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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以上分析没有考虑政府行为，但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扭曲要素价格的赶超战略（林毅夫，1994）。在赶超思维的影响下，资源被大量集中到重工业部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则被忽视，这降低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速度，难以有效改善二元经济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赶超战略在片面强调赶超型产业资本积累速度的同时，还造成严重的重复低效建设问题，延长了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时间，延缓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提高。当然，我们也不认同发展中国家政府硬性干预劳动市场以便提高劳动者工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主张，如果不注重维护劳动市场的正常发展环境，而是片面移植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政策，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速水佑次郎，2003）。我们认为，为有效提高二元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需采取能最大限度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促进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发展战略，这是一种典型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四、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趋降的机理阐释
历经30余年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仍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即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与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依然有较大差距。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人口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0.3%，“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中需解决的重大难题。传统部门以自给自足型农业为主体，资本非常稀缺，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基础设施有待改善，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化生产模式决定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农业人均收入维持在较低水平，适用于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仍未全面覆盖到农村。从技术方面看，我国农业主要采用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耕作技术，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低下，人力资本禀赋不高，这都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图2描绘了我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报酬的变动情况，可见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报酬都比较低，二者之间差距很小，协同变化趋势明显，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这说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并非来源于传统部门，而是由现代部门引起的。现代部门的变动趋势与传统部门截然相反，尽管受城乡分割政策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难以完全自由流动，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隐蔽失业的劳动力仍然给现代部门带来了沉重的就业压力，导致其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劳动供给曲线斜率较小。另一方面，现代部门的平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禀赋和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快速提高，进而大大提高了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由图2可见，现代部门的平均劳动报酬虽然比同时期传统部门的平均劳动报酬高出很多，但平均劳动报酬曲线与劳动生产率曲线的“喇叭口”不断扩大，2000年后分化趋势更加突出，从而在供求关系作用下使现代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
但近年来，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进入现代部门，其数量大幅缩小，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否有效提升以便继续释放农业富余人员。自2003年开始，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刘易斯拐点”可能在2010年前后到来（蔡防，2007）。这意味着按照其观点，我国将进入拉尼斯和费景汉模型中的阶段Ⅱ，即随着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逐步增大，劳动收入份额将迎来从趋降到趋升的“U”型曲线最低点。
五、结语
城市工业部门沉重的就业压力严重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在谈判中的地位，从而造成其收入增长缓慢，这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我国现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应当从根本抓起，尽快吸纳我国大量存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这要求我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资本、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政府支持。同时纠正我国要素市场存在的扭曲情况，破除行政性垄断，防止政府采取依靠批准资本、资源密集型的大项目来争取社会投资，集中有限的资源，大力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来造政绩的现象。
同时应当加强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从而增加全社会的熟练劳动力供给，缓解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压力。这样既可以提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增加他们的劳动收入，而且有利于我国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升级，从长远来讲也是十分有利的。
在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中，最低工资、工会、《劳动合同法》等保护劳动者权益政策的实施要慎重。这是因为，这些政策会改变要素市场的价格，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会导致企业改变要素投入比例和偏技术进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当前发展阶段沉重的就业压力，因此不宜实行一刀切的保护劳动者权益政策。我国不同地区的就业压力差别很大，就业压力较小的地区可以适度采取各种保护劳动权益的政策，就业压力较大的地区可以采取一些弹性较大的保护劳动者权益政策，比如工会和工资协商机制等。过度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的结果却极有可能增加失业率，增加就业压力，延缓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反而不利于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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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磊，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郭玉清，南开大学财政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