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与“收权” 弹劾恭亲王

    曙光已现，皇族集团并不欲就此收手，只有给恭王争取更多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才会稳固。十八日，醇王再上一折，这次剑指倭仁。他自陈回京后遍访内廷诸臣，竟无一人参与三月初七罢黜恭王上谕的草拟事宜，这令其“深骇异之至”。醇王指出，按照常例，谕旨应“命王大臣同看”，作为大学士，倭仁“自应恪遵圣谕，传集诸臣或于内阁于乾清门共读朱谕，明白宣示，然后颁行天下”，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道上谕竟跳过军机处，“何以仅交内阁发抄，显系固违谕旨”。倘若这是倭仁的一时疏忽，“岂有宰辅卿贰，皆不谙国体之理?即使实系疏忽，亦非寻常疏忽可比。”如果大臣们都像倭仁这般任性妄为，只怕将来同治帝“亲政之时，难于整理”。显然，醇王此举乃主人面前打狗，逼着慈禧表态。而且曾经官员眼中刚正不阿之道德楷模倭仁，“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更可怪也”，引来一片质疑之声。
    醇王可谓将了慈禧一军。追究倭仁之过失，说不定就会暴露自己私拟谕旨、指示群臣破例颁旨的阴谋，故丢车亦不能保帅。最好的办法，便是做出妥协，让恭亲王重归军机处。终于，慈禧将醇王的疏稿留中不发，在四月十四再下谕令：“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据说当日恭王进宫谢恩，“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慈禧更是当面加以训诫，恭王“深自引疚，颇知愧悔”。虽说天潢贵胄之颜面尽失，毕竟恭王还是归来!
    “占坑”与“卡位”
    统观这一个多月“罢黜恭亲王”事件，自始至终，恭王给人一种弱爆了的印象，他好像一块猪肉，摆在木墩上，任慈禧宰割。其实，恭王确有难言之隐。他着实心虚。据吴相湘爆料，恭王“自入枢廷，以交接亲王，犒赏太监，费用繁重，收入颇不足用，王忧之。后从福晋父桂良言，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贿赂公行，财货猥积……又因管理各处衙门，于各处缺分黜陟，不能不主持其间，鉴别举错，或戚旧之贤，偶加拔擢，则循资而不得与选之庸才，反谓王操选政有所徇私矣”。可知无论是个人经济问题，还是人才任命方面，恭王都有说不清道不明之处，谓之贪污腐败、任人唯亲似皆不为过。如果他在慈禧罢黜之际，上折抗辩，朝廷果真派人彻查，十有八九会将罪状坐实。到那时，可真就无力回天了。
    理顺了两宫同恭王的君臣关系与权力分配，为了巩固成果，预防对手反击，慈禧必须于人事布局上展开手脚，预作谋划。当年十一月，老臣李棠阶病故，军机处空出一缺。由于此时恭王表面呈谨慎谦恭之态，故慈禧可堂而皇之地任命人选。多方考量，慈禧出人意料地擢拔中年干部李鸿藻进入枢桓。西太后此举，堪称长远。综合来看，首先，李鸿藻之仕宦过程非常完整，其曾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后荣膺帝师，接连担任内阁侍讲、户部左侍郎，此等履历入值军机，他人无话可说。其次，李氏乃直隶高阳人，将其安插于军机处，便可同喜用南人的恭王形成对峙，防其坐大。再次，李氏时年46岁，若按常情计算，只要不遭大病或出现重大过失，他起码可在军机处待十年以上。且李与倭仁、吴廷栋、徐桐、翁同龢等人皆属理论家阵营，同气相求，这势必会形成钳制改革派之力量。因此，慈禧擢李鸿藻入围，使其“占坑”，显然是欲图长期扶植、备今后政争之用。与此同时，慈禧又任命徐桐、翁同龢分别出任上书房行走、弘德殿行走，令二人“卡位”。即将二人卡在官员提拔的优先序列上，除非恭王嫡系破格越级提拔，否则按常规一旦中央出现空位，徐、翁必为补缺首选。可见，无论“占坑”还是“卡位”，慈禧皆力图通过紧攥人事大权，从而掌控政局，其心计不可谓不深远。
    于京城宫斗正酣之际，远在江苏的局外人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致信一封，写道：“恭邸似可渐复，唯与艮相(倭仁)嫌衅日深，仍恐波澜未已。”诚然，慈禧虽收回了大权，却打醒了恭王这头猛虎，叔嫂间的权斗才刚刚揭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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