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由物化的资本力量所生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权力结构，具有双重历史功能。一方面，强大的资本扩张动力迫使人类社会将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而不断扩张，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动力，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也必然产生资本扩张悖论：资本力量尽可能占有与支配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极大地缩小了消费空间从而形成过剩性经济危机；资本力量必须吸收自然资源才能实现扩张，极大地破坏与缩小资源环境空间从而形成生态危机；资本力量采取各种组织形式来免费利用“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使劳动者畸形发展，极大地缩小了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而造成人的发展危机。这些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将无法持续。
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异化劳动复归于人本身。《手稿》中关于人类本质的发展的“应然”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学三步曲，于是发展为《资本论》所揭示的客观的必然的资本逻辑。于是社会主义不再只是理想的社会形态，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诞生。但是，以资本形态表现的异化劳动如何回归于人自身，从而“消灭剥削”，使人类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建立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实践条件，马克思只能提出一些猜想，如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将“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回答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题。
三、科学发展观：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回归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使被资产阶级剥削的剩余价值回到劳动者自身，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其他一切（如计划与市场等等）只是实现这个根本任务的手段。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一贯思想，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趋势来理解社会主义，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对“剥削”概念的理解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
从“谁劳谁得”的简单道义立场来解读《资本论》，很可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因此剥削就是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消灭剥削，就要一次性地没收资本家的一切财产，消灭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劳动价值的分割，从而消灭利润、利息与地租，由劳动者直接占有全部劳动价值。这条简单的“消灭剥削”之路，实质上正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它使社会失去将剩余价值自动集中起来投入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机制，而由政府推动经济系统扩张的外在动力所替代。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
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小生产者的朴素道德观念——“谁劳谁得”。在社会化大生产时代，这种道德观念已经失去其实现基础，因为现代大规模复杂产品已经是社会“整体劳动”的产物，个人的劳动贡献很难明确界定，按照“谁劳谁得”的“公平”分配已不可能。任何分配方式总会发生部分劳动成果被他人“无偿占有”的争议。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如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国家的工人）也会存在与其劳动价值不符的分配，导致有人提出发达国家的工人“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某些行业的工人剥削行业的工人等等错误观念，甚至有人提出“资本对资本”、“劳动对资本”、“劳动对劳动”、“企业对企业”的“剥削”等奇怪观念。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剥削”概念的庸俗化。如果资本主义剥削如此简单，那么《资本论》写到剩余价值的占有便已结束，其后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扩张引起的社会后果的论述纯属多余。
在我们看来，“剥削”并非那种单纯的“占有剩余价值”的行为片断，而是一个历史范畴，指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成果被用来奴役劳动者的异化过程。被某种社会力量所占有和分割的剩余价值是否构成剥削，要看这些剩余价值是否永远脱离劳动者，从而形成支配与奴役劳动者的社会力量。《资本论》所揭示的剥削过程，正是资本家不但占有剩余价值，而且使这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追求自身增值，致使这些剩余价值不但永不复归于劳动者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反过来形成支配与奴役劳动者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要从《资本论》所揭示剩余价值运行的全过程来理解什么是“剥削”，而不能将“占有剩余价值”这个行为从这个全过程中抽出，孤立地加以理解。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来看，异化劳动是剥削过程的深层本质，而剥削则是异化劳动的经济表现。
正因为“剥削”的哲学本质是剩余价值形成的异化力量对人的统治，因此“消灭剥削”就是“异化劳动”向人自身的“复归”，也就是由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向劳动者的复归。“消灭剥削”并不是直接消灭资本、消灭利息、地租等等非劳动收益，而是努力使这些剩余价值形态以公共利益的形式回归于劳动者自身，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才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消灭剥削”的科学内涵。在科学发展观中，这一科学内涵得到了充分而具体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复归”
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正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途径。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也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为此，必须调动一切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力量，包括国际和国内资本力量，建立资本市场，以促进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为此必须允许利息、地租等剩余价值的多种分割形式。而调动资本力量的目的，是鼓励工人阶级进行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的创造。没有剩余价值创造和社会财富的创造，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谈不上人的发展，因而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允许资本力量来支配社会资源追求自身增值，必然要允许资本占有和分割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允许利息、地租等分割剩余价值。那么，这些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割是否构成剥削？这就要看这些剩余价值通过支配资源所生成的社会力量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如果这些剩余价值只是追求自身扩张，从而永远与其创造者——劳动者相分离，形成支配和奴役劳动者的强大的物质机器，或者用来支配社会财富以进行挥霍性消费，那么这种处理剩余劳动的方式构成了剥削，导致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人类发展危机。而以“消灭剥削”为本质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与根本目的，使这些剩余价值（异化劳动）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引导与制约下，为社会全体劳动者的民生服务，从而重新回归于劳动者自身，促进人的发展。“以人为本”，使从劳动者身上分离出去的剩余劳动复归于劳动者自身，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而这只有在“三个代表”的先进政党领导下，有效地驾驭资本，才能实现。
使剩余价值复归劳动者的重要表现，是建立与自然界相协调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些西方思想家将“以人为本”解读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生态环境危机。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实际上，“以人为本”中所说的“人”，不是与自然界相对立的存在物，而是以自然界作为自己“无机的身体”：“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这种“人”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际上也就是自然本身。所以马克思说，“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资本力量所产生的“异化劳动”的突出表现，是不断吸收和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来实现自身增值，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使剩余价值通过支配自然资源而生成了危害劳动者自身生命的客观物质世界，反过来统治人自身。由此形成了“资源剥削”与“环境剥削”，产生生态危机。
为了消除这种生态环境剥削，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能免费地提供资源与环境，而且要从各种商品中分离出剩余价值作为资源环境的税收和地租，或者直接将资源与环境的使用权商品化（例如污染权拍卖），使它们直接通过市场分割由活劳动创造的剩余劳动。于是，本来没有劳动价值的资源与环境获得“市场价值”。那么，这种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割是否构成剥削？关键要看它们用于何方。资本力量将这些剩余价值再转化为吮吸资源与环境的资本，或者用于挥霍性消费，从而加剧生态危机。与剥削制度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将这些剩余价值用于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它有两种方式：一是将它们用于政府公共开支，生产出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二是引导这些剩余价值转化为投入于资源与环境再生产的资本，由此形成资源与环境再生产的产业结构。这就实现了剩余价值向劳动者的复归，重建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
而为了贯彻“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必须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统筹兼顾”，以此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法”。这里的“统筹”，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家调控力量，而这种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来自于社会劳动生产出的剩余价值。因此，“统筹兼顾”就是对全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宏观调控，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从全局出发来使用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用生产剩余价值较多的城市来支援生产剩余价值较少的农村，用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来支持西部大开发，用市场经济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进行公共产品生产，使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平衡国内外资本力量之间关系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等。所有这些说到底，是对社会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进行统筹，使剩余价值回归到劳动者自身，“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途径，而“三个代表”的政党的领导是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条件。而这三者组成的整体，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初步完成了以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异化劳动”，如何实现向劳动者复归的实现路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创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这伟大理论创新的伟大实践成果。
作者简介：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东南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