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与“收权” 弹劾恭亲王

    倭仁的奏覆果然符合慈禧心意，只是太后仍觉口味尚不够重。就在倭仁拟写奏折同时，慈禧自己也起草了一道诏谕。由于文化水平有限，这谕旨错字连篇，慈禧遂曰：“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辞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并且命令倭、周等人改毕后，“此诏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打破常规程序跳过军机处，让恭王嫡系失去了转圜余地。
    三月初七，有关恭亲王问题的谕令正式公布，动手之快堪称神速!而所谓罪状，无非“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于实证，谕令始终讳莫如深，只得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来搪塞。
    明眼人一望便知，这上谕就好似浸湿的海绵，一捏全是水，经不起推敲。隔日，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首先发难，认为恭王“未闻有昭著劣迹”，“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惇亲王德高望重，自然很快引来一片附议之声。迫于压力，慈禧不得不“请饬廷臣集议”。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慈禧居然尚有心情玩两面之术。初九日，在王公大臣会议之前，她先私下召见倭、周等人，表明其罢黜恭王之决心，声称：“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于惇亲王的上书，慈禧之表现堪称雷霆震怒：“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决之。”紧接着，慈禧又召见军机处文祥等人，施以安抚，并流露出愿意让步的讯号：“若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慈禧这两面授意，致使后党成员以为须致恭王于绝境，恭王嫡系及王公则认定奕訢起复指日可待。双方于内阁集议时，各持己见，大相径庭。尤其倭仁、吴廷栋与文祥，争得可谓面红耳赤，剑拔弩张。最终众人迫于无奈，请当天押班大臣钟郡王作证。王曰：“固皆闻之!”诸公顿时“相顾色然，不成议而退”。
    慈禧此番罢黜恭王，仅是出于敲山震虎、收拢大权之目的，并非要置其于死地。况且一来证据不足，二来王公力保，三来列强不满，慈禧若执意为之，不免陷于骑虎难下之窘地。是故她暗示倭仁于会上力争，借势将罢斥恭王责任推给他人，自己便可以体面地找台阶避开风口，退居幕后。此外，慈禧尚有一层用意，李氏并未参透。即通过内阁集会争辩，可以迅速促使朝中阵营分化，慈禧通过不断探底，从而了解群臣政治立场，侦知王公权贵之态度究系如何。呜呼!到头来，举国诸臣皆入西太后之彀中矣!
    恭亲王归来
    就在恭王命运悬而未决之际，年轻的“洋大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拜访文祥，只见文氏常常大声叫嚷：“不要问我三、四月间发生的事!”可见对于身陷囹圄之铁哥们恭王，文氏既焦躁，又无奈。
    好在不久形势陡转，文祥的不安情绪也很快随之消散。十三日，在东陵监工的醇郡王奕譞赶回京城，急忙上书替六哥说情：“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又一个重量级皇族表态，局面开始反转。第二天，王公大臣再度于内阁集会。深悉太后真意的倭仁抢得先机，出示自己所写疏稿，力持醇王等折可置勿议。此招果然奏效，众人皆知倭仁驰驱于前，后台实乃慈禧，故大多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如有人认为此为皇族家事，不便插嘴;有人云恭王屡招物议，岂是子虚乌有，所以难当大任;有人还建议既然上谕已颁，不宜朝令夕改，应将错就错。就在众说纷纭、六神无主时，肃亲王按捺不住，拿出己之疏稿，要求重新起用恭王。顿时形势逆转，众人都深表认同。肃王之所以临危发威，并非仅替奕訢解围。要知道，若任凭慈禧随意处置恭王，众皇族熟视无睹，那么西太后之后便可以如法炮制，将各位王公一一翦除。唇亡齿寒，保住恭王，就等于保住了皇族亲贵集团的利益，故他们必须有所作为。眼瞅着众皇族抱成一团，倭仁也唯有服软，按照肃王的意思，四易其稿，指出经这一番惩戒，“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军机大臣及王公宗室七十余人均于该折署名。公论汹汹，慈禧遂见好就收，十六日谕旨命“恭亲王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至此，恭王算是熬过最艰难阶段，不过已无议政王与军机大臣头衔。看来慈禧并不希望其染指朝政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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