矿，青海的大通矿务局、热水煤矿，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煤炭基地。西北的石油工业主要集中在陕西延长油田、甘肃玉门油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宁夏也勘探、开发了李庄子、马家滩、大水坑、红井子、马坊等油田。石化工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甘肃的石油化工机械厂。西北地区钢铁产业有陕西的略阳钢铁厂、陕西焦化厂、陕西钢厂、西安钢铁厂，青海的西宁钢厂，宁夏的石嘴山钢铁厂，新疆八一钢铁厂等。西北地区有色金属工业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已经形成以铜、铅、铝、锌、重晶石、铬、镍、钼等有色金属工业产品为主的一系列开采和冶炼基地：青海的铅锌开采基地，陕西的钼业基地，甘肃的锑业、镍业基地，新疆的铅锌矿、重晶石矿、铬矿等，以及宁夏的青铜峡铝厂、西宁有色金属冶炼厂和新疆的锂盐厂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区域性分布，决定或影响了西北地区乃至中国煤炭工业、石油天然气工业以及石化工业的布局。可见，西北地区的自然资源对其重工业的工业结构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西北五省区的自然资源条件各不相同，因此有着不同的特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资源型产业。
    长期以来，西北五省区工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重工业超“重”，轻工业过“轻”。但是，西北地区丰富的矿能资源和雄厚的重工业化结构基础是自然和历史所造就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加大，国家加大了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力度，西北地区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储量极为丰富，必将进一步促进西北重工业化结构的发展。
    五、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选择的思考
    经过50多年的经济建设，西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西北五省区工业发展和资源开发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西北地区工业结构是否合理与工业增长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并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合理的工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工业高速发展和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西北地区重工业化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
    20世纪50～70年代，西北地区是在计划经济下，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模式的方法，跳跃式进入现代工业化的；是在经济极不发达的状况下，在多个工业部门建立起一批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工业企业，跳过了社会专业化分工以及工业组织结构试验的逐渐演进过程，用很短的时间推进并实现了重工业化。而这种跳跃式发展的缺陷在于缺乏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起来的符合区域情况的比例适宜的工业结构。因此，如不进行根本上的改革，西北地区重工业化结构的调整只能是一个空泛的口号。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重工业，重工业的作用在于不断用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生产生产资料，装备轻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由于国家长期的大量投入，西北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不亚于东部地区，重工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因而，向重工业要效益，调整西北五省区的工业结构，首先应调整当前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与此同时，为轻工业发展“补课”，为高加工度工业“加油”，以推动西北五省区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西北地区工业结构重工业化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的历史客观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北各省区、地方政府一直把工业结构的调整作为重要问题来抓，但工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入剖析重工业化结构形成中错综复杂的因素，对西北五省区工业结构做出客观评价，找到问题症结以制定出符合西北区情的、切实可行的调整方案。有鉴于此，进一步推动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研究，对于重新启动和加速西北地区的重工业化进程，以工业结构的高级化来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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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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