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2]千古奇丐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

    ［原文标题］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
    ［内容提要］武训兴办义学而被载入正史，因其特殊身份与不凡功绩而成为备受赞誉的历史人物。但武训并非通过行乞所得兴办义学，他是一位理财高手。他靠出卖祖产进入金融市场，在商业放贷、小微放贷、代理人放贷中有效控制风险，成功获取金融收益；并以“义学正”法人产权主体来合法募捐和投资土地，以土地未来收益支撑义学的长期发展。他在资本与土地收益之间腾挪转换，在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有机组合，得益于在兴办义学的目标下，充分利用民间金融工具、地权市场和法人产权制度整合市场及社会资源。
    ［关键词］武训 义学 理财 行乞 法人产权
    ［作者及简介］龙登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王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
    ［期刊责任编辑］王小嘉
    二、法人产权：土地的未来收益支撑义学持续运营
    除了资本放贷外，武训也重视土地的收益，尤其是兴办义学得到批准之后。资本放贷收益期短，风险高，从长期而言，土地收益较为稳定，风险低。据《调查记》，武训在堂邑、临清、馆陶三县共有土地300余亩，其中堂邑最多。武训土地交易的大部分文书以简抄账本的形式得以保存，称之为《地亩账》，记载了从同治七年到光绪十九年买地、当地共280余亩。三册《地亩账》上抄录74张文约，内有38张，都是3亩以下的数字；10亩以上的，只有5张。74张文书记录的近280亩土地交易中，换地一块2亩2分，当地、转当地共8笔28.6亩，余下均为买地。地权交易方式多样化，既有活卖，有绝卖，也有抵押、典当，活跃的地权市场为武训寻求土地未来收益地租提供了条件。
    从《地亩帐》可知，光绪四年之前，仅有3笔“当地”。光绪五年才开始一笔买地，随后的两年，武训大量买入土地，也是数量最多的年份，分别达到63.29亩和104.45亩。光绪八年以后则细水长流，源源不断。武训购买土地时不是以其自然人的武训本名，而是以“ 义学正”这一法人之名签署买地契约的。光绪六年三月的买地契中开始出现“卖于义学正名下”的说法，此后买地均以“义学正”之名。也就是说至迟在光绪六年开始，其兴办义学之举应当得到了官府的认可，即“义学正”这一法人主体得到确认，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主体。 在传统中国，除了自然人外，法人也可以成为土地所有者。如“永锡桥柱”、家族之“堂”、寺庙、“会”“社”等。此外，武训亦担心其家族后人争占这些田地，遂将190余亩地“永为义学之地”，以“义学正”为产权主体，杜绝了其他自然人侵占的可能性。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学校经费不足，义学田产每年纳税在70贯左右，获得政府免除，被归入“官捐”。这说明清政府设立了免税专项“官捐”，但义渡、廊桥等公益法人的田产，很少见到免除田税的记载，因此也从未被揭示过。
    土地买卖契约，需要赴官办理产权交割手续，包括纳土地交易税，才能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证书。但典当土地不需要发生产权交割，因此也不需要赴官办理手续，但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在光绪六年“义学正”法人主体确立之前，武训很少利用地权市场寻求增值，仅有3笔典当土地的交易。而一俟“义学正”法人主体资格得以正式确立，武训即倾其金融市场累积的资金，大举购买土地，以“义学正”之名获得法人产权与未来收益保障。因为其中一部分土地是用来建造校舍的宅基地，所以其间有换地之举。
    由此可以看出武训的不凡之处。第一，武训购买土地，不以其自然人的本名签订契约，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明确矢志兴学，而不是为了个人。第二，武训了解法律规定，以“义学正”法人主体购买土地，能够超越自然人的寿命与局限。因为这种法人主体，是得到法律保障的。这些土地就已经不属于武训个人，即使具体的管理也不由武训个人负责或控制，义学成立之后，由义学理事会主持具体的管理事务。第三，以“义学正”之名累积土地财富，使将来的义学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来源，才能确保永续发展。这种以法人产权机构的方式寻求发展的事例，并不鲜见，如书院、义渡、寺庙、善堂等。这种制度为武训兴办义学提供了基础，同时也表明，《调查记》断定武训为大地主，是不成立的。第四，武训兴办义学，既具有长远的规划，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行动力。从光绪六年、七年大规模购地可以看出，武训为买地准备和谋划已久，甚至有可能此前已与卖方达成初步协议，并做好了现金准备，因为放贷都是有期限的。一俟“义学正”法人主体被批准，就立即支付现钱签订买卖契约。因为土地供给是有限的，更不大会同时出现，想买也不一定有卖方。光绪八年以后的买地行为与数量，才算正常。在这些卖方中，不乏对义学的支持者，他们出卖土地给义学，也被视为一种支持甚至捐赠行为。至光绪十二年冬，统计共买地230亩有零，用去地价京钱426.3874万文。
    义学正购买的土地，通常出租以获取未来地租收益，是一种投资行为。义学正之地每年获地租贯用来支持义学的日常经费。土地出租的对象，很多时候就是原田主。即买地留佃，原田主转让土地所有权，但在一定时间内，仍保留土地的使用权，这种形式叫做“卖马不离槽”。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当然就会被收回土地使用权。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迟万德把1亩6分8厘5毫3丝宅基地卖给武训，文约上写道：“租价钱二千六百七十文，八月十五日交到，不到，将宅基收回。”又，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年关），张珩松出卖自己的3亩1分4厘5毫土地，文约上写道：“当日张珩松租回，言明共价四千七百三十文，八月十五日为期，钱不到罚钱三百文，张岩松保。”因为给予卖主当日租回的优惠，所以武训获得延期付款的许可，或者可能是分期付款；或许是因为武训资金紧张，或许是精明的武训利用这8个月去放贷生息。买方获得所有权，同时将使用权出租给原田主，通常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新田主不需要另外搜寻佃家，要考察其种田能力与信用，还要另签佃约。发育较为成熟的地权市场，包括租佃关系，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使武训和义学正能够便利投资获取未来收益，以稳定支撑义学的持续运营。
    三、募捐筹资
    当理财累积到一定规模，兴办义学初具条件，武训争取到当地士绅的支持与政府的认可。此时，武训便名正言顺地为义学募捐了，他拥有了政府批准的“缘簿”，可以合法地广泛发动和带动他人募捐。武训合法地以募捐兴学为目的进行乞讨，其实质已经转化为募缘了。
    乞讨所得，来自对乞丐个人的施舍，而捐赠则是对兴学公益的赞助与支持，性质不同，数量亦迥异。不加区分地笼统归入乞讨，容易形成认识误区。武训经常“拿着各县绅士们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上感应篇》、《阴骘文》、《灶王经》、《劝世文》等‘善书’”。缘簿上的捐赠者姓名，通常会刻于碑铭或列入志书，而武训还推销精神产品，以资鼓励。
    周游乞讨的武训，了解多方信息，募捐具有一定的优势。事实上，他与僧侣周游四方募化资金兴办公共设施，颇有相似之处。民间兴办公共事业，资金主要来自于募捐，而僧侣一是受到民众信任，二是云游四方化缘，熟悉民众捐款能力，因而常成为募捐的重要力量。如宋代福建兴建桥梁，僧侣是重要的参与者。武训与之类似，也是周游四方乞讨，当他兴办义学得到士绅与政府的支持时，更能够感化民众，得到信任。
    乞讨、化缘、募捐，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与相似性，有时甚至难以截然区分。和尚化缘事实上与乞讨没有太大区别，简直就可以说“化缘”是和尚乞讨的专有名词。而募捐也是一种化缘，又被称为“募化”“募缘”；如果说和尚化缘是为了寺庙发展，那么募捐则通常是为了公共事业，因而募捐需要得到合法的“缘簿”，即官府盖印认可的募捐簿。如果说开始时武训是乞讨，当他兴办义学得到官府认可之后，其乞讨也就演变成了募化；准确地说，是从个人乞讨转变成为公共事业募化，这大大增强了筹集资金的能力。
    募捐与纳税之间，历史上习惯用法也有相通之处，“捐税”连用，税有时也称捐。严格说来，捐为自愿，税为强制；但有时募捐，是以自愿之“捐”名，行强制“税”之实。譬如《永锡桥志》所载捐献，捐一千文者达数百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无异于税。武训为了获得募化，有时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有时会以其乞丐的死皮赖脸，说服人们为义学捐钱，甚至有点强制的味道。无论如何，为义学募集资金，武训不遗余力。武训长期行乞，擅长说唱，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换来人们的施舍与捐赠。 凡此常人不具备的独特方式，都使武训具有了较强的募捐能力。
  四、武训理财与经营之道是如何得来的
    武训自幼丧父，随母乞讨，因此不谙农事。传统农业全靠经验，经验来自代际传承，男孩从小作为辅助劳动力，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来获得农耕知识。但武训没有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这方面才能。
    武训排行老七，上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道光二十五年，武训７岁时，其父武宗禹过世，只能随母乞讨，因此不谙农活。《调查记》在这方面极尽贬损之笔墨，倒也大致是合乎事实的。武训“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习气。”至十六七岁，其母亲设法送他到馆陶薛店远房姨夫张变征家“ 扛活”（或作“ 抗活”，山东的方言），但他连一些庄稼活的基本常识也没有。因此，张变征只叫他看管“树行子”（果树园），或者做一些喂猪、喂牲口的轻便活。如此，武训获得的工钱也是最低的，顶多不过“三鞭”的标准——4吊钱。因此工钱少，据说“武七大闹了一场就走了，没有再抗活。”既然抗活收入低也没有尊严，那和乞讨也没有两样。
    武训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却具有理财的潜能。武训结交三教九流，他舅舅崔老华干过衙门里的“赋房老总”，武训和他“最合得来”。这段经历，开启了武训的理财之门，并释放了其数字天赋。武训虽然没有读过书，但记忆力惊人，而且具有特殊的数字敏感性与天赋。武训在腰带上打着许多结，用来标记他放出的账项，不会弄错。“自一缗至千缗，其利之相积，错落万端，而日利、月利、年利又纷歧杂揉，变幻无不至。训既不知书，复不通数理，则账簿契约，皆非所晓，惟恃一心记忆，则纤微奇零，无弗综贯。故身为债权者数十年，未尝有债务纠葛事”。高峰时，二百多亩地的出租收租，数千贯几十笔放贷，还分散在几个县域。武训的理财能力可见一斑。
    乞讨生涯，对有心人来说，或能锻炼营销能力。武训行乞周游四方，信息灵通。比普通人更能把握市场信息，了解客户的信息与信用。他善于发现机会，寻找放贷对象。他需要察言观色，才能获得人们的施舍。他善于发现人们的偏好，想方设法满足别人需求，或者通过自己装疯卖傻，让对方高兴，从而获得别人施舍给他钱。他极其谦卑，善于沟通与协调，表达能力强，出口成章。义学正式筹建和修成之后，武训以情动人，以义感化人，整合各方人士与资源推动义学的运营。他发动士绅与名流组建了以41名首事为代表的义学理事会具体管理办学事务，高薪聘请进士、举人为学校教师，提高办学质量。理事会治理模式当然不是武训首创，在中国民间有着成熟的制度安排与悠久的传统，这也是武训赖以成功的制度基础。
    武训有着旧时代守财奴式的极端节俭，对自己尤为如此，这在短缺经济时代通常是积累财富的常见模式。即使后来家财万贯，武训仍然乞讨维生，自己的物质生活极其苛刻“冬则衣敝袍一身，夏则短袗或长袗一件，饮食即至臭不可闻者，亦不肯弃置于人，以故临终之年，腹疾数月，洩泄不止，亦“或平居俭省过度”。对家人也不网开一面，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财富积累的手段之一。
    武训之所以成功，除了其个人超乎常人的特质之外，其生存的土壤与环境，当时的条件与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１）临清一带较发达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使他能够借助商铺、银号放贷生息、投资铺房获利。２）活跃的地权市场与租佃关系，使他能够在土地与资本之间腾挪变换，通过出租田地获取稳定的未来收益。３）法人产权制度使他能够以“义学正”之名为义学购买土地和积累财富，并使之能够超越其自然人的寿命长期延续，保证了义学可以持续发展。４）民间团体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即便身为乞丐也能够争取到士绅和官府的支持发起和筹建义学，并通过首事（ 即理事会） 来长期管理学校。
    出卖祖产变现为资金，以资金放贷生息，用本息购买土地获取地租，再出卖部分土地获得经费， 以此兴建义学；以法人产权的土地收益作为聘请教师和义学长期运营的稳定经费来源。 这一切都出自一个乞丐，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在其成功的背后，是市场环境与制度的配套与支持，主要是商业中心临清的金融市场、发达的地权市场、法人产权与民间自组织，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供武训施展其抱负；特别是以义学为旗号，使他能够获得士绅的合力推动，大商号与钱庄的协助，政府的支持。武训，这个传奇人物，褪去乞丐的外表，实际是传统时代的理财高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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