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世派知识分子——以金安清的经济思想为例

    内容提要：在西方经济思想逐渐传入近代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经历着主动的现代化过程。对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考察有利于更全面的认知近代的经济思想大变迁。在没有外来经济思想影响下，传统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第一个阶段。作为一位晚清经世派知识分子，金安清的经济思想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对其经济思想的考察有利于形成对晚清社会经济思想的完整认识。
关键词：金安清/传统经世派/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经济思想现代化作者简介：熊金武(1984-)，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一、金安清的简介
    金安清(约1817-1880)，字眉生，浙江嘉善人，历任泰州州同、两淮盐运使等职，是一名晚清知识分子。他颇有经济才干，“熟悉古今掌故，凡盐漕河扬诸务”，[1]2与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代表人物都有交往，曾在1844年召集江淮一带林则徐的旧属为其捐款。[2]太平天国时期，金安清替清军筹划粮饷，设厘捐，有评论称其“以一隅之地而供给数万大军，无哗饷之虞，不可谓非人才也”，[3]后入曾国荃幕府，深得曾国荃信任和曾国藩器重。不过晚清重臣文祥认为其“小有才具，心术不端”，[3][4]这导致其难入政府，终身不得大用。金安清一生著作颇丰，现在可供查考者仅有《水窗春呓》、《东倭考》、《筹洋三策》、《能一篇》等数种。不过，时人著述中多有记载其生平事迹。
    金安清作为一名传统的经世派知识分子，没有接触西方经济思想，几乎与西学东渐的浪潮脱离，但是他为人务实，对当时主要经济问题都有独到见解，是一名用传统经济理论看晚清社会经济问题的典型。盐政问题和洋务问题是其现存文献中论述最丰富的两个部分，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内部问题和新出现的近代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案例考察近代传统经济思想面临挑战时传统知识分子的反应。
    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动现代化
    (一)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两种路径
    近代的中国经济思想一直处在以现代化为特征的演变中，并存在两种相互关联的现代化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外来经济思想的移植，即以西方为主的外来经济思想在中国传播，在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实现向现代转变。从这个路径看，近代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种西方经济学说传播史，也是传统经济思想为西方经济思想所取代的零星历史。这种路径开始也许仅仅表现为少数洋教士、外籍教师等外国人的传播，①进而通过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和翻译外国文献，西方经济理论开始成体系的传入，最终新式教研使得西方经济思想扎根于中国。第二种路径是传统经济思想的主动现代化，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在主动适应近代经济环境过程中实现了现代化再造。从这个路径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是一种传统经济思想的主动自我现代化，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延续。这两个路径是相互影响的。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既是传统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动力，也为其提供了形式方法上的模板和方向。同时由于中国文化包容性强，这两个路径长期交叉并立，构成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复杂形态。
    对于第一种路径的研究已经有很多重要成果，然而第二种路径却还没有被强调和深入研究。本人认为对于第二种经济思想演进路径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拿来”的经济思想不是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性都比较弱。传统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是与中国社会变革相伴随的，始终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着普遍的影响。
    (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机制
    近代经济思想演变是以社会转型而不是西方经济思想为基础的。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即使没有接触西方先进经济理论，也会基于传统经济理论对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产生新的认识，构成了近代经济思想的主动现代化。这种路径代表了传统经济思想的活力。与第一种路径相对应，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大体可以包括三个阶段。其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知识分子处理各种新经济问题时的思想颤动。传统知识分子徘徊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间，敢于抛弃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各种教条式的结论，从传统经济观念和思维模式出发研究新的问题。传统经济思想对传统经济问题依然是有效的只是缺乏突破性，比如盐政、漕运等，然而对新的经济问题，传统经济思想只能不断进行调整，比如基于传统轻重观点产生了“暗合说”、“道器说”、“中体西用”等。第二个阶段是传统经济思想在与西学对抗中不断改造。由于缺乏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解释力和指导性，传统经济思想在西学东渐浪潮中不断式微，然而却能一直延续。第三个阶段是传统经济思想采用现代的概念体系、分析方法、表述形式等等，完成现代化改造并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民生主义经济学。本文就是以传统经世派知识分子为例对第一个阶段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加以考察。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古今连贯的。整个近代经济思想演进中，传统经济制度、经济概念，甚至经济思维方式已经有巨大的改变，但是不能据此认为传统经济思想被现代经济思想简单取代，经济思想现代化就是西化。因为作为特定地域内形成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思想最根本的内容不是一些形式上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而是经济价值观念，也就是经济思想的文化性。中国传统经济价值观念和经济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延传下来了的，所以近代经济思想史是与古代经济思想史相一致的，传统经济思想从未中断，只是在西方经济思想和新经济形式的冲击下的再造。典型的就是，三大经济教条虽然已经少有人知，但在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中却始终延续着，同时传统的“本末”、“轻重”等经济思维方式依然发挥着作用。
    (三)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复杂性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文化根基深厚，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历程异常缓慢和复杂。新的经济思想起初只在沿海和城市传播，而传统经济思想则在内地和农村长期保持支配地位。传统经济思想总是不断“沉渣泛起”，一批人接受新的经济思想后，又有一批秉持传统经济思想的人成长起来。相当于一个水缸换水，其他国家或文明也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更新，而中国却需要更换很多次，因为每次西学东渐浪潮只能使得一部分水更换，现代化只是逐步实现。每一次新旧思想更换从宏观上看是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阶段历程，从微观上看也是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沉浮。对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经济思想的考察有利于形成近代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具体认识。然而，如果将经济思想史研究停留于对历史名人和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的考察，就忽略了对各个时期经济思想状态的全面了解，不能形成对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整体认识。为此本文选择对一位传统社会内部的非“先进”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加以考察，试图形成对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第一阶段的部分认识。
    三、传统盐政经济思想的有效性及金安清的务实开放性
    在咸丰同治时期，西方势力还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和海关，盐政还是一个传统社会内部的具有中国特殊性的问题。而这类经济问题在当时是难以通过拿来主义方式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解决的，所以“清末的盐政改革思想主要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渊源”。[5]金安清参与了对饷盐制改革的全过程，是主要的改革执行者。
    (一)传统盐政体制内改革
    针对饷盐制弊端丛生的情况，金安清采取了“寓纲于票”的改革方式，结合票盐制和纲盐制优点，实行商运与官运并存。当时一般学者都强调恢复到票盐制，实行完全的商运，金安清因此受到曾国藩、冯桂芬等人的批评。不过官商并行能够快速恢复淮盐在两湖和江西等地的销售，“寓纲于票”至少在速度上是最有效的改革方案。
    金安清在传统盐政制度内灵活务实的运用票盐制和纲盐制，使得饷盐制造成的问题得到了纠正，体现了传统经济思想对传统社会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不过，这个改革方案仅仅是暂时缓解了晚清盐政危机而已，新的盐政问题又很快出现了。因为传统盐业制度具有过高的财政职能，政府干预下的盐业市场必然面临各种市场扭曲，惯用的垄断性产销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程度不断提高的晚清社会。金安清只能在传统盐政制度内徘徊，却不能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
    (二)重商不等于重市场
    在没有西方影响下，传统盐政经济思想也存在一个独立的演变趋势，那就是对商运的重视和对官运的反对。当时一般重视官运者仅仅是用垄断商人替代积弊很深的官员，以垄断市场替代行政资源配置而已。与此不同，金安清不仅认为商人富于才干，与良相、良将、良吏、良医并列为“五良”，[1]44而且积极维护商业利益。金安清对陶澎票盐改革也表示了批评意见，因为其使得“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1]32在饷盐制改革中，金安清从保证货款利润、缓缴厘金和打击私盐等三方面提出保护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金安清维护商人利益仅是保护垄断商人的利益而已。《淮盐西岸认运章程》规定盐商“以五百引为始，愿多者听，少者不允”，事实上限制了盐商的市场竞争，形成垄断盐商，同时限制商人自由市场竞争，规定食盐价格由官定，整轮依序销售，不允许“争先押后”、“私相授受”和“跌价抛售”。[6]可见，重商运不等于认同市场。“重农轻商”是传统经济思想三大教条之一，对商人态度成为许多学者认定经济思想者先进与否的标准。金安清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能够周密的保护商人利益是可取的，但是在打破“重农轻商”教条的问题上却依然有限，不可与洋务运动时期“商战”思想相比。可见，相比于西方经济思想引致的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传统经济思想自我现代化在第一个阶段是有限且缓慢的。
    (三)对洋商和洋船的开放性
    金安清经济思想的开放性突出的表现在对外国商人和外国技术的态度。在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状态下，运输安全是恢复淮盐在两湖和江西传统市场销售的前提。金安清提议通过外国轮船拖运食盐，因为轮船航行速度快，利于与私盐抢占市场。曾国藩虽然承认当时雇佣洋船已经很普遍，但仍以总理衙门禁令为由加以否定，并认为“轮船拖带一节，听商人自雇则可，由余奏定则不可”。[7]同时，盐商是恢复票盐制的前提。在国内盐商资本紧缺的情况下，金安清提出上海洋商“熟于交易，而不熟于舞弊”，“招(洋)商贩运，……可以速转运，可以绝私枭”。[8]曾国藩和冯桂芬等人认为不可以让洋商干预盐政，以非经济的原因否定。相比于海关已经任用外国税务司，外国人销售食盐却被禁止，或许是因为盐税的财政职能更重要的缘故。虽然金安清认为洋商不善舞弊难免天真，不过其认识到洋商的商业效率高，并敢于接受洋商和洋船，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开放性。面对洋商和洋船等近代事物，这种开放性是传统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四、洋务问题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传统社会受到的挑战是以洋务的形式出现的。洋务是传统社会制度思想受到的第一个挑战，也是当时经济思想争论的焦点，成为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契机。
    (一)“固本待时”和自强
    “战”与“和”是金安清论述洋务问题的基本命题。金安清反对急于与西方开战，认为“人知和之可耻，而不知战不胜而求和之更可耻。人知战之为上，而不知不战而能屈人之更为上”，[9]在清政府内外交困之下首先需要自强。“固本待时”[1]87就是其基本洋务理念。金安清强调对中国自身实力的提高，而提高的方法就是在“本”的层面加以改善。需要指出的是，金安清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政治改革的要求，但是却极大地肯定了日本明治维新，认为“今之倭王，驱将军而自主其权。焚诗书，易服色，其远大之志，一如赵武灵王之类，”[10]208同时也表示日本“性之狡悍，而加以西洋军械之精良，……此可为长虑者也”。[10]205
    (二)对洋务运动的质疑
    基于其“固本”的思考，金安清对洋务运动时期单纯学习西方技术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西方技术进步层出不穷，“我虽疾足以往，彼则绝尘而奔，果何恃而操于胜乎？”金安清强调非技术层面的自强，也就是“吏治也，民生也，士习也，军纪也”。[11]205金安清的“固本”方式看起来有老生常谈的味道，过去的研究也一般将持这种思想者定性为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吏治”、“民生”等仅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经济思维方式而已，其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并不是重复传统教条，比如西方“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1]87“兵将法律之精且严者，本也；轮船大炮之利且远者，末也”。[1]87事实上，这种强调非技术层面的思想有利于将洋务运动引向政治文化制度改革，相比于简单学习外国技术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有进步之处。所以，正如其所说“谈洋务者，于西人之根本长技，独不一深长思之，何哉？”[1]85可见，虽然金安清所用的概念是比较传统的，但其内容却已经发生变化，本末等经济思维方式也没有妨碍其对新事物的接受。这也是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一种形式。
    与此同时，金安清也提出了洋务运动操作层面上的几个问题。首先，反对洋务运动“急速求奇效，徒乱人心，制器则画虎不成，临阵则羊鹤不舞，以举棋不定累庙算”，[1]强调改革不可冒进妄行。其次，反对将大量资源投入对西方军事产品的购买，认为“竭千百万小民之脂膏，购东西洋唾余之船炮，筹防未足云备，帑项则已全虚，弊政永远难更，民生则已重困”。[1]最后，强调发挥中国优势，不必自卑，指出“夫中土之于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所长，而天理所存则无二致。”[1]可见，金安清对当时洋务运动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其很多观点对于现在反思洋务运动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关键的是，这些观点不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得来的，是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思维方式和传统经济思想形成的，也是传统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体现。
    (三)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对于晚清洋务困局，金安清显得批判有余而建设不足。他的改革建议更多还是重申传统观念，回归传统体制，比如“用兵之道，不出乎‘法令严明，恩信昭著’八字”。[1]金安清强调中西文化差异，并据此以为即使西方社会经济制度有很多优点但也“不易学”，甚至感叹“欲强中华开天辟地数万年之人心风俗，驱迫之以仿照西洋，虽以汉武、秦始之威，其不能有尺寸之效亦明矣。”[1]这表明，金安清虽然能突破一些传统思想的藩篱，但终究难以解除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随着晚清社会转型，传统经济思想不能合理的解释当时社会经济问题并给出适当的解决方案。
    与之相反，西方经济思想是符合近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即使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发展和普遍应用，特别是以建模为主的定量分析模式的发展，强有力的见证了这一点。所以，金安清传统的经世思想并不能像那些接触过西学的知识分子一样提出系统的改革意见。
    五、曲折中的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金安清对当时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也是基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范式的，比如习惯于引用历史典故或者先贤先王的语言作为论证，“本末”、天人之说、道器之说等的思维方式。其观点既有真知灼见，可为今日所借鉴，比如对洋务运动和日本侵华之忧等。同时，与同时代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也提出过一些显得荒谬的见解，比如他认为可以“宽免(洋人)沿海关税，抵其入江入京两事”。[9]另外，他也持有明显的“暗合说”，认为洋人的制度“仍不能逃出中土圣贤之大道至理。且举措之间，时有一二暗合者，此其所以强也。”[1]当洋务兴起西学东渐后，金安清晚年不得志，就如同其秉持的传统经济思想不断式微一样。不过，一代新人换旧人，金安清只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第一个阶段的一类知识分子而已。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演进包含了在西方经济思想影响下传统经济思想的不断式微，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经济思想现代化，而且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是最重要的路径。首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并不是以照搬西方模式为开始的，反而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直保持独立状态不断主动调适。其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尤其是盐政、漕运等传统社会问题。再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普遍存在，并且传播到海外，形成经济思想的东学西渐。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研究不仅利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革，而且有利于明确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主体性和民族性，更对于重新塑造民族信心和民族认同极为重要。
    注释：
    ①第一种路径是以中西交流为基础的，国人在接触外国人或者外国事物的时候也会受到其经济观念的影响。比如商业理念、会计制度等。从这个角度出发，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至少在1840年以前，比如广东十三行的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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