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分析（一）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一个资源错配对TFP影响的核算框架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宏观经济、产业相关数据，估算了当前中国农业部门就业比重过大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以来，劳动力错配对TFP有着明显的负效应，以不同的指标计算，在-2%到-18%之间，并呈逐渐扩大趋势。这种负的效应随着发展和改革的历程有明显的波动趋势；把总效应分解为工资差异效应和部门份额效应以后，显示中国当前的劳动力错配对TFP产生的负效应主要是由于部门间的工资差异所致。
    关键词：劳动力错配，二元经济，结构变动，全要素生产率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一些经济结构的非均衡现象依然存在，并且在逐渐扩大，成为阻碍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约束。主要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并进一步演化为三农问题，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和服务业比例严重失调。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产业部门之间的就业结构失衡，即劳动力错误配置（以下简称为错配）。1990年末，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约3.89亿，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约60%。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约为1.39亿和1.20亿，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是21.4%和18.5%。到2007年末，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约3.14亿，比重下降到40.84%，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约2.06亿和2.49亿，所占比重分别升至26.79%和32.40%。虽然，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尽管绝对数和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但无论是从绝对数还是从所占比重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都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根据发达国家和早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经验，在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内，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大都降低到10%以内。即使考虑到统计口径，①中国现有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距离10%的水平还相差甚远！
    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商品市场基本上已经市场化，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破除阻碍各种要素有效再配置的制度约束。微观层面的要素流动障碍会导致中观层面的经济结构失衡，而这一定会对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许多研究表明，由于受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受到阻碍，土地要素也难于得到优化配置，中国的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阻滞，非农产业部门的升级和扩大进程减缓。所以，当前的要素错配与失衡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扭曲程度到底有多大，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将有多大。
    要素流动理论早就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核心课题，但随着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融合，在二元经济的增长核算框架下定量地分析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成为发展和增长理论的一个前沿课题。我们利用近年来增长和发展理论中结构变动与二元经济核算的相关理论框架，尝试定量地估算当前劳动力错配（表现为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和非农部门就业比例失衡）对经济增长（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介绍定量分析的核算框架；第四部分说明数据来源、处理方法和参数的校准，并对测算结果进行解释；第五部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
    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者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了TFP上面。比如，人均GDP的跨国差异主要是由TFP的差异引起的（Klenow & Rodriguez-Clare，1997；Hall ＆ Jones，1999），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也是不断地从TFP中分离出去，比如技术、制度、文化、地理等。Chari et al.（2007）发现经济周期的短期波动也可以用TFP来解释。自从Prescott（1997）提出建立一个TFP理论以来，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TFP差异的文献不断出现。Hall & Jones（1999）强调了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Parente & Prescott（1999）强调了技术应用障碍的作用，Lagos（2006）强调了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宏观经济效应。
    以单一部门总生产函数为主要分析工具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增长核算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会产生系统的误差。所以，以两部门甚至多部门增长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渐成为增长和发展理论的热点。近年来，不少研究发现部门结构及其变动对TFP有显著影响。按照对要素流动假设的不同，可以把现有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坚持要素充分流动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假设同质要素在各个部门之间自由充分流动，获得相等的边际报酬。这类文献主要是讨论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非位似偏好导致的收入效应和部门技术差异导致的替代效应两大动力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就业会单调减少，服务业就业会单调增加，工业部门就业会先增加后减少呈现“驼峰”形状，这也被称为“库兹涅茨事实”。其代表有Echevarria（1997）、Kongsamut et al.（2001）、Foellmi & Zweimuller（2008）、Ngai ＆ Pissarides（2007）、陈体标（2007）、Acemoglu & Guerrieri（2008）等。另一类是坚持假设存在要素流动障碍的发展经济学传统的新二元经济增长理论。这类文献利用两部门增长模型，考虑部门要素的非充分流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要素报酬存在明显差距，并进行发展核算（development accounting exercise），其代表有Temple（2001，2004，2005，2006）、Vollrath（2008）、Cordoba & Ripoll（2006）、Chanda & Dalgaard（2005）等。
    另外，近年来在对跨国差异的研究中，资源错配对经济增长（TFP）的影响成为解释各国发展差异的一个有力工具。因为结构变动必然伴随着资源的再配置过程，所以这两方面的文献存在着很大的交叉和融合。比如Hsieh & Klenow（2007）、Aoki（2008a，2008b）、Rogerson（2008）、Duarte和Restuccia（2009）等。Restuccia ＆ Rogerson（2008）指出，许多从TFP的角度来解释人均收入跨国差异的模型都可以看作是资源错配的理论。
    国内对TFP的核算大都是基于单一部门的总生产函数，或者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也采用不同的方法，选取了不同时期的数据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进行了分析与测算，如张保法（1997）、胡永泰（1998）、蔡昉（1999）、潘文卿（1999）、徐现祥（2001）、刘伟、李绍荣（2002，2005）、李勋来和李国平（2005）等。上述文献都不同程度地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再配置对经济增长（TFP）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具有一定时间上的阶段性和区域上的差异性。上述文献考察了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对TFP的正面影响作用，其理论基础和测算方法大多是基于Cheney（1986）或者Denison（1974）较早的研究框架。最近，刘伟、张辉（2008）用“转换份额分析”把结构变动效应从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分解出来，研究了1978—2006年产业结构变动对生产率的贡献。
    与以上文献不同，本文利用最近在经济增长研究中被广泛采用资源错配的分析框架，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错误配置对TFP的影响。并且，我们的研究结果对现有研究的结论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支持。徐现祥（2001）发现，劳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呈下降趋势，而我们通过计算发现，劳动力错配效应也呈扩大趋势。但是，与其对下降趋势的解释（徐认为劳动力结构效应下降是收入阶段决定的）不同，我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城乡分割制度越来越成为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制约瓶颈。我们发现，劳动力错配效应从1994年逐年扩大到2001年，这和刘伟、张辉（2008）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时发现，1998—2002年间结构效应降低是相互支持的。
    本文所用的核算劳动力错配效应（misallocation effect）的分析框架与Denison（1967）、Barro（1999）、Temple（2001）等核算劳动力部门转移效应（sectoral effect）的分析框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两者都是考察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配置对TFP的影响，都属于对TFP的影响因素分析的方法。其次，两者的分析思路是相对的，劳动力部门效应核算的是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已经发生的转移对TFP正的影响；而劳动力错配效应则是核算的是当前的劳动力配置扭曲对TFP的一种负的影响，即由该转移没有转移的劳动力而造成的效率损失。最后，两者在分析方法与技术处理上也有区别，错配效应分析要确立一个参照系，用来解决“如果扭曲消失，效率会提高多少”的问题。另外，错配效应还要定义一个“楔子”来测度扭曲，而劳动力部门效应则可以用边际产出效应差异、劳动力份额等指标直接表达（Temple，2001）。
    与本文联系最密切的文献为Aoki（2008）、Rogerson（2008）、Duarte & Restuccia（2007）。除Aoki（2008）以外的三篇文献都是通过对一个两部门模型进行校准的方法来研究要素错配对TFP的效应的。本文一方面借鉴了Aoki（2008a）的核算方法之外，还参考了Vollrath（2008）、Cordoba & Ripoll（2006）在进行发展核算（development accounting）时的一些研究结果。另一方面，与Aoki（2008a）不同，我们在确定无劳动力转移障碍状态下的部门规模时，把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长奇迹和韩国20世纪60年代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构变动作为中国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参照系，来对比研究中国的劳动力错配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三、理论框架
    
    假设经济中有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每一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a和Yn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产出，Ka和Kn、La和Ln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K和L分别为总的资本和劳动量，Aa和An分别为两个部门的总生产率（TFP）。上述生产函数和Hayashi & Prescott（2008）、Aoki（2008a，2008b）的生产函数一样，假设资本和劳动在部门之间都是同质的，资本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没有障碍，所以两个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在均衡时会相等。假设劳动力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时存在着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各种障碍，所以，两个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着差异。②由于部门内部厂商之间还是竞争的，资本和劳动还是获得边际报酬：
    

    其中，pa和pn分别为农业部门产出和非农产出的价格，r为两部门统一的资本价格，ωa和ωn别为农业部门的工资和非农部门的工资。根据（1）式与（2）式可得：
    

    是表示劳动力流动障碍的一个摩擦系数。当不存在劳动力障碍，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配置完全有效时，。Aoki（2008b）利用Chari et al.（2002，2007）在进行经济周期核算（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时以比例税收形式代替各种要素配置扭曲形式的思想，构建了劳动力配置的楔子：③
    

    其中，为关于劳动力的比例税收。当，这时不存在劳动力配置摩擦或劳动力楔子。
    （一）总效应
    假设总生产函数Y=Y（Ya，Yn）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并设（Y/（Yi=pi，于是有Y=paYa+pnYn。为了测度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的劳动力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需要比较两种状态下的产出，一种是实际存在的带有劳动力流动摩擦的情况，另外一种是假设的没有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情况。用Yb表示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时的产出，Ynb表示假设的不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时的产出。
    在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上来度量TFP的增长，可以追溯到Jorgenson ＆ Griliches（1967）。他们在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对连续时间模型运用指数方法进行了合理的离散近似。Diewert（1976）研究表明，如果生产函数具有超越对数形式，则测算TFP所采用的托恩奎斯特指数（Tornqvist index）是一个精确的指数，并且和费氏指数（Fisher index）很接近。④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其他函数形式很好地二阶近似。因此，即使潜在的真实生产函数不是超越对数的形式，离散的托恩奎斯特指数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两种状态下产出的托氏指数（Tornqvist index）为：。可以证明，上面的托氏指数形式具有很好的经济学意义，⑤即。可见，两种状态下的总产出的对数形式之差可以用加权的两种状态下的部门产出的对数之差表示。
    根据Christensen et al.（1973），TFP差异的一个标准定义是：
    

    可以证明，最后两项约等于零。⑥综上，得到劳动力错配对TFP的总效应为：
    

    该式揭示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导致的劳动力错配会通过部门规模劳动份额ηj，和劳动力流动障碍总生产率产生影响。比如，当不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时，两个部门的工资相等，上式的右边便等于零。可见，劳动力错配对TFP产生的影响是源于劳动力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边际报酬的差异，部门规模和劳动份额对这种效应起到了放大的作用。根据Cordoba & Ripoll（2006）的研究，在把农业部门考虑进到发展核算的框架后，跨国TFP的离差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工资差异。
    （二）效应分解
    根据以上分析，在部门内劳动份额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错配对TFP影响有两种效应：一种可以称之为价格效应，即通过部门问的工资差异对TFP产生影响；另一种可以称之为规模效应，即通过部门的名义规模差异对TFP产生影响。在分析一个国家的时间序列维度上的经济增长行为时，对这两种效应的区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可以对比某个时期前后，这两种效应的变化，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战略促进经济的结构变动。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错配效应主要是通过工资差异对TFP产生影响时，制定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或者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进行补贴从而缩小工资差距，可能是比较适当的经济政策；当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主要是由部门的名义份额差异所导致时，在现有的工资差异的基础上，加快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扩大非农产业部门的规模，则是比较优先考虑的政策选择。
    具体联系到中国的现实，价格工资差异效应和规模差异效应的区分更具现实意义和政策涵义。中国无论是在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的差异方面，还是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规模差异方面都很显著。许多研究表明，改革以来，虽然农业规模逐渐缩小，非农部门规模逐渐扩大，但是，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工资差距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所以，考察改革以来劳动力错配对经济增长的总的效应是这种量价效应的总合，对其进行一定形式的分解可以看到劳动力错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扭曲作用中孰重孰轻，为制定政策促进结构变动，优化要素配置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要想在时间的维度上区分两种效应，必须假设一种情况，即某个时点前后只是工资差异变动或者只是部门的名义规模变动，而另一个保持前一期的水平不变。根据这个假设计算出一种假设的效应水平。其计算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劳动力不当效应的计算是根据T1期的部门名义规模差异，T2期的工资差异。为了强调部门名义规模的不变，的上标还是用T1期来表示。T1期和T2期内的劳动力配置扭曲效应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式子来表示：
    

    通过上式，可以计算任何两个时期或者两个时点上的劳动力错配效应的变化，并且通过分解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主要是由工资差异导致还是由部门名义规模的扩大效应导致的。

责任编辑：何容