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千古奇丐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

        ［原文标题］武训的理财兴学之道
    ［内容提要］武训兴办义学而被载入正史，因其特殊身份与不凡功绩而成为备受赞誉的历史人物。但武训并非通过行乞所得兴办义学，他是一位理财高手。他靠出卖祖产进入金融市场，在商业放贷、小微放贷、代理人放贷中有效控制风险，成功获取金融收益；并以“义学正” 法人产权主体来合法募捐和投资土地，以土地未来收益支撑义学的长期发展。他在资本与土地收益之间腾挪转换，在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有机组合，得益于在兴办义学的目标下，充分利用民间金融工具、地权市场和法人产权制度整合市场及社会资源。
    ［关键词］武训 义学 理财 行乞 法人产权
    ［作者及简介］龙登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王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
    ［期刊责任编辑］王小嘉
    ·连载1·
    武训（1838-1896），这位生活在鲁西北地区的乞丐，因其累毕生之财力，兴办了三所义学，得以青史留名，入《清史稿》孝义列传，有“千古奇丐”“千古义丐”之称。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受到了晚清政府的嘉奖，民国政府的颂扬，近代诸位教育家的盛赞。1950年电影《武训传》上映，1951年，电影错遭批判。拨乱反正后，1986年国务院作出为武训恢复名誉的决定。
    以往对于身为丐者的武训如何累积财力、实现兴学一事，强调他依靠乞讨、辛苦积累。然而，兴办学校对晚清地方政府和富商大族来说都不容易，兴建校舍，聘请教师，长期运营，耗资巨大，管理复杂。而且既为义学，意味着不会有任何学费来支持学校的运营和持续发展。实际上，武训是乞丐固然不错，但他创办义学的钱财，却绝非靠乞讨累积起来的。他其实更是一位理财高手，这一点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忽略这一关键，将会形成误导，也可能造成对传统社会的误读。
    本文不再着眼于其乞丐身份与兴学事业，而是聚焦于他究竟通过何种手段实现钱财的聚集，挖掘其理财与经营之道。武训为义学留下的财产，遍布三县，包括土地、房屋、店铺、生息资本等，计有：堂邑县柳林义塾地230亩，义塾房屋1所，计20间；临清州御史巷义塾地7亩，又铺房3所，又存铺生息京钱130万文；馆陶县杨二庄义塾捐助京钱30万文。全部资产折钱合计约10625.8贯。如此分散而多样化的庞大资产，并非乞讨所得，武训的理财与管理之道确实值得关注。武训在资本与土地收益之间腾挪转换，在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之间有机组合的能力，令人颇为惊讶。从武训理财兴学的角度进行探讨，不仅能深入挖掘武训其人其事在精神层面之外的价值，而且由此折射出传统时代财富积累之道，以及民间兴办学校与公共事务的途径。
    一、初将土地变现为资金，继以资本放贷生息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出卖祖产向来都会被视为数典忘祖的不耻行为。因此，将土地变现为资本，这在当时是少之又少的。出卖土地转化为亟需的商业资本，需要勇气与胆识，仅在商人阶层偶可见之。然而，同治初年（1862）武训毅然将祖传的４亩地变卖，得京钱12万文，连其历年所积，共21万文余，作为本金请人代为放贷生息。210贯，三分利息，一年下来利息是210×3％×12＝75.6贯钱，利上滚利，为数可观。出卖土地转化为生息资本，风险很高，武训一例是极为罕见的，也唯武训才有此破釜沉舟立志兴学的勇气。至光绪十二年（1886）冬时，“统计所生息之钱，除买地230余亩外，本利尚余钱2800贯。”24年间，武训已经将最初210贯的原始资本经营扩大为7000余贯。资本放贷生息是他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
    由于金融工具稀缺，资本供给不足，传统时代放贷的利率较高。 武训既有大额的商业放贷，也有零碎的小微放贷，“他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零碎的自己放。”他特别注重资金的流动性，不让资金沉淀下来，“五百钱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涨。”武训放贷，有其眼光和高明手段，其放贷生息的经营之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商业放贷。关于历史上商业贷款的研究比较薄弱，实际上商业贷款可能是传统历史时期贷款的主要流向。武训“常放钱给殷实铺户，三分行息，按月结账”，“无论在堂邑，在馆陶、在临清放债，其利率都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月利三分”，“一吊钱每月要三十个制钱的利”。武训的商业放贷主要是贷给当地的铺户。他所在的山东临清，因地处京杭运河，在明清时期漕运兴盛时，成为华北商业中心。虽然清代后期随着运河的淤塞以及黄河决口与改道，漕运日益衰微，临清不复其盛，但其余脉仍然延续，为南北货物交流之地，粮船络绎，市场较为活跃。据《调查记》，单是兑换元宝、碎银、放款出帖（银票）的银钱号（ 包括小的钱铺）就有七八十家，最大的三家是：马市街的“际元”、锅市街的“聚兴”、青碗市口的“永亨增”。
    商业贷款通常有一定规模效应，而且武训选择品牌大银号，风险相对较低。“成十吊的钱，放给临清的银钱号、商店和地主。”特别是那几家大银号，武训与他们均有来往，把钱放给这些票号或是他们所开设的字号；存放钱数每次约二三十吊，或五六十吊。武训经常出入徐家大院（大夫第），“徐是大地主、大豪绅，又是大银号‘际元’的老板。武训常去‘际元’存款，出入‘大夫第’。”武训还选择大商人施善政为他理财。施是当地数一数二有钱有势的人物，是临清钞关包税者之一。钞关是明清时期设在地方的税务机构，临清为运河沿线钞关之一。武训在临清的财产，有相当一部分是交给施善政等人去放贷的，其去世后统计：“ 临关经书等使库平银六百两，二分二厘行息，凭折取利，有卷可查，系冯长泰承管”。
    一个乞丐与这些富商大户有生意往来，而且是其资金放贷者，显然此时的武训已然是一个民间金融家。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富商大户的确不理睬这个乞丐，武训跪下磕头，在杨树坊家曾连跪数天，“蓄满十贯，即跪求乡耆代为储存，藉权子母生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武训一个个敲开了当地头面人物的高门大院，能够“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
    商业贷款是一个明智的策略。一是相对于面向穷人的小微放贷，商业放贷的风险毕竟要低一些。穷人往往是生活借贷，很可能是难以偿还的。二是依托大商家品牌经营，降低风险，还贷能力较有保障；三是商铺资金需求规模较大也较稳定，放贷的信息搜索成本较低，单位成本低。武训选择当地最大的几家银钱号以及请施善政、杨树坊等大商人放贷，从而获利稳定而丰厚。
    其二，小微贷款，不惮细琐。“整注”的商业放贷之外，“小注”放贷武训也绝不放弃，武训去世后在临清遗产中，零户贷放1000余吊。“武训在他们村上乞钱，当人家不给他，说没有钱的时候，武训马上掏出钱来说：‘我有钱，我放给你。’”他在其双重身份中随机应变，一面是乞丐，一面是金融家。这种小额贷款对于解决穷人贫穷的根源至为重要，尤努斯就以小额放贷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放贷的利息很高，有的超过20％，属于高利贷。但对于穷人来说，资本供给不足与金融工具稀缺，无处贷款才是最大的困难，正所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其实小微贷款风险高，而且成本高，一般金融机构不愿为之。增加针对穷人的小微放贷资本供给，就成为扶助穷人的一种途径。
    其三，代理人放贷。武训请银号与富商放贷，可以视为他选择富商银号作为其资本放贷的代理，当然也可以视为面向铺户和银号放贷，因为铺户和银号每个月都得向他支付利率。小额放贷者通常选择代理人。一是因为小微放贷的客户非常零星分散，代理人更容易掌握贷款人的信用与信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二是因为还贷不易，需要多种手段频繁追讨，甚至施之暴力。在临清镇，其合作代理人有校场村大地主李惠兰、河西地主李廷扬，还有上文提到的临清钞关的施善政。武训还把钱放给一个叫吕腊月儿的“ 地痞流氓”，经常通过他放贷给下街卖包子的、做小买卖的、卖纸元宝的等小生意人。药王庙街，常见武训三天两头去放账收账，但都是小注的。
    武训善于选择各色代理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管理能力。当他以“义学正”之名兴办义学广为人知后，代理人其实也成为武训筹集资金办学的伙伴。
    其四，重视信用与风险控制。武训常年周游乞讨，了解客户的信用，在选择放贷时较能把控风险，并相机选择相应的经营策略。有一个卖鸡肠子的小贩，老婆是个赌鬼，经常用武训的钱，每次数目不超过两吊，利息三分，武训怕她坑账，每次只放一个月。这其实是以短期放贷来规避风险。
    武训重视信用，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等信用高的机构、个人放贷。对于这些风险相对小的大品牌机构，武训选择长期放贷与规模放贷。他自行放贷时，选择能够回本付息的“好户”——相当于他评估的“信用分数高”的客户来放贷。武训放贷还有一条附带的原则，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还可以找他的后代算账。或者说，这是武训考察信用的一种方法。
    对于穷人或低信用者，没有抵押品，武训不会轻易放贷。如果穷人要借他的钱，就必须有抵押品，通常是“指地放贷”。据《调查记》，馆陶县汪信远十几年借武训的钱，最后还不起，将“四十亩地和九间房子折给武训”。张玉池的曾祖父借了武训的钱还不起，便把地当给武训。武训放贷讲市场规则而不顾亲戚关系，“认钱不认人”。武训是唐勤习的舅爷爷，唐勤习的父亲求武训借给他十吊钱，武训不同意，坚持借钱就得要抵押品，他向唐勤习的父亲说：“行呀，你指给我哪一块地吧”。
    最后，资本放贷的同时，投资铺房。武训眼光独到，善于发现机会，着眼于未来，他曾放过一笔钱（10吊左右）给两个管理运河闸门的闸夫，以其河岸小屋作抵。远离闹市的临时建筑，武训却能发现其价值与潜在升值空间。闸夫借了这笔“驴打滚”后，再也无力偿付。武训执行债权，收了这间屋子，租给了一个王姓剃头户。因为这片河岸经常有船夫歇脚，于是剃头户便在运河口上开了剃头铺。武训按月去收房租，每月800文。他还当下铺房一座，当钱100吊，每月租价两吊400文。
    以往关于资本放贷或者说高利贷的研究，形成一些既定印象。实质上，高利贷始终有其存在空间与内在逻辑，以其需求偏好和资本偏好满足某种选择，是多元化金融手段体系中的一种高风险的民间借贷形式，其他金融工具难以完全替代；并以其市场定位与行业细分在多样化体系中降低系统性风险。也因此，尤努斯的高利贷非但没有被指斥为剥削，相反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尽管武训的放贷行为在《调查记》中将其作为重点来批判，但里面蕴含的理财经营能力还是值得关注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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