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晚清，立宪党人从失望到绝望，开始转向革命，革命之矢，一触即发。可朝廷的感觉很好，大有“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之势，十年新政没白搞，白银外流打住了，中国从此不差钱。
各路人马“吃铁路”
既然不差钱，何不捞一把?往哪儿捞，当然往铁路捞!修铁路好比养猪，老外不懂“猪怕壮”，只管使劲养，不尽热钱滚滚来，能不急人吗?国人健忘，忘了还有白银外流。
朝廷东风吹，吹的是“钱”景;地方战鼓擂，擂的是利权;全国商民齐上阵，运动啰!先是“收回利权运动”。还是张之洞开头，用了650万美元，以高于原价近一倍的价格，赎回原先由美国合兴公司发行的粤汉铁路股票，反正不差钱，何不赎利权?此举引发各地官、商赎路运动，沪宁路、苏甬杭路、广九路等利权相继被赎回。本来“以夷制夷”，也就是用夷钱赚钱，赚钱还夷钱，在苏州，这叫做“苏空头”。盛宣怀本就是个“苏空头”的主儿，无奈张之洞沉不住气，还是小农意识，总想无债一身轻，又怕洋人赚了钱，非要把铁路捏在自己手里，结果，空头做不成了，铁路也修不成。
用爱国主义可以高举“中体”，收回利权，但爱国主义能修铁路吗?
修铁路还得“西用”。可不，铁路一拿回来，就从不差钱变成很差钱了。不光差钱，更缺少修铁路的人，举国上下，人人都想从铁路捞一把，可有几人会修路?一位日本驻东三省领事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说：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人人都唱爱国主义，没人去考虑市场需求和工业的本质。
自力更生修铁路，只好用小农经济的小生产方式，叫做“吃萝卜吃一节剥一节”，有钱修一点，没钱停一下，边集资，边修路，打如意算盘，修点路，赚点钱，一点一点往前赶，滚动式发展。商人光为自己打算，朝廷怎么办?瞧那粤汉铁路，拿回来了多少年，还不是原来的老样子?
尤其是川汉路，开工才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工，全路竣工，需要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
这样搞下去，商人不急朝廷急，商人差钱就停工，朝廷差钱怎么办?
更何况，新王出手，就当有那么一种新权威主义的派头。清末政治已然分化，有了地方谘议局与中央资政院，老的王权那一套已难行，新政要有新权威，政治上要能新旧通吃。
然而，能通吃的新权威主义者，并非摄政王载沣，而是袁世凯。所以，新王摄政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向袁世凯，烧得他回老家了;第二把火，烧向立宪，把个预备立宪烧成了“皇族内阁”;第三把火嘛，该烧向铁路了，要“国进民退”，烧出个不差钱来，所以，内阁一成立就办铁路国有。
还是盛宣怀想法对，要想不差钱，就得“西用”为先，用老外的钱，让老外去办。至于那“进退”的勾当，可以让盛氏去权衡，因此，皇族内阁里，给盛氏留了地盘——邮传部。
铁路就归邮传部管。当时，路政混乱，各路人马都来“吃”铁路，应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利益的最高表现”，五花八门的爱国主义都拿铁路来“寻租”了。而盛氏治路，还把路政当作一般的财政问题来办，未能意识到爱国主义扎堆是在拷问国家本质。爱国主义是个火药桶，一旦被“经济的集中反映”和“利益的最高表现”点燃，国家的本质就会燃烧起来。
“国有化奶酪”谁敢动
“铁路国有”就点燃了这个火药桶。若就事论事，“铁路国有”应该不失为解决铁路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但一碰到爱国主义，问题就变质了，不是铁路问题如何解决，而是以何种方式通过怎样的途径来解决。因为铁路是新政产物，涉及国土、国权，还涉及到国体，离不开君主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