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化”脱轨

    如果王权大一统，朝廷说了算，铁路问题何须地方“咨议”?可地方偏偏就有了谘议局，中央还有资政院，政体未能三权分立，却也开始双轨制了。一轨是官员，还是官僚制;一轨是议员，试行议院制。官员必须听命于朝廷，而议员则有所不同，他们理所当然就是不同利益的代言人。
    有议员和没议员就是不一样，有了议员，利益攸关，凡事都得“咨议”。
    例如，湖北谘议局就开了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全民入股，由各府县分担股额，从5万元到10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以月俸1/10购股，此项合计可达420余万元。还有湖北各地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分担股分亦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
    眼见民权可期，民资自然踊跃，然而，皇族内阁既无视民权，又蔑视民资，自颁布铁路国有之日起，仅半月，便与英、德、美、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600万英镑的筑路借款合同。
    已经改由民办的铁路，眼看着又要被收归国有，国有后，再交洋人办。就这样，“利权”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洋人手里。末世“一切向钱看”，国朝天圆地方，那中心，就一个钱眼。
    爱国主义也因之而分化为两条路线，一条路，继续跟着立宪走，走出个“保路运动”，还有一条路，跟着朝廷去爱国，从走向不差钱，到走进钱眼，专门吃“天朝爱国主义”。那些跟着张之洞去“收回利权”的“天朝爱国者”们，早就把朝廷用巨款收回的粤汉铁路的“利权”你一口我一口吃了。所以，“铁路国有”一来，他们就“听朝廷的话，跟朝廷走”，因为他们早已“闷声发大财”。
    本已“全民入股”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川民，还指望盛宣怀排忧解难，让“铁路国有”买单，无奈他从来不肯做赔本的买卖。那也行，买卖不成仁义在，按照商业规则，你不买，我也可以不卖。问题是，他根本不把这当买卖，更别提公平了。他无视民权，大概得了皇族内阁的秘传。
    亏损盛宣怀不管，但国有化还得进行，谁敢动国有化的奶酪，他下手决不手软。川民进京请愿，那是自讨苦吃，他不管，川民高举光绪遗像，呼唤先帝在天之灵，他置若罔闻，没看见。预备立宪搞了这么多年，他就没搞出有一点民权观念?那么，人之初的仁义之心他总该有吧?莫须有。
    川民求告无助，转而示威，盛氏以为是敲朝廷竹杠，便主张镇压。刚好，摄政王载沣要试行新权威，不奋武，不足以立威，便采纳盛氏主张，挥兵入川，要试一试他的新权威。那时，他正搞集权，有这么一次用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其欲以此次用兵，耀武扬威，提振朝廷纲纪。这天大的事，把资政院搁一边，没有资政院决议，就擅自派兵入川，试以用兵抓军权，以铁腕破了立宪底线。
    欠债还钱 骑虎难下
    盛氏紧跟新权威，不光是为了做官，还有梦想在里边。他的梦，是在中国梦里做自己的梦，也就是在“铁路国有”的中国大梦里做着他的汉冶萍公司的个人小梦。在与外商签订的所有筑路借款协议里，他都加了一条款，那就是筑路所用钢轨都得由汉冶萍公司来提供。
    这家汉冶萍公司，最早是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盛宣怀接手后，使之与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联合，形成公司联合体。在联合过程中，公司重组，从官办转向商办，盛氏作为该公司的主持人，实际上已成为由权力资本构成的隐性“首长所有制”的“首长”。盛宣怀不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却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虽说改为商办，但商股很少，主要靠借款，而他本人就是借款的主办人。
    就这样，盛宣怀以“苏空头”的方式，控制了当时一家亚洲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就是说，他这只空头螳螂，并非这家企业唯一的实际控制人，背后还有只“黄雀”——他的债权人。公司的股权都押给了他的债权人，主要都是些日本人。
    正是还债的压力，驱使盛宣怀雷厉风行，一旦“铁路国有”化，还掉那些债就不在话下，到那时，他就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唯一的实际控制人，“苏空头”就变成了实业家。欲望驱动梦想，他在梦中疯狂，所以盛宣怀会去镇压保路运动。即使镇压成功，那花费，也远远超过了对川汉路“租股”的补偿，更别说镇压导致起义了。补偿乃双赢，镇压则双败，他懂不懂?真是一脚踩到了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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