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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本文借助于开放经济中的后凯恩斯对立要求模型，构建以劳资议价为特征的劳动收入占比决定方程，进而系统考察全球化等因素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结果显示，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扩张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水平，据此验证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FDI却不利于当前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这主要源于地区间为FDI而竞争，导致劳资议价发生了有利于资本的扭转；经济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U”型关系，但中国目前仍处于下行区间，进而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总体上呈现逆周期性特征；除此之外，人民币汇率贬值、财政支出扩张以及资本深化等均有助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围绕实证分析结论，我们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化，劳动收入占比，议价，系统广义矩
一、引言
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并且，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增大和FDI流入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升。1978～200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从38.65%上升至64.80%，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375.21亿美元上升至747.68亿美元，年均增长8.27%。中国经济已成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增长模式作为诸多发展经济体的成功典范而广受推崇。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协作亦给近30多年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并且，中国经济如此广泛地改变了世界人口的日常生活，让中国的国家概念在西方变得直观可感。另一方面，与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突出表现相比，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在过去的10余年中却增长缓慢。就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占比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为55%～65%（Gollin，2002），然而，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收入法中的劳动者报酬计算，1995～2007年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从52.52%下降为39.73%①。特别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劳动收入占比更是持续下降。可见，这种收入分配状况不符合世界各国普遍的分配规律，同时也有悖于传统贸易理论中所述的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经典结论。
为了探索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本文将借助于开放经济中后凯恩斯对立要求模型（Post－Keynesian conflicting claims model）（Rowthorn，1977；Arestis，1986），构建以劳动市场谈判为特征的劳动收入占比决定方程，进而系统考察全球化等因素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机制。其中，收入分配不仅取决于劳方工资议价能力和资本深化程度，而且还受到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以及政府行为的影响。价格水平由要素成本和汇率水平等因素决定，由此模型推导的劳动收入占比决定式将作为本文计量分析的理论基础。
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金融开放和市场结构的不断深化，金融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其结果，金融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各国经济增长。然而，与金融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使得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因此，在当前的经济稳定再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危机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尤为重要②。在本文计量分析中，我们考察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相关文献的评述。第三节，我们借助于后凯恩斯对立要求模型构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方程，并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有关的经验数据做出说明，以提供进一步讨论的背景。第四节是基于劳动收入占比理论模型的经验研究，我们首先介绍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然后在一般动态模型框架中讨论回归分析结果，并作了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第五节是关于理论模型和计量分析的全文总结及本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评述
根据后凯恩斯对立要求理论，价格水平由企业按照可变成本加成法得到，企业的定价行为是决定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Desai（1973）、Rowthorn（1977）、Dutt（1987）和Lavoie（1992）等研究相继发现，当资本的实际收入占比低于期望值时，企业往往通过调整其成本加成比例以提高价格水平。作为劳方而言，由于此时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名义工资在劳资议价过程中获得相应的调整，但总体上，更高的单位成本加成比例意味着更高的资本收入占比（Weintraub，1959；Harris，1978；Naish，1990）。事实上，劳动和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定价行为，而且受到劳方本身的议价能力、经济发展水平、资本深化程度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等因素综合影响。特别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和FDI流动对劳资议价的作用也将显得愈发重要。
（一）关于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
基于H－O（Heckscher－Ohlin）模型与Stolp－er－Samuelson模型的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对于在劳动密集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长期，全球化贸易（IMP/GDP，EXP/GDP）的扩大所带来的劳动需求的增加，通过工资与就业等因素的影响，必然会提高国民经济中的劳动收入占比。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和资本均作为生产要素，在权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往往会倚重于资本而非劳动（Van der Hoeven&Saget，2004）③。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性持续增强，其对劳动要素的“惩罚效应”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全球化进程中激烈的竞争压力已从资本转向劳动（Feenstra&Hanson， 1997；Rodrik， 1998；Burke&Epstein，2001；Harrison，2002）。倘若该结论成立，那么，全球化将使得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趋于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文献均强调了技术偏好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当国际化生产活动中资本和技术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时，厂商在节约劳动投入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其结果必然是生产活动的资本密集程度不断提高。为获得更多资本和技术而竞争的各国经济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其劳动收入占比将趋于下降。Ghosh（2005）研究证实，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表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已成为全球化生产进程中的共同趋势，并且，对于绝大多数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产出弹性正逐渐降低，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能在工资中获得充分体现，那么，不管高技能工人还是低技能工人，工资水平和劳动收入占比都将受到不利的影响。
关于FDI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有利的方面讲，FDI的流入意味着新的项目和就业机会，进而直接刺激了本国劳动需求，与此同时，相对本地企业，外资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Zhao，2001，2002；Liu et al.，2004），“工资外溢”（pecuniary spillover）效应（Fosfuri et al.，2001）将提高整体劳动报酬水平，并且，外资规范的用工标准和现代管理技术同样有助于改善劳动者的境遇（Liu et al.，2004）。其次，FDI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譬如在两部门经济中，即使吸引外资的现代部门对劳动收入占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部门之间的外溢效应非常有限，两部门经济的劳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不利于整体就业与工资水平的提高（Galla－gher&Zarsky，2004；Ghosh，2005）。第三，外资进入亦会对国内资本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FDI将进一步降低内资企业的劳动工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也会使得中小型内资企业在劳动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譬如，Feenstra和Hanson（1997）研究发现，为吸引美国FDI流入及更多技术进步的种种压力直接影响到墨西哥低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其结果是，尽管高技能工人的需求相对增加，但占据劳动市场主体地位的低技能工人的需求锐减，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
可以说，如果全球化进程中FDI的流动是追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市场份额的扩大，那么，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显然是吸引FDI流入的主要因素。随着FDI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逐渐增强，劳动成本的相对上升所引发的资本外逃的种种威胁使得劳动工资下降的压力亦愈来愈大，这种为资本而竞争的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即劳动工资水平被压至最低。
（二）劳动收入占比与其他经济因素的关系
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作用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Diwan（2000）通过135个国家的样本进行实证考察，结论是资本深化对富裕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有促进作用，但与穷国的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
关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Diwan（2000）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扩张有利于贫穷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类似的结论在Harrison（2002）、Lee和Jay－adev（2005）和Jayadev（2007）的研究中也可得到。
当然，在考虑全球化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时，我们无法避开经济增长本身。在跨国研究中，Harrison（2002）发现劳动收入占比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呈现截然不同的变化规律：劳动收入占比在发展中国家下降而在发达国家上升。由此可以推论，在一个国家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工资份额应该是先下降后上升，整个过程犹如一条U型曲线。Elias（1990）、Hofman（2001）及Shastri和Murthy（2005）等研究也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趋于下降。但是Lee和Jayadev（2005）及Jayadev（2007）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占比在大多数时候同经济增长正相关。
（三）关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
有关中国的劳动和资本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之争，Minami和Hondai（1995）研究国有企业亏损问题时，就提出了“工资侵蚀利润”之说，然而最近的相关研究却发现，由于垄断等制度性因素，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由此造成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Kuijs，2005；王诚，2005；郑志国，2008；白重恩等，2008）。
为了系统回答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罗长远、张军（2009）从产业结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并认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是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类似的研究还包括徐现祥、王海港（2008）。赵俊康（2006）认为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需求的减少造成了工资份额的下降。王云飞、朱钟棣（2009）则从开发程度和劳动市场扭曲来分析要素收入分配的变化。邵敏、黄玖立（2010）发现，1998～2003年中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平均降低约5个百分点主要源于FDI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但贸易开放则会促进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提高。
劳动收入占比演变规律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以中国经济为背景的相关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有李稻葵等（2009）、Li等（2000）、尹恒等（2005）以及王弟海、龚六堂（2006）等。但由于新古典理论以劳动市场出清为前提，无法体现Lewis（1954）关于二元经济下无限劳动力供给这一假设，因此该理论体系下的各种学说难以解释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龚刚、林毅夫，2007）。与新古典理论体系不同的是，后凯恩斯经济学是一个颠覆性“无需均衡”（“without equilibrium”；Arestis，1996）的开放性理论框架，当劳动市场无法出清时，该理论体系易于反映劳资双方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问题。本文将试图在后凯恩斯对立要求理论框架下考察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
在解释全球化对工业化过程中各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本国要素市场各方“谈判力量”机制（Arestis&Skott，1993；Guscina，2006）。例如，Onaran（2009）关于工资收入占比的跨国研究显示，全球化因素正是通过劳动市场的劳资议价机制影响了各国的工资占比水平。因此，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技术和偏好决定生产过程中各要素收益不同的是，本文将借助于开放经济中的后凯恩斯对立要求模型，构建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决定方程。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对资本而言，劳动力资源较为丰裕，因此，资本深化程度对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④。
具体地，工资形成决定于劳动供需双方的议价能力，劳动供给方在其预期通胀率（Pe）和预期劳动生产率（PRODe）水平下进行名义工资议价，其总量上所对应的劳动收入占比（LSB）不仅取决于劳动市场的松紧状况（劳动就业率：E/N）⑤、国内经济的资本深化程度（K/Y）⑥，而且也依赖于进出口贸易和FDI等全球化因素的综合作用。总体上，工资调整存在一定的“刚性”（stickiness）（Setterfield&Love－joy， 2006）。
因此，根据议价机制的劳动收入占比可表示为：
其中，GLOBAL为向量形式，表示进出口贸易和FDI等全球化因素。由于实际劳动收入占比（LS）为实际协议工资（W）与实际劳动生产率（PROD）及实际价格水平（P）的比值，经对数化的线性表达式即为⑦：
lst=wt－prodt－pt
为获得反映劳资议价能力的实际劳动收入占比方程，首先可将LSB的表达式对数变换，得到基于劳资议价能力的工资决定方程：
在上述工资决定方程中，劳动市场的就业人口（e）取决于劳动需求状况。按照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劳动需求往往与名义总产出水平（y＋n）正相关，同时，就业水平又与单位劳动成本负相关。在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定义此处的劳动成本由实际劳动收入占比（ls）表示，进一步考虑成本的滞后效应，由此可得以下就业水平决定方程：
et=β0＋β1（γ1＋nt）－β2lst－β3lst
关于价格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期望则反映了劳动市场不完美信息条件下的理性预期：
其中，
的取值不仅取决于预期本身的各种机制，而且体现了劳动供给方的议价能力。特别地，当
时，协议工资并未充分地反映通胀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关于价格水平的决定，依照Sylos－Labini（1979）的做法，由具有卡莱茨基精神（kaleckian spirit）的典型企业按照可变成本加成法得到。其中，可变成本包括劳动成本和中间投入品等。将各变量的函数关系进一步线性化即有⑧：
pt=m＋σlst＋τ0xt＋τ1xt－1
其中，m=lnM，M=1＋加成比例，该值大小由企业的寡头垄断力量决定。ls用于表示企业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x为汇率水平，表示汇率变动对本国价格水平的传递效应（pass through effect）。
对于劳动生产率（prod）的决定，我们可以方便地定义为按一定比例折算的实际人均产出，具体为：
prodt=θ（y1－pt）
综合上述分析，并考虑到政府财政支出（G）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影响⑨，我们可得到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方程：
lst=ω0＋ω1lst－1＋ω2yt＋ω3yt－1＋ω4xt
＋ω5xt－1＋ω6nt＋ω7（K/L）t＋ω8Gt＋ω9globalt
其中，ωi（i=1，……，9）代表上述各式中系数的代数组合，其符号有待检验。常数项（ω0）反映了加成水平、议价能力与就业水平等外生变量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的样本跨期长度有限，考虑到计量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相关的二阶滞后变量并未在上述劳动收入占比决定方程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