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命运：以《国富论》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以《国富论》为例讨论了社会科学经典作品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介绍了《国富论》发表以后各个时代评价的变化以及围绕其而展开的多维解读。以此说明，经典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潮流相互联系，同时经典也常常与历史情境相结合，通过互动演化的机制而不断产生新的意义。文章指出了学科分化时代，人们阅读和理解经典的基本困境，这个困境本质上与理解时代的基本困境相似。文章指出，在学科十分发达的时代，我们有可能陷入一种“有知识的蒙昧状态”，摆脱这一状态的出路，除了培养知识分子的常识感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阅读经典。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经典作品/《国富论》作者简介：罗卫东，浙江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杭州 310027）。
        一
    何谓“经典”？对此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事实上，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都有其衡量经典的标准。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自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经典。在人类数千年的思想史上，以文本形式呈现的知识成果浩如烟海。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其物质形态完好地保留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其实际影响则近乎为零，就像博物馆库房中的无数永远也得不到展出机会的出土文物一样。只有极少数作品与人类的实际思想过程和历史实践活动建立起内在的深刻联系。
    在我看来，经典最大的特征在于，它具有构建读者本质性的人类能力的功能。它能够增进人类的自我认识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能够塑造价值观，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经典之作，无论是从提升人的理性能力、还是促进道德感的增强，或者是激发和丰富人的审美感方面都应该是卓越的典范。它应该具有显著提升读者理性和情感能力的内在品质。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经典之作就不仅具有科学原创性的特征，也具有文学修辞上的特色。
    康德所言“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这种能力，在历史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伟大经典塑造了人类的观念这一点而体现出来的。凯恩斯、哈耶克这些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无不强调某些经典所创设的观念在影响人类事务特别是在其构建人类关于何为利益的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年轻的校长哈钦斯倡导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精神正是以经典教育代替学科教育，旨在帮助学生确立起面向新的重建工商业时代的人文主义观念，形成安身立命应有的理性能力。虽然，这个改革最后没有持续下来，但其实际的效果是引人注目的。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经典所具有的价值。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典往往还隐藏着一种开放的姿态和互动的意愿。因而，也总是表现出一种不断生成新的意义的特性。可以说，经典不仅是提供了某种设计论意义上的自证能力，也具备着某种演化论意义的特性，也就是与各个特定的时代发生作用并在演化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再创造和生发新的意义。从后者的角度来看，经典作为一种生成过程不仅是某种既定的重要思想观念自身的生成、表达和传播过程，也是与其所经历的每一个时代互动演化的过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之密切。后来的人，并不是作为经典文本思想的单纯接受者和诠释者，而是参与了经典思想的创造过程。就中国而言，两千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对《论语》的注解，融入了各自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解释，其中一些人的注解堪称是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再创造；同样，在西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前思想史乃至文明史乃是围绕着《圣经》传播、研究和解释而展开的。马丁·路德对《圣经》的重新翻译和解释，引发信仰世界的革命，导致了宗教改革这样的重大历史运动。这一方面表明，能够称之为经典的作品，通常具有通过与各种时空情境的结合而不断获得新活力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思想史研究这个领域具有某种创造性的内部张力。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思想史甚至通过知识考古作业，挖掘或者创造出了历史上的经典。一些被历史淹没的伟大人物及其思想被发掘出来并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后人成为前人的“伯乐”。或者情况正好相反，长期作为经典的作品被后人拉下神坛。在历史实践和思想史作业的双重作用之下，经典之作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常常沉浮不定。但是，正是这同样的过程也会让真正的经典拥有牢不可破的地位。
    二
    让我们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例来看看经典与历史实践之间关系的机理。
    在经济学历史上，拥有亚当·斯密这样崇高地位的学者是绝无仅有的。斯密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主要归因于他的《国富论》。罗森伯格曾经说道，“过去的200多年，经济学史的特点就是对亚当·斯密著作的不断注释。”①这非常恰当地表达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史上独特的重要地位。在《国富论》发表100周年、150周年和200周年时，经济学家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予以纪念。一部著作有其特殊纪念日和纪念仪式，这在经济学中也是罕见的。因为写出了《国富论》这样一部作品，斯密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被称作“经济学之父”。
    但是，自1776年3月9日，这本两大卷四开本问世以来，230余年的时间里，《国富论》所引发的关注、评论和研究在每个年代和不同的国家并不均衡。受到潮流和各种先入为主见解的影响，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沉浮不定。在文学史上，人们用“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哈姆莱特’”来形容莎士比亚杰作的经典特征，那么《国富论》所呈现出来的强大学术张力也决定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亚当·斯密’”。不仅如此，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亚当·斯密。可以说，很少有一部经典会有《国富论》那样的遭遇，也很少有一部经济学著作被人们解读成不同的思想，并发展成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国富论》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好评如潮，不仅对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且其影响力越过英吉利海峡陆续扩散到大陆欧洲的其他国家，甚至很快就传到大西洋那一头的北美大陆。在美国人民摆脱殖民地命运的革命和建国过程中，《国富论》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学术上，《国富论》也很快就获得了经典的地位，赢得了大批的理论追随者和信徒。边沁、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等等也是在斯密开创的道路上继续进行着自己的理论作业的。总之，无论是对国家政策，还是对学术研究而言，《国富论》巨大的影响罕有其匹。
    但是，随着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纯粹化和抽象化，斯密《国富论》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在《国富论》发表半个世纪的1826年前后，李嘉图显然已经取代了斯密成为政治经济学舞台上的主角。约翰·穆勒在他那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②穆勒的这个说法不仅呈现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此后几十年里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评价的基调。虽然，即使是在1876年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由格拉德斯通主持的《国富论》出版100周年纪念宴会上，知识世界的祝辞的大部分也是由关于《国富论》的方法和意义的对立观点和对立解释构成的。
    在出版后的头一个世纪里，对《国富论》的评价发生了由高到低的重大变化。其原因如果仅从学术活动本身寻找，则主要是李嘉图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维度，即通过严格的假设及变量控制，把理论分析界定在相对较为专门和具体的经济活动领域，再通过构建经济模型来对经济活动的趋势做出解释。这种尝试显著提高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能力，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正是李嘉图时代那些经济学家的努力，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转向经济分析科学的发展道路。这个变化在某些人看来是经济科学的福音，而另一些人则将其看做是经济学发展走向歧途的开始。
    李嘉图的工作，改变了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态度。即使有一些学者仍然重视《国富论》这部作品，他们也多半已经不再关心《国富论》真正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上的根本特质。注意力集中在《国富论》的一些可被形式化和模型化的方面。《国富论》中那些难以被形式化的历史学特点和道德哲学性质都被轻率地忽视了。人们不再理解，甚至开始讨厌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可作多样性解读的综合性，将其视为理论不成熟的表现。而到了边际革命以后的时代，《国富论》与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体系之间如何衔接成为一个时代的基本学术问题，其结果是旨在追求经济活动功能合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法理解斯密著作中以阐明价值合理性为主题的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不能给予其正确的评价和认识。一直到莱昂纳尔·罗宾斯在193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旨在从本质上划清经济科学与道德科学的界线，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以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任务的实证科学。至此，在经济学里，斯密《国富论》所致力于保留的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被彻底剔除，李嘉图所开创的传统最终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的时间里，《国富论》在作者的祖国受到的多半是出于礼貌的尊敬，其实是忽视和冷淡，而在欧洲大陆，则遭到了粗暴的质疑。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克尼斯、翁肯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对《国富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并断言存在“斯密问题”。他们甚至怀疑斯密是盗用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才得以写成《国富论》的。虽然后来坎南等人的文献挖掘工作证明《国富论》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原创性，还亚当·斯密以学术上的清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密的名声还是受到这种捕风捉影做法的贬损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很有可能正是受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使得熊彼特不恰当地贬低了《国富论》的价值。他的《经济分析史》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以超人一等的气势对历史上的经济学进行了点评。或许是受到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这部三卷本的大型学术史书中，斯密被摆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与众多的无名之辈置于题为“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者”的一章中，相反，他对于杜尔阁则辟出专章讨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论述中，熊彼特对斯密的评论在语调上也颇为不屑。他认为，“《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③熊彼特还用他惯用的冷嘲热讽语调对斯密的贡献进行评论：“《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熊彼特认为斯密的成功一则由于他对别人观点的处理技巧，一则因为对读者需求的把握，当然还有机遇，并不是他的思想有什么创新或者斯密自身的智力水平的出类拔萃。甚至，熊彼特不无忌妒地说，《国富论》一书的巨大成功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论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作是奇观。”④他认为，在斯密的著作中，“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⑤总之，在熊彼特看来，斯密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折中主义者，是一个出色的转述者和综合者。《国富论》不包含丝毫的真正的新观念，斯密甚至只是一名二流的经济学家，遑论在总体思想史上的贡献。熊彼特的这个评价大概可以看作是欧美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斯密最为冷酷的评价了。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加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激烈批判，斯密几乎成为过时的人物。借用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斯密的思想“进入了长达30年的意识形态放逐状态”。
    在《国富论》发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20世纪30年代，一方面是经济科学迅猛的实证趋势，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崭露头角，这部作品在经济学中已经不再有什么生存空间了。事实上，除了经济思想史家，在知识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认真对待《国富论》这本书。
    但是，世事难料，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了滞涨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其在政府和知识界的影响力开始走向衰落，经济自由主义开始抬头。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国富论》的兴趣逐渐恢复。
    1976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等地举行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纪念活动所具有的人气是空前的，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斯密研究界，而波及到西方的学术思想界。萨缪尔逊、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异口同声地给予亚当·斯密以最大程度的颂扬。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西方思想界和政治领域，自由主义抬头并一度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撒切尔、里根、中曾根康弘等具有显著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在竞选中取得成功，登上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舞台。随后发生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又为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提供了重大的刺激。自由主义一时间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自然引起了新一轮的称赞、评论和研究。哈耶克、弗里德曼、本杰明·罗格等对斯密在《国富论》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大肆渲染，认为斯密毕生的基本贡献体现在阐述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斯密就是自由放任主义之父。哈耶克正是从斯密的思想中引发他的资本主义自发扩张秩序理论；弗里德曼在他与其妻子合写的畅销书——《自由选择》一书中，饱含激情地对斯密进行了颂扬，他写道：“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与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够达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⑥至于名气稍逊于前两位的本杰明·罗格对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更是推崇备至。他写道：“亚当·斯密的思想对以往的200年间的事态发展起过影响，不管这些思想正确与否，任何一个自命对这200年间的事态发展有着哪怕是最起码的了解的人，如果对斯密的影响一无所知，那将是不可思议的。”⑦在这些斯密的当代崇拜者看来，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再次验证了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社会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应该对斯密的思想引起更加高度的重视。如果说1976年在纪念斯密《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人们对于斯密的讨论仍然具有较为学理化的色彩，那么到了1990年亚当·斯密逝世200周年纪念的大规模学术会议则几乎成为持自由放任主义的当代思想家的一个庆功会和表示对斯密学术忠心的致敬会。
    最近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国富论》的兴趣继续增长，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从政治、历史、社会、法律、伦理，甚至从神学等角度切入到文本之中，形成的研究结果不仅丰富而且多元。⑧
    三
    《国富论》在其问世后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人们不断加以解读和研究，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相，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是不多见的。简单地回归和粗略归纳，《国富论》在读者面前至少呈现出了以下若干种面相。
    1.作为自由放任主义“圣经”的《国富论》
    长期以来，斯密的理论贡献，长期以来也基本上被定位在自由放任和自动调节市场机制理论之父，以及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开创者瓦尔拉斯的先驱这样一个位置上。新古典学派也一直坚持认为，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的核心是静态经济均衡理论。正是在这个部分，斯密通过“自利人”概念以及“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以出色的论证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合法性辩护。也许这个辩护的基本思想此前在其他人的作品里已经出现过，但就其逻辑力量而言，没有一部可与《国富论》比肩。这个归纳和表达，是19世纪以来逐渐显著化的以新古典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功能合理主义对《国富论》解读的主流观点。通过马克库洛赫和曼彻斯特学派的努力，《国富论》被当做经济自由主义的“圣经”，而斯密也被建构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第一旗手这样一个角色。这个建构如此有效，以至于直到今天，一谈起亚当·斯密，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自由放任主义者”。19世纪末以来的历代经济自由主义者，无论是畅销书的作者还是学院派的学者，都自认是斯密的信徒。实际上一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哈耶克、罗格和弗里德曼等当代自由主义的重量级人物也一直是在这个意义上追捧斯密的。著名的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团“朝圣山学会”可以说是基于对斯密思想中自由放任主义部分的特别解读和共识而组建起来的。
    把斯密的思想等同于自由放任主义，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之父的形象，这种理解一方面由于它的简单易懂，另一方面由于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垒中自由主义一派的胜利而更加深入人心。
    2.作为制度主义经济学经典的《国富论》
    尽管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凡伯伦本人从未承认自己的理论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但现有的研究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凡伯伦从斯密那里借用了太多的东西。人们甚至断言，美国制度学派之父不是凡伯伦而是斯密。
    1926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国富论》发表150周年纪念仪式上，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雅各布·瓦伊纳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制度学派的斯密形象。瓦伊纳把斯密看作是一个制度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一般均衡论者。这相对于一直以来对斯密作新古典解释的主流学术界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因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金兹伯格的《在亚当·斯密的门墙下》和勒纳在《现代图书》中给予《国富论》所作的透彻介绍，都预示了对斯密看法的改变。后来，著名的经济思想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在他的《关心世事的哲学家》和著名的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约翰·加尔布雷斯的《不确定的时代》一书中也表现出对斯密思想中制度和法律元素的关心。这些著作都呼吁要达到对斯密的正确认识，就不仅要关心他的《国富论》前三篇，而且要通读整部书，不仅要研究他的《国富论》，而且还要读完他的全部著作。他们认为，只要把斯密和他所处的时代放在一起来理解，就会塑造出一个新的斯密，就会感受到斯密是多么深入地扎根于、依托于他的时代的制度结构。
    制度学派的学者尤其强调斯密和制度学派的亲近性。与早年的曼彻斯特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过于强调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篇的前三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和当代政治学家则更加强调斯密著作的最后三篇。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被新古典经济学边缘化的制度学派来说，深入挖掘、阐释斯密著作中的制度主义成分，无疑是实现学派复兴的关键工作。E.G.韦斯特这位斯密研究的权威之一指出：“新古典学派的出现导致了‘内容的损失’，回顾起来，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对于法律政治结构的经济学兴趣的淡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几乎是‘在制度方面不结果实的’。斯密学说研究复兴的一大好处便是恢复了对制度和法律的结构领域的巨大兴趣。在这个领域里，亚当·斯密是一位了不起的开拓者。”⑨而罗森伯格则指出，斯密是非常重视分析让市场有效发挥机能的合适制度这个问题的。⑩欧文·索贝尔197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演进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上发表题为“亚当·斯密是怎样的制度主义者？”的论文，也完全不同意斯蒂格勒将斯密思想的重点落脚在《国富论》第一篇的观点，他指出“只要我们改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富论》第一篇开始的一章、全部第二篇和另外三篇，就不仅能清楚看到斯密的进化论的、发展论的、目的论的、制度论的诸方面，而且可以把它们看作斯密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最关紧要的因素。”(11)他指出“斯密所关心的并不是具有严密理论性的首尾一贯的价值理论，而是探求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市场最优机能得以发挥的必要的天然条件。”(12)斯密认为市场的制度结构的研究乃是经济学本来的主题。索贝尔还对斯密著作中的制度主义要素进行了扼要梳理，并对制度学派和斯密思想加以对比。对斯密著作中制度理论的重视必然引导学者关注斯密的法律和政治观点，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斯密的国家理论。这个方面的一些重要成果都集中在《市场与国家》(13)一书中。人们认为，斯密在本原上是不反政府的，之所以对政府进行强烈谴责，只是因为他看到国家干预的失败和国家权力的滥用。一些学者试图重新建构基于斯密思想的国家理论。(14)
    3.作为伦理学经典的《国富论》
    美国哲学家莫罗于1923年出版的《The Ethical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Adam Smith》一书，是对斯密的经济和伦理思想加以整体研究的系统作品，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莫罗和斯科特等人试图证明，在斯密那里，经济思想和他的伦理思想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基于莫罗和麦克菲的早期成果，立足于《道德情操论》对《国富论》的研究，强调《国富论》的伦理性和福利论性质的文献日益增加。对《国富论》进行伦理解释，强调《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大量研究论著的主题。人们似乎突然发现，《国富论》其实是将《道德情操论》的原理作为其伦理学基础的。更有甚者，一些人甚至认为《国富论》本身就是一部伦理学著作。这些人坚信，斯密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本位论者而不是一个经济主义者。例如，著名的斯密研究权威麦克菲就认为，“《国富论》只是《道德情操论》中暗含的哲学的单纯而特殊案例而已，无非它是一个经济案例。经济人也还是处于社会性同情和通晓事物的旁观者的公平裁定之下的”。(15)
    将《国富论》解读为伦理学著作的尝试有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一是试图把《国富论》看做是一部为基于自利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行道德辩护的经典之作，如赫希曼等人所做的工作；(16)二是把《国富论》解释为是以正义论为依据阐述“交换正义的经济体系”的作品；三是把《国富论》解释为一部讨论自然自由基础上的“分配正义”的作品；四是把《国富论》解释为一部旨在阐明构建企业、市场、国家三者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原理的作品。
    4.作为神学作品的《国富论》
    还有一个有趣的尝试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解读《国富论》，集中在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研究。不少学者感到，《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包含着不能完全被还原为市场规律的内容。要认识这一点，仅仅依靠目前通行的实证主义方法是办不到的。莫里斯·布朗指出，在斯密的体系中，那些“神学的客套话”并不像有的人认定的那样是无实际意义的内容。(17)海尔布罗纳指出，“尚不能断定，离开神学意义上的斯密，能否使我们获得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本性和目的的清晰明白的认识”(18)，“经济学通过把看不见的手转化为完全竞争的自动均衡机制，得以上升至实证科学精英的崇高地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从斯密那里驱逐了宇宙智慧的创造者，其结果也就是放弃了斯密的必然论性质。”(19)“看不见的手”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妆饰。瓦伊纳作为经济思想史家早就指出过，如果无视他的目的论要素和“看不见的手”的妥当作用，那是不能理解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包括经济学的。(20)
    5.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思想来源的《国富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创立了劳动价值论而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赋税论》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最为重要的思想源泉。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其劳动价值论经由李嘉图的发展而最终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渊源。马克思本人解释和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地位所依据的标准，乃是一个学者在创造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这一分析工具，并由此来解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病理学和动态演化机理方面所做的贡献。虽然马克思对斯密在价值决定问题上的含糊其辞和游移不定表示失望，但他仍然对其作为劳动价值论重要创始人的贡献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其实基本上不去关心斯密《国富论》中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建设上的良苦用心。关于斯密的理论贡献及局限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等书中有大量的论述，这里不必重复。
    除了以上几种有较大影响力的解读以外，还有些学者把《国富论》看成是某种特殊历史观的一个运用，认为它其实是历史学的重要作品(21)；有些学者从中解读出斯密的政治学(22)，法理学。(23)弗农·史密斯等人则将其视为今天已经蔚为壮观的行为经济学的重要渊源。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四
    在我看来，《国富论》所具有的这种多重面相，一方面，表明了它作为一部经典所具有的内在思想和理论的张力，它的学术特质已经不限于经济学这个学科领域。对于这种总体性的特征，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国富论》是可以被后人不断发掘甚至“创造”的。
    另一个方面来看，其实也反映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经济学，已经无法全面认识和理解《国富论》这一前学术分工时代的经典之作。从李嘉图开始，经西尼尔开始通行了很多代，几乎长达两个世纪的集中化和专业化的经济学研究范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依存于对社会、政治环境设立强制性的分离式假定的。这种孤立化的研究虽然使得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发展得以形成完整的体系和学派，但问题在于这样的范型所需要的假定并不现实，它是完全服从于实证性社会科学自身的逻辑要求而演进的，与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运行的实际状态的关系并不密切。新古典学派的原子式的、理性主义的、非历史的、机械论的方法与斯密的历史的、经验的、道德的视角之间的差异决定今天的经济学学生和从业人员已经难以准确理解斯密《国富论》这样一部总体性作品的真实含义了。“木匠眼里的月亮是木头做的”这句谚语生动地刻画了受制于学术分工的专家在认知上的特点。
    问题在于，时代的演化和社会运行并不是按照专业的逻辑进行的，没有一个学科有能力理解和把握社会的重大和根本性的问题。分析性的学科只能研究某些确定条件下的具体因果关系，而无法面对全面的、综合性的动态历史问题。两个世纪以来，人类智识上的进步毋庸置疑是非常之大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洞察并准确把握时代大问题的能力方面，我们仍然难以超越19世纪学科高度分化以前的那些经典作家们。就经济学领域而言，斯密以重大社会问题为导向的超学科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对现代社会经济来说，反而要比学科化了的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更加显著的针对性和更积极的思想张力。
    今天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社会科学分化为各个专门学科以后，阅读和进入经典所遭遇的根本性困境，即，被各个学科建构出来的知识心灵似乎已经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和深入理解前学术分工时代的知识成果。《国富论》的命运，不仅迫使我们思考当代经济学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可行性，也让我们思考其他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进路的某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学科分化造成的认知困境意味着人们已经陷入了另外一种知识上的蒙昧状态，它使得我们在面对《国富论》这样的经典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时，产生了深深的惶恐和无力感。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启蒙来帮助摆脱这一状态。我个人认为，只有让今天的读者拥有感受历史情境的能力以及获得了超越学科知识限制的可能性，才能够使其摆脱新的蒙昧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培养读者融入真实世界的意向和能力，重新建立其在社会认知上的“常识感”，二是要认真地向那些身处大时代，具有大智慧的经典作家学习。这意味着阅读经典和通过经典而进行的教育已经成为新一代启蒙的基本途径，是摆脱当下存在的“有知识的蒙昧状态”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Rosenberg，N., "Adam Smith and Laissez-faire Revisited", Adam Smith and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Bicentennial Essays 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G.P. O'Driscoll, JR., Lowa 1979, p. 19.
    ②Mill, J.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by W. J. Ashley, New Impression, London 1929,p.ⅩⅩⅧ。中译本《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8页。
    ③④⑤[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6～280、294、194页。
    ⑥[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8页。
    ⑦[美]本杰明·罗格：《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⑧更加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见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⑨[美]E.G.韦斯特：《复活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关于亚当·斯密的新文献概观》，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
    ⑩Rosenberg, N., "Some Institution Aspect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Economy, 18—6,pp. 557—570. ASCA, Ⅱ, pp. 105—120.
    (11)欧文·索贝尔：《斯密是怎样的一个制度主义者？》，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6页。
    (12)Sobel, I., Adam Smith: What Kind of an Institutionalist Was He?: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ASCA, Ⅵ. p.114.
    (13)T. Wilson and A. S. Skinner Eds.,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Oxford 1976.
    (14)这个视角并不是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瓦伊纳在1926年《国富论》发表150年纪念演讲中，早就指出，斯密之所以采取消极的国家观，乃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在70年代以后的许多研究中，不少人沿袭了瓦伊纳的这个观点。
    (15)Macfie, A. L.,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Papers on Adam Smith, London 1967, p. 75.
    (16)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7)Brown, M., Adam Smith's Economics, Its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 N. Y. 1988, p. 105, 136.
    (18)Heibroner, R. A.,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Adam Smith, Hand Invisible", ASCA, Ⅴ, p.129.
    (19)Martin, D. A., "Economics as Ideology: On Making 'The Invisible Hand' Invisible", ASCA, Ⅶ, p.132.
    (20)Viner, J.,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An Essa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1972，p.82.
    (21)洪特和伊格拉提夫：《财富与德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22)克罗普西：《国体与经体：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温奇：《亚当·斯密的政治学》，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23)哈孔森：《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K. Haakonssen, ed. Adam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