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与“收权” 弹劾恭亲王

    这一纸上谕，既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制度设计的共识，亦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两宫拥有至高无上的最终决策权，而所谓的“议政王”仅仅是埋头干事的行政首脑。说白了，两宫是大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恭王是总经理。至此，两宫将自己同奕訢的权限划分得泾渭分明。
    然而，于日后的实际政治操作中，恭王却逐渐有意无意地侵夺太后之权，让原来厘清的权限变得模糊，“今膺议政王之重寄，集宫廷大小诸务于一身，虽不若顺治摄政王之位尊权重，然每日商白公事者环伺于军机处门前，耳目声势，亦煊赫于一时。而王于各省事件多委权督抚，其能特达者不加遥制”。这让慈禧心中甚为忧虑：首先，奕訢领衔军机处，枢桓之内除了李棠阶，一水的恭王嫡系，中央大政方针的制定，大半出自奕訢、文祥、桂良诸人之手，两宫裁断权渐成摆设。其次，为了贯彻改革大计，防止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恭王就必须保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步调一致，于是他通过私人关系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督抚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从而使得洋务改革得以全面铺开。手握中央大权的恭王又跟督抚打成一片，这怎能不让慈禧焦心?再次，虽说彼时的中央权力格局是两宫与恭王对峙，但其中还有一个X因子——慈安太后。虽两宫皆贵为皇太后，但慈安在咸丰时已是皇后，慈禧仅是贵妃，地位上毕竟稍逊一筹。况且慈安性情宽厚，加之是恭王嫡嫂，二人合作起来可谓甚是愉快。倘若两宫发生争执或权斗，恭王袒护哪一边，其实不言而喻。是故为了让慈安变成稳定因素，慈禧则须敲打恭王。一旦将奕訢定为“问题人物”，凡事一贯退让的慈安也不便公开表态支持这位六叔。
    有道是，忧叠忧，愁上愁，今朝未出手，明日位难留，不治恭亲王，慈禧不罢休。
    理论家出场
    叔嫂不欢而散后次日，慈禧立即召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重臣商议对策。据周祖培的心腹幕僚李慈铭记载，慈禧先是出示蔡寿祺之折，指出恭王有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罪，其应“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接着两宫垂泪谕诸臣曰：“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位大臣深知此事太过诡异重大，皆不敢表态，噤言沉默。于是慈禧反复提醒诸臣“当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周祖培揣摩慈禧之意，当是动真格要整恭王。而自己既不是后党，亦非恭王一派，故在朝中趋于边缘，明哲保身当是首选，便顿首言：“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曰：“若然!合用汝曹为?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面对太后咄咄之势，深谙宦海之道的周明白此刻不能硬着头皮接招，而是抬出后党成员替自己解围，于是答曰：“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得到满意的答复，慈禧方才命众人退下，虽是三月天，诸臣却“均流汗沾衣”!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理论家倭仁终于出场。转过天来，倭仁便会同周祖培等人成立专案调查组，审讯蔡寿祺。谁料问来问去，蔡居然提供不出任何确凿证据。不过纵使无真凭实据，已洞察圣意的倭仁依旧以笔为刀，狠狠黑了恭王一把：“查恭亲王身膺重寄……如果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无限想象代替了细密查证，看似模棱两可，实则暗藏杀机，此即莫须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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