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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诸多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中，阎锡山可谓一个异类
设立山西省银行，正是阎锡山统一币值、统御全省金融的重要步骤。“划一币制”，取消私营商号的“钱帖子”，使省银行垄断了钞票的发行权，也为“晋钞”成为山西省流通的主要货币扫除了制度性障碍。然而阎锡山的实践终于没能抵挡得住现实资金需求的诱惑。他的几次发钞失控，都与补充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相关，过后他也都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他的政策也给山西带来过短暂的繁荣
1911年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这天，是28岁少年阎锡山的生日。不过，他的生日礼物有些大，他被他的同盟会同仁们拿着手枪推举为山西省都督。在当天山西省咨议局的代表会议上，他慷慨陈词：“清政黑暗，专制已久，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我们早有个革命思想，因为时机未到，所以没有行动。现在武汉、西安已经起义，全国震动，良机难得，不可失去，因有这次的山西起义”。
这是他在前几天发动太原起义换来的，他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被杀死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成为山西地方长官。这可能是他最革命的一段时期，也是这位革命少年治理山西的最初渊源。此后他在这个位置上也就一口气干了38年。他在山西实践着他的治国理想，树理论治军队兴银行办实业。他和山西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他当年印制的钞票，颁布的文件，撰写的书籍，至今仍被收藏界宠爱。本文想先从他在山西的金融实践讲起。
设山西省银行统御金融
阎锡山在山西成功摘桃子后，他在东京留学时的小伙伴们都大吃一惊。他的同学，曾官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1949年宣布起义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潜事后回忆说，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不过，程潜的这位同学，对“钱”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家原本是开钱铺子的，他的父亲阎书堂清末时就在五台县城开设了一家叫“吉庆长”的钱铺，自行发行“钱帖子”，一种原始的纸币。阎锡山出生后，他的父亲曾带他在钱铺里做学徒。这里还有一个典故。阎锡山刚出生时没有大名，只有一个小名叫万喜，一天父子二人行于街上，看到山西武备学堂招生。阎父想让儿子报名，此时始觉名字不雅，需要一个像样的官名。于是他请了一位算命先生，先生根据生辰八字掐指一算，小万喜五行缺金。那就补点金吧，不过他没选金山，起了个名字叫“锡山”。
这一改名和报考，还真改变了阎锡山的人生轨迹。1904年，少年阎锡山留学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第二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毕业回国，信奉“事到危难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的他很快就任山西新军标统。再之后就是革命，他审时度势，聪明地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开始了他长达38年治理山西的过程。
山西省银行的成立，就发生在他就任山西省都督之后，确切说是在1917年兼任山西省省长之后。据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山西省银行监理王尊光回忆，1916年阎锡山已开始办银行的尝试，他在陆军修械所内设了一个铜元局，收受民间制钱改铸铜元，他通过废制钱改铜元，前后获利360万元。不过，这点钱对主政全省的阎锡山而言，仍远远不够，他开始了组建山西省银行的动议。
山西省银行的筹备，一开始就带着公私合办的基因。在阎锡山的安排下，发起人包括山西省议会议长崔庭献、副议长刘懋林和严慎修、太原市商会正副会长、陆军旅长、粮服局局长、政务厅厅长、统计处处长等（见山西省银行成立《禀请书》），挖来祁县大德恒总经理阎维藩负责筹办，取消山西官钱局的名称，成立山西省银行筹备处，阎锡山亲任处长。最初决定，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为银元300万元。官股部分，除接收官钱局财产外，再由财政厅拨付一部分；私股一部分由公债入股，一部分来自临时招募。
说起公债这部分，据曾任阎锡山特派代表的南桂馨口述记载，这笔公债系革命军向各地方劝募的款项以及所过地方的地方供应，阎承诺均以无息公债发交地方或原主，准备分年抽签偿还。后因金永任巡按使而搁置。成立省银行时，阎又想起这笔公债，为昭示他在山西的信用，便借机收回改为省行资本，并由公债变为股票。后在民国十一、十二年，阎又以省行不应有私人股本为名赎回，给予票面十足现金，持股者由地方对军队的供应，变为公债，从无利公债又变为有息股票，后又获十足现金，甚是满意。阎既借机清理了私人股本，又落得“阎锡山不骗人”的好名声。
这是闲话。经官私募资，共筹得资金120万元，已符合股本收足40%即可开业的标准。1919年1月1日，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正式成立。该银行成立即规定了“以调剂金融、扶助生产事业的发展”的宗旨，并规定了手段灵活的经营范围：代理省金库，发行金库券；办理存放和汇兑；储蓄业务；兼办买卖生金银、折收未满期限的期票及汇票，代人保管贵重物品，经营土地庄园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发钞。
山西省银行成立伊始即发展迅猛，先是设立太原总管理处和太原分行，很快在各主要县城和地区设立分行、办事处和寄庄，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的分支机构也相继设立。至1929年，山西省内外的分支机构已达40余处。一个数据可说明该行的强大：全山西省当时银行业总资本额才300余万元，仅山西省银行就达240万元，首屈一指。
当然，还有一个阎锡山创办的银行不能不提——中华国家银行，一个存续仅121天，实际运行不足两个月的银行。这家银行创办于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通电倒蒋并发动中原大战之时。作为军事和政治的配套动作，阎锡山对该银行设立倾注了大量心血，当年8月1日正式在北平挂牌。该银行设立既有为筹措战争经费之考量，也折射出阎锡山欲“问鼎天下”的野心。战败后，据说阎锡山曾向蒋介石上了一份悔过书，称“锡山治全国不足，治两省而有余”，要专心做一个“模范省长”。
“划一币制”扫除发钞障碍
穿越到1919年的山西，您会惊讶地发现，那里货币使用混乱。除了之后发行的人民币没有流通外，山西地界流通着孙中山纪念币、大清银币、袁大头银币等，还有角洋、铜元等辅币。尽管阎锡山设立的铜元局收纳重铸了一部分，但币值仍未统一。设立山西省银行，正是阎锡山统一币值、统御全省金融的重要步骤。“划一币制”，取消私营商号的“钱帖子”，使省银行垄断了钞票的发行权，也为“晋钞”成为山西省流通的主要货币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凡山西境内商民交易，一律周行银元、铜元。”1919年2月公布的《划一币制暂行规则》第一条即如此规定。据蒋学楷1936年发表在《银行周报》的《山西省之金融业》描述，在统一币制之前的山西，私钞发行极其紊乱，“唯一正式发行机关为中国银行，但各县之银号、钱庄，发行亦颇可观，不但如此，即当铺质店，以至银行布庄，商会机关，亦莫不有纸币之发行，其流通范围，虽或仅一县数县，而发行总额，达数百万元。省府虽屡次整顿，无如终鲜成效”。
“借发行纸币以取得资金，为内地金融界之一特色。”蒋学楷的这一分析，亦为阎锡山统御山西金融所实践。他认为“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掌握了金融，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这也是他致力于组建银行的根本动因。据统计，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山西省银行共经历过三个阶段的“晋钞”发行过程，且每次发钞都最终以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告结束。更重要的是，“晋钞”的发行，虽然部分促进了山西工商业的发展，但却对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和全国统一币制带来极大干扰，从事实上消减了法币在全国的权威和影响力。
接下来笔者想粗线条地描述一下三次发钞过程。从1919年到1930年中原大战，为发钞的第一阶段。据学者杨二霞的研究，当时中央银行对山西省银行1919年-1930年纸币订印发行的调查，银元票发行八种，原印数为9062.45万元，实发数为3159235吊一百文，按市价四吊和银洋一元，共折合银元78.98万元，铜元券和银元券合计发行4780万元。发行之初，省银行极为节制，一元晋钞一度可兑换一元白洋，1928年前十年间，总计发行1300万元；及至1930年发行量大增，发行额达7500多万元，不到一年发行量增加约8倍。及至倒蒋失败晋钱随败军涌回山西时，晋钞与银元的比值已由1∶1降至30∶1。阎被通缉，晋钞已被蒋介石下令全国商民拒收。
及至1932年阎锡山摆平政治危机回到山西后，他制定了“山西省十年建设计划案”，包括开始实践他的“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改组山西省银行并设立三银号。改组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信用危机，重新树立省银行的信用。他的主要做法是修正章程，委任王骧为总经理傅瑶为协理，并遵照章程改组省行为官营民监，以“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为宗旨，资本定为国币6600万元，由省政府分十年按月拨足，第一年每月10万元，以后每月递增10万元。省政府还授予银行发行兑换券、经营省金库及省建设金库、募集和经理公债事务的特权。并设立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行和晋北盐业银号。同时，决定新钞换旧钞，以20元旧钞换1元的方式回收，尽管持币者损失数千万之巨，此举让混乱的金融秩序渐渐平稳。
若说前两次发钞主观意图更为明显的话，第三次发钞则有些迫不得已。抗战全面爆发后，山西全境被编为第二战区，由于忻口战役紧张，阎锡山被迫撤出太原迁往晋西，印刷机器和票版落入日军之手。日伪印刷假钞无从统计，金融异常混乱，阎申请“整顿晋钞”，拟新发省钞投入流通。与中央几经磋商而无结果，阎于是自行购置机器印发新晋钞，1939年1月发行。这些钞票包括10元的省银行票、5元的铁路银号票和面额1元的钞票，由于印刷粗糙被戏称为“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或“二刁子”。这一发钞行为最终遭到社会抵制，直到1940年底，阎锡山才下令停止印刷。
“晋钞”狂跌锡山自责
过度发钞，必然导致通胀。这浅显的金融学道理，阎锡山有着真切的认识。
他肯定清楚地记得他父亲的钱铺是如何因“打虎”（金融投机）失败而倒闭的，当时也牵连了很多持有“吉庆长”的“钱帖子”的人。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一旦遇到风险，就无法抵挡。他深知滥发纸币之弊病，也曾在1922年对全省商界联合会讲话时直言，“商家滥发票子，弊病很多，一来信用不好，时常骗人；二来无限制的出票子，就是老百姓的大害”。为此，他“严责出纸币的商人，准备一定的基金”。至少在1924年之前，阎锡山是严格按照不滥发纸币的原则干的。
不过，据史料记载，一开始他并不太认同发钞需要十足的准备金。1919年初创山西省银行时，他曾经开过一个财政会议。会上，他的态度是认为现金流通才能挣钱，不能“冷放”在银行的金库里，准备金越少越好；而财政厅长杨兆泰和科长仇曾诒则坚持必须有十足的准备金，有多少准备金发行多少钞票，以备随时兑现。争论的结果是确定准备金至少须达到纸币发行额的70%。根据这一决定，省银行原定资本300万元，到1924年纸币发行额并没有超过500万元。
1924年之后，这一比例守不住了。很难说阎锡山改变了初衷，更像是情势使然。扩军备战需要更多钱，而最便捷的来钱渠道就是印钱，这对任何一个拥有印钞权的政府都是难以抗拒的。于是，如前所述，这一数字很快变成1929年的1300万元，1930年的7500万元。为应对严重的通胀，新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采取了后升任财政厅长的仇曾诒的建议，制定了抽签兑现办法，幸运的可1元兑1元，不幸的则只能按“二五兑现”，1元兑付4角。商震离晋时，省钞已贬值至1元银币可兑换二三十元省钞。
贬值，让很多人手上的省钞变成了一堆废纸。据曾任霍县与五台县县长的陶伯行回忆，当时的“人们无法生存，逃亡、自杀者时有所闻”，比如“退职家居”的阎的机要处长高相傒将积攒的1万多元省币全部焚烧并一病不起，“晋北有个老人携带省钞来太原，在省银行门口自动焚化，大哭而去，不知所终”。
1937年7月2日，阎锡山在日记中写到，“此次出来进言者之中，使人最动心之言有二，一为：公末次战争失利，客军、晋钞，人民损失不少，此后注意勿做得罪人民事。……真是一语千钧，每一忆及，情感无量。”
情感代替不了现实。他因军费开支等原因印制的“大花脸”等钞票，就在这篇日记之后。他用之补充军政费用并套购小麦，最初15元可买1石，后来300元才可买1石。短短时间就发行了6000余万元。之后他下令回收，办法一是折收粮银，可用省钞70元或战时新钞200元缴一两粮银的田赋，一是买得甘肃大烟土15万两，以每两300元撤收省币，180万元买的大烟土收回省钞4500万元。尽管如此，仍有1000余万元流落民间，成了废纸。
实物库实践“物产证券说”
“金钱金钱，您是罪恶之源泉，因了您的骄宠，痛苦了劳动万千。有力无处卖，生产无本难。您助长了经济侵略，促进了世界的战争。钱币革命早实施，取消您交易的权威，贬您为普通物产。实物作货币，劳力能变钱，人生不会再为您痛苦，物产再不受您的比限。同志们，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向前干，废除金银代值，实行物产证券，这才是钱币革命的具体实现。”
这首歌曲，刊印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一日阵中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钱币革命的具体实施》一书。这首歌曲唱的正是阎锡山的货币理论“物产证券说”。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蛰居大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反思的成果就是提出了“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理论。
他认为，“金代值”、“资私有”是资本主义的两个病根，“金代值”是交易病，“资私有”是分配病。“金代值”是货币问题，其交易病产生了货币贬值、生产过剩、工人失业、经济恐慌、世界大战等弊害，“资私有”则产生了贫富悬殊，违反劳动人情，分配不合理、不利生产发展等四大罪案。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又“不合乎公道”、“不合乎人情”、“不合乎生产”。只有实行物产证券，有多少物产发多少证券，做到券物相符，可彻底消除弊害；实行按劳分配，又可彻底消除四大罪案。物产证券是他的经济革命论，按劳分配则是他的社会革命论，而按劳分配又需要通过“物产证券”来实现。
在阎锡山潜心研究理论的时候，正是世界性的经济紊乱发生后不久。与阎锡山的“物产证券”理论同时的，还有刘冕之的能力本位理论和徐青甫的虚粮本位，能力本位即依据人民的劳动能力发行纸币，虚粮本位则依据平年产地中等糙米若干为标准。“物产证券”与之相比，阎认为应以政府规定一定价值之法货“用以接受人民工作产物，并作人民兑换所需物产及公私支付一切需用者也”。这里的物产即人民产出的物品，证即证明，券指票券，简言之即“收物发券”，可“以券兑物”，进而“物券统一”。
与其他理论家不同的是，阎一旦形成理论，就积极寻找时机实践。最初的实践是1934年他在太原设立的土货商行（土货产销合作商行），并在各县市设代办所，“专事推销西北实业公司各厂产品及各种土货”。阎以政治力量介入，并责成土货商行发行土货券，据说“盈利甚厚”。
最能代表阎锡山金融思想的实践是十足实物准备库的设立。1935年国民政府宣布“币制改革”后，阎锡山宣布根据“法币不兑现”政策宣布四银行号发行的纸币也停止兑现，并宣布启动“十足实物准备库”。据当年的《山西日报》报道，该实物库的设立旨在“开辟造产途径，救济农工困难，并维持货币信用，保障人民生活基础”。他以太原经济委员会之名命令，“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盐业银号，共同设置十足实物准备库”。
十足实物准备库从1935年12月成立，一直存在到1949年。据实物库暂行章程规定，这些实物包括金银货币、生金银和市场上交易之货物。实物库的设立，直接的目的是向公众宣示四银行号发行的纸币是有十足保证的。事实上，实物库也给阎锡山发行纸币壮了胆，1935年底山西省银行、垦业银号、铁路银号和盐业银号等四银行（号）发行纸币量分别为283万元、47万元、110万元和32万元，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时，这四大银行（号）发行纸币已分别达到250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和1000万元，合计高达4500万元。
阎锡山的实践终于没能抵挡得住现实资金需求的诱惑。他的几次发钞失控，都与补充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相关，过后他也都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他的政策也给山西带来过短暂的繁荣。在民国诸多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中，阎锡山可谓是一个异类，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时代》1930年报道），是山西省的建设和发展。遗憾的是，1949年离晋赴台后，他留下的仍是一个通货膨胀、生产停滞的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