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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四，紫禁城内，春寒料峭。慈禧与慈安两位太后早早地便已端坐在东暖阁，殿中书案上，放着一份新呈的奏折。按照常例，恭亲王奕 又来入值觐见两宫。恭王刚迈进殿门，不等其开口，慈禧便指着案上折子厉声道：“有人劾汝!”恭王急忙拿起，粗粗一看，瞬间气涌心头，怒目圆睁，追问：“谁人所为?”慈禧极不情愿答曰：“蔡寿祺!”恭王失声道：“蔡寿祺非好人!”话音未落，他便拂袖而去，忿忿离宫。
三日后，朝廷颁布一道上谕：“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此令一出，朝野顿时哗然：中央二把手突然落马，莫非这预示着新一波“打虎运动”山雨欲来?
模糊的权限
高层大地震，自然成为坊间巷尾之饭后谈资。众人猜度：慈禧此番痛下杀手，想必此前早已盛传的叔嫂失和之秘闻并非空穴来风。这道上谕表明叔嫂已彻底摊牌，撕破脸面。
应当说，民间集体智慧之结晶，倒也触及事实真相之一二。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恭王之个性，确有可议之处。晚近学者吴相湘先生曾言“恭王性质开明，临事敏决，能力之富强，当时枢臣中，实罕其比”，可见其堪称推动洋务改革、缔造中兴局面之不二人选。然恭王的短板亦非常扎眼，他“自幼学养不固，举趾高徒，是为美中不足”。所以当时道光帝给众王子封爵，“命之曰恭，一字钦承，涵义实极深远”。倘若他“能懔功高震主之古训,以多尔衮为前车之鉴,稍自敛抑,固可以持盈保泰,享荣华于久远”。只可惜“恭王竟未注意及此，言语行动诸多不检，甚或持功自矜，遇事流于专擅”。比如每次上朝，恭王“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客气一下，道：“给六爷茶。”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当日两宫忘记赐茶，恭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由此知其潜意识中对君臣之礼并不十分在意。更让两宫不能忍的是，按照祖制，太后召见之地，“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王却往往不吃这一套，未等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恭王身兼内务府大臣，对宫内日常一切开销，握有审批大权。当时慈禧身边的红人太监安德海恃太后之宠，四处吃卡拿要，亏空府库。恭王实在看不下去，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之由，警告安德海莫要太贪。安自然不服，问道：“所取为何?”恭王一时不能答，随口说：“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安答曰：“往后不取矣。”孰料明日用膳，安命人“悉屏御瓷”，尽用民间地摊卖的粗劣餐具。这让慈禧大为惊讶，安伺机构陷，把昨天恭王的训斥添油加醋讲了一遍。慈禧不禁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据说次日恭王面圣，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决不能忘而恕之也。
不过，对于两位处在权力最巅峰的统治者而言，私人嫌隙仅是表象，决定彼此恩怨离合的主因，终究还是权力。早在刚打掉肃顺时，慈禧便急匆匆借同治名义，郑重向世人宣告：
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尊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著仍书朕字。
这道谕旨，清晰地明确了中央政治决策的程序：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队奏折均先呈交两宫披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处等重臣详议;第三步，两宫根据群臣意见做出裁断;第四步，议政王等大臣按照两宫太后意旨交由军机处拟旨;第五步，最终定稿呈请太后审定并正式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